普奥战争，兄弟阋墙：德意志为何不要奥地利

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6月下，作者郭晔旻，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德意志所瞩望于普鲁士的不是它的自由主义，而是它的实力……当代的重大问题是不能够用演讲和多数投票解决的，这是1848年的人们所犯的错误，而只能够用铁与血。”

——奥托·冯·俾斯麦　1862年

“德意志的戈尔迪之结只有用军刀斩开”

拿破仑的大炮摧毁了延续几达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在战胜拿破仑之后，反法同盟各国在1815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虽然秉承“正统主义”原则，却也无法完全恢复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秩序，由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汉诺威和符腾堡组成的五强委员会，于1815年6月8日签署了《德意志邦联条例》，据此，38个君主国和自由市在神圣罗马帝国这个中世纪遗物废墟上结合成一个“德意志邦联”。但是，与其说它是一个政治实体，倒不如说是一个“微型联合国”。除了一个设在法兰克福的邦联议会之外，它没有中央政府，没有国家元首，没有统一的最高法院。在内政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各邦都有自主权，其中最强大的两个成员国，奥地利帝国只有旧属神圣罗马帝国的奥地利大公国、波希米西王国等地属于邦联，同样，普鲁士王国的东普鲁士、西普鲁士和波森也不在邦联之内。相反，有3个非德意志的君主却算作它的成员，即英国国王代表汉诺威王国，丹麦国王代表荷尔斯坦因公国，荷兰国王代表卢森堡大公国。甚至邦联的纲领也是“要保持德意志内外的安全和德意志各邦的独立与不可侵犯”，事实上也就是继续维持德意志的分裂状态。

但是，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洗礼之后，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已经觉醒，“哪里有人说德语，哪里就是德意志”的呼声响彻云霄，全德人民关于民族统一和自由的愿望再也无法消除。围绕着统一的方式出现了两种主要思潮，以奥地利为核心的“大德意志”和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小德意志”——两者的区别是，是否要把哈布斯堡王朝这个庞大的中欧帝国（其国内斯拉夫人数量几乎是德意志人的3倍）驱逐出统一后的德意志国家。

1862年出任普鲁士王国首相的奥托·冯·俾斯麦坚定地主张后者：“不能把一个容有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的沉重包袱背在自己的身上……德意志并不会因为输入大量的斯拉夫血液而强大起来。”甚至在他尚未出任首相前，已经声称，“一旦有机会，我就对奥地利宣战，解散德意志邦联，把小邦置于我的影响下，从而实现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统一”。为了“把奥地利排除出德国，把德意志邦联毁灭”，这位“铁血宰相”决不允许长期存在普、奥分割德意志霸权的“二元政治”，一定要与奥地利一决雌雄：“德意志诸邦相互关系的戈尔迪之结（形容缠绕不已、难以理清的问题）不能用脉脉含情的二元办法解开，只有用军刀斩开。”

完成这一使命需要一支强大的武装，就像俾斯麦自己说的一样：“没有普鲁士的军队，并且是一支强大的普鲁士军队，德意志民族的观念根本就不会实现。”虽然当时的欧洲很少有人认识到普鲁士由于进行工业革命而具有的潜力，更把普军看成大陆上最无能的军队之一；普鲁士当局决心打造一支不弱于三大强邻（法、奥、俄）的军事力量，并不惜以28％的岁入供养这支军队。到1861年，普鲁士的常备野战军已经膨胀到36.7万人（火炮864门），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在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普鲁士，适龄青年在常备军服役8年后还要在后备军服役11年，从而使得“和平时期组成173个团519个营，在战时可以变成1730个营”，通过一套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动员体制，普鲁士只需要3个星期就可以完成战争动员，并利用战略性的铁路网赋予的高机动性，使得军队能够以6倍于拿破仑时代的行军速度前进：1866年，普鲁士在汉堡－吕贝克地域举行了首次大规模铁路运输演习。

另一方面，“总参谋部的建立也许是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革新”，1858年毛奇就任普鲁士总参谋长后，敏锐觉察到工业革命时代背景下战争已经变为一门需要统筹规划的科学。他的著名格言为：“先计算，后冒险。”经过其改革后的具有时代气息的总参谋部成为“军队大脑”，使战争这个过去一直为贵族所垄断的领域为科学家所占领。对进入总参谋部人员的素质也有了严格的要求，即必须是在陆军大学毕业、见习两年经考试合格的军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奥地利的一些高层将领们曾听取普鲁士驻奥武官向他们介绍一种早在普军中采用的图上作业法，大惑不解地问道：“这种兵棋怎么计分”武官回答：“这种兵棋不是为了赌钱。”奥地利的将帅们大为失望：“那就没意思了！”无怪乎，法国驻普鲁士武官惊呼，“在普鲁士的各种优势因素中，其最重要的却莫过于他们的总参谋部军官团”。

“形势还从来没有这么有利过”

1863年，精明的俾斯麦终于觅得了一个机会。这一年，丹麦国王把自己兼任大公的“个人领地”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正式并入丹麦，这引起了德意志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民族荣誉”的问题，要求将两公国从丹麦解放出来。为了制止丹麦的兼并，同时也为了窥探奥地利的军事实力，以便能够把这个不共戴天的仇敌打败，俾斯麦认定：“我认为现在让奥地利和我们站在一起是适宜的；是否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刻和由谁肇始，我们将看一看。”

1864年2月1日，普、奥联军6万多人，火炮158门，在普鲁士元帅弗兰格尔指挥下，向丹麦开战。7月初，日德兰半岛被占领，丹麦无力抵抗，被迫于8月1日向普、奥求和，割让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接下来的《加施泰因公约》是俾斯麦的得意之作，这个“猜不透的迷魂阵”规定，石勒苏益格归普鲁士管辖，与普鲁士接壤的荷尔施泰因反而归奥地利管辖，这使奥地利对荷尔施泰因的行政管理权没有得到保障，并且经常处于摩擦、冲突和危险之中，而“俾斯麦完全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时机，利用这类冲突中的一个来对奥地利进行严重打击”。

在与奥地利摊牌之前，俾斯麦展开“多边外交”活动。他清楚地知道，将德意志统一在“普鲁士尖顶盔”下，就等于破坏欧洲列强在维也纳会议上安排的欧洲秩序，因而列强不会作壁上观的。为此，俾斯麦首相与英国达成关税协议，使英国获得了很大的商业利润，因此不想开罪普鲁士。“（英国首相）帕麦斯顿认为，普鲁士的扩大（不管用了什么不正当的手段）并不违反英国的利益；相反，法国和俄国，而不是中欧列强，才是欧洲大陆上的不安定因素，并且还是欧洲以外地区大英帝国的对手。”

至于欧洲大陆东西两端的两个大国：彼得堡对柏林在1863年波兰起义问题上所持的中立立场至今仍感激不尽；同时，俄国国内财源枯竭，波兰及俄国内部的局势又很动荡，无力干涉。而对于法国，1865年俾斯麦不惜口头承诺拿破仑三世“在讲法语的地区扩充其疆界，他都予以承认”，早就觊觎莱茵河“天然边界”的拿破仑三世虽然并不相信这个保证，但他却默许普鲁士人开战，表示绝不“让自己紧靠着一个靶子（指奥地利）站着”。因为他笃信普奥战争是长期的、破坏性的，到那时法国将坐收渔翁之利，利用普奥的两败俱伤取得所需要的一切领土。最后，为了使奥地利两线作战和普鲁士速胜，1866年4月8日，俾斯麦与正急切地等待着从奥地利手里“解放”威尼斯的意大利缔结为期3个月的军事同盟条约，将后者直接绑在了普鲁士的战车之上。

通过“多面外交”创造了如此有利的国际环境后，俾斯麦着手捕捉战机，对奥地利开战。1866年　2月2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举行御前会议，太子、政府成员、国王军事顾问、总参谋长、驻法大使等出席。俾斯麦就1815年以来的普奥关系作了分析和总结，并得出结论说：“对普鲁士来说，当前德意志和欧洲的形势还从来没有这么有利过。”除太子外，与会者都同意俾斯麦的分析。3月29日，威廉一世下令增强普鲁士边防部队，表示不能容忍奥地利“伪善的假面具”，决心要把它撕破。

1866年6月10日，俾斯麦有意挑衅，指示普鲁士驻法兰克福公使向邦联议会提出建立一个把奥地利排除在外的德意志邦联国家的改革计划，以达到与奥地利决裂的目的。奥地利果然反对，两国在会上发生冲突，到6月15日最终演变为普鲁士与奥地利这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的阋墙之战。整个德意志邦联一分为二，13个“忠于邦联的”邦国同18个“脱离主义的”邦国相对峙，后者除普鲁士外大多是北德的中小邦。但事实上只有普、奥两个大国才是起决定作用的敌手，军事方面也是在它们之间决定胜负。毛奇对此直言不讳，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祸害”，“并不是因为普鲁士的生存受到威胁而开始的……这场斗争不是为了争夺领土，而是为了统治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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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6月下，作者郭晔旻，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德意志所瞩望于普鲁士的不是它的自由主义，而是它的实力……当代的重大问题是不能够用演讲和多数投票解决的，这是1848年的人们所犯的错误，而只能够用铁与血。”

——奥托·冯·俾斯麦　1862年

“德意志的戈尔迪之结只有用军刀斩开”

拿破仑的大炮摧毁了延续几达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在战胜拿破仑之后，反法同盟各国在1815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虽然秉承“正统主义”原则，却也无法完全恢复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秩序，由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汉诺威和符腾堡组成的五强委员会，于1815年6月8日签署了《德意志邦联条例》，据此，38个君主国和自由市在神圣罗马帝国这个中世纪遗物废墟上结合成一个“德意志邦联”。但是，与其说它是一个政治实体，倒不如说是一个“微型联合国”。除了一个设在法兰克福的邦联议会之外，它没有中央政府，没有国家元首，没有统一的最高法院。在内政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各邦都有自主权，其中最强大的两个成员国，奥地利帝国只有旧属神圣罗马帝国的奥地利大公国、波希米西王国等地属于邦联，同样，普鲁士王国的东普鲁士、西普鲁士和波森也不在邦联之内。相反，有3个非德意志的君主却算作它的成员，即英国国王代表汉诺威王国，丹麦国王代表荷尔斯坦因公国，荷兰国王代表卢森堡大公国。甚至邦联的纲领也是“要保持德意志内外的安全和德意志各邦的独立与不可侵犯”，事实上也就是继续维持德意志的分裂状态。

但是，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洗礼之后，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已经觉醒，“哪里有人说德语，哪里就是德意志”的呼声响彻云霄，全德人民关于民族统一和自由的愿望再也无法消除。围绕着统一的方式出现了两种主要思潮，以奥地利为核心的“大德意志”和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小德意志”——两者的区别是，是否要把哈布斯堡王朝这个庞大的中欧帝国（其国内斯拉夫人数量几乎是德意志人的3倍）驱逐出统一后的德意志国家。

1862年出任普鲁士王国首相的奥托·冯·俾斯麦坚定地主张后者：“不能把一个容有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的沉重包袱背在自己的身上……德意志并不会因为输入大量的斯拉夫血液而强大起来。”甚至在他尚未出任首相前，已经声称，“一旦有机会，我就对奥地利宣战，解散德意志邦联，把小邦置于我的影响下，从而实现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统一”。为了“把奥地利排除出德国，把德意志邦联毁灭”，这位“铁血宰相”决不允许长期存在普、奥分割德意志霸权的“二元政治”，一定要与奥地利一决雌雄：“德意志诸邦相互关系的戈尔迪之结（形容缠绕不已、难以理清的问题）不能用脉脉含情的二元办法解开，只有用军刀斩开。”

完成这一使命需要一支强大的武装，就像俾斯麦自己说的一样：“没有普鲁士的军队，并且是一支强大的普鲁士军队，德意志民族的观念根本就不会实现。”虽然当时的欧洲很少有人认识到普鲁士由于进行工业革命而具有的潜力，更把普军看成大陆上最无能的军队之一；普鲁士当局决心打造一支不弱于三大强邻（法、奥、俄）的军事力量，并不惜以28％的岁入供养这支军队。到1861年，普鲁士的常备野战军已经膨胀到36.7万人（火炮864门），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在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普鲁士，适龄青年在常备军服役8年后还要在后备军服役11年，从而使得“和平时期组成173个团519个营，在战时可以变成1730个营”，通过一套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动员体制，普鲁士只需要3个星期就可以完成战争动员，并利用战略性的铁路网赋予的高机动性，使得军队能够以6倍于拿破仑时代的行军速度前进：1866年，普鲁士在汉堡－吕贝克地域举行了首次大规模铁路运输演习。

另一方面，“总参谋部的建立也许是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革新”，1858年毛奇就任普鲁士总参谋长后，敏锐觉察到工业革命时代背景下战争已经变为一门需要统筹规划的科学。他的著名格言为：“先计算，后冒险。”经过其改革后的具有时代气息的总参谋部成为“军队大脑”，使战争这个过去一直为贵族所垄断的领域为科学家所占领。对进入总参谋部人员的素质也有了严格的要求，即必须是在陆军大学毕业、见习两年经考试合格的军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奥地利的一些高层将领们曾听取普鲁士驻奥武官向他们介绍一种早在普军中采用的图上作业法，大惑不解地问道：“这种兵棋怎么计分”武官回答：“这种兵棋不是为了赌钱。”奥地利的将帅们大为失望：“那就没意思了！”无怪乎，法国驻普鲁士武官惊呼，“在普鲁士的各种优势因素中，其最重要的却莫过于他们的总参谋部军官团”。

“形势还从来没有这么有利过”

1863年，精明的俾斯麦终于觅得了一个机会。这一年，丹麦国王把自己兼任大公的“个人领地”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正式并入丹麦，这引起了德意志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民族荣誉”的问题，要求将两公国从丹麦解放出来。为了制止丹麦的兼并，同时也为了窥探奥地利的军事实力，以便能够把这个不共戴天的仇敌打败，俾斯麦认定：“我认为现在让奥地利和我们站在一起是适宜的；是否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刻和由谁肇始，我们将看一看。”

1864年2月1日，普、奥联军6万多人，火炮158门，在普鲁士元帅弗兰格尔指挥下，向丹麦开战。7月初，日德兰半岛被占领，丹麦无力抵抗，被迫于8月1日向普、奥求和，割让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接下来的《加施泰因公约》是俾斯麦的得意之作，这个“猜不透的迷魂阵”规定，石勒苏益格归普鲁士管辖，与普鲁士接壤的荷尔施泰因反而归奥地利管辖，这使奥地利对荷尔施泰因的行政管理权没有得到保障，并且经常处于摩擦、冲突和危险之中，而“俾斯麦完全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时机，利用这类冲突中的一个来对奥地利进行严重打击”。

在与奥地利摊牌之前，俾斯麦展开“多边外交”活动。他清楚地知道，将德意志统一在“普鲁士尖顶盔”下，就等于破坏欧洲列强在维也纳会议上安排的欧洲秩序，因而列强不会作壁上观的。为此，俾斯麦首相与英国达成关税协议，使英国获得了很大的商业利润，因此不想开罪普鲁士。“（英国首相）帕麦斯顿认为，普鲁士的扩大（不管用了什么不正当的手段）并不违反英国的利益；相反，法国和俄国，而不是中欧列强，才是欧洲大陆上的不安定因素，并且还是欧洲以外地区大英帝国的对手。”

至于欧洲大陆东西两端的两个大国：彼得堡对柏林在1863年波兰起义问题上所持的中立立场至今仍感激不尽；同时，俄国国内财源枯竭，波兰及俄国内部的局势又很动荡，无力干涉。而对于法国，1865年俾斯麦不惜口头承诺拿破仑三世“在讲法语的地区扩充其疆界，他都予以承认”，早就觊觎莱茵河“天然边界”的拿破仑三世虽然并不相信这个保证，但他却默许普鲁士人开战，表示绝不“让自己紧靠着一个靶子（指奥地利）站着”。因为他笃信普奥战争是长期的、破坏性的，到那时法国将坐收渔翁之利，利用普奥的两败俱伤取得所需要的一切领土。最后，为了使奥地利两线作战和普鲁士速胜，1866年4月8日，俾斯麦与正急切地等待着从奥地利手里“解放”威尼斯的意大利缔结为期3个月的军事同盟条约，将后者直接绑在了普鲁士的战车之上。

通过“多面外交”创造了如此有利的国际环境后，俾斯麦着手捕捉战机，对奥地利开战。1866年　2月2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举行御前会议，太子、政府成员、国王军事顾问、总参谋长、驻法大使等出席。俾斯麦就1815年以来的普奥关系作了分析和总结，并得出结论说：“对普鲁士来说，当前德意志和欧洲的形势还从来没有这么有利过。”除太子外，与会者都同意俾斯麦的分析。3月29日，威廉一世下令增强普鲁士边防部队，表示不能容忍奥地利“伪善的假面具”，决心要把它撕破。

1866年6月10日，俾斯麦有意挑衅，指示普鲁士驻法兰克福公使向邦联议会提出建立一个把奥地利排除在外的德意志邦联国家的改革计划，以达到与奥地利决裂的目的。奥地利果然反对，两国在会上发生冲突，到6月15日最终演变为普鲁士与奥地利这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的阋墙之战。整个德意志邦联一分为二，13个“忠于邦联的”邦国同18个“脱离主义的”邦国相对峙，后者除普鲁士外大多是北德的中小邦。但事实上只有普、奥两个大国才是起决定作用的敌手，军事方面也是在它们之间决定胜负。毛奇对此直言不讳，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祸害”，“并不是因为普鲁士的生存受到威胁而开始的……这场斗争不是为了争夺领土，而是为了统治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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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膛来复枪的优势

普奥战争实际上在3条战线上进行。在北方的德意志战线，普鲁士军队与亲奥地利的德意志邦国作战。国王们逃跑了，公侯们束手就擒。认为这一次是为了德意志的统一而战的普鲁士人士气高昂，直捣法兰克福自由市，逼迫该城交出巨额赔款并对市长发出恐吓：要么接受和平，要么吊死。古老的纽伦堡这时如梦初醒：这里开不得半点玩笑，于是主动打开城门，对普鲁士人拱手相请。只有汉诺威进行了微弱抵抗并于6月24日战败投降，北德大部分地区就此落入普军之手。

相反，在西南战线，老奸巨猾的俾斯麦这次失算了。意大利传来消息，普鲁士的盟友与奥地利人初次交锋便被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对此，俾斯麦大吃一惊：“我知道，他们是会被打败的！但我原以为，他们为了体面至少也要坚持一两天……”他完全没有料到他的盟国竟如此缺乏战斗力。意军丢人现眼的惨败有可能破坏俾斯麦打算分割奥军的计划。但是毛奇出奇制胜的战略则弥补了这一意外。由于普鲁士的兵力动员和战略指挥充分利用先进的铁路运输线以及电报，普军的机动与指挥始终胜敌一筹。在决定性的战场：萨克森与奥地利边境宽达420公里的正面上，很短时间就集结了25.4万人，火炮800门。在6月底，毛奇已形成集中3路普军合围向北波希米亚挺进的奥军的计划。俾斯麦和普军大本营一起南下做孤注一掷：“如果打败了，我就不再回来，我将死在最后的一次突击中。”

相比普鲁士人的咄咄逼人，哈布斯堡王朝的反应只能用迟缓来形容，“奥军的军需机构也和奥地利一切行政机构一样，是行贿受贿和营私舞弊的巢穴”，它庞大的军队完成动员需要七八个星期之久。虽然如此，依靠内线作战的优势，奥地利依然集中了近24万军队迎战普鲁士——当时，奥地利的陆军被公认是欧洲最优秀的陆军之一。但普鲁士人除了卓越的总参谋部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后膛来复枪。

19世纪冶金学、弹道学的进步引起了武器技术的发展。拿破仑时代的步兵仍在使用滑膛枪，距离50码就很不准确，超过200码就完全失去作用。这些枪前膛装填弹药，一个熟练的射手一分钟可以发射3发子弹。而到了普奥战争时期，情况已经大大不同。普鲁士军队装备了“德雷西撞针式步枪”，这种撞针式步枪第一次结束了火药与弹头分装的历史，同时也是第一种有来复线的后膛枪。后腔装弹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士兵可以蹲下或者卧倒射击，便于隐蔽，与必须站起来从前膛装弹相比，士兵从后膛装弹就可以大大减少成为敌人射击目标的机会。德雷西式步枪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射击速度较快，它一分钟之内最快可以发射7颗子弹。而奥地利人使用的洛伦兹（Lorenz）式步枪虽然也是来复枪，却是前膛装弹，一分钟只能射击两发子弹。结果，尽管洛伦兹式步枪的射程（1000米）是德雷西式的两倍以上（400米），后膛来复枪仍然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在纳霍德（Nachod）战斗中，6个半营的普军单凭这种步枪火力，就有效地阻止了奥军21个营达两个小时之久，并使奥军遭受了　5倍于他们的损失。奥地利军官甚至抱怨，他的士兵总觉得他们自己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在没有武装的情况之下，而普鲁士人却总是准备着开火。

决定性的战斗在8小时之内结束

在这种情况下，7月3日，普军25.5万人，包括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率领的第一军团9万人，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率领的第二军团12万人，黑尔瓦尔特冯　比滕费尔德将军率领的第三军团4.5万人，与贝奈德克指挥的23.8万奥军，在易北河和奥得河汇合处的柯尼希格雷茨（今捷克共和国境内）附近萨多瓦村进行决战。双方投入兵力之众，是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近50万人的参战规模一直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被打破。

在萨多瓦战役即将开始之时，毛奇跟普鲁士王储失去了电报联络，因此不得不靠传令骑兵送信，命令部队开赴作战地点。上午7时45分，俾斯麦身穿后备军少校制服，头戴铁甲骑兵头盔，骑着健壮的栗毛大马，与威廉一世和毛奇一起登上山坡注视着这场惊心动魄的战役的风云变幻。战役开始后，几十万德意志人站在相似而不同的旗帜下互相厮杀，双方势均力敌。奥军在头几次战斗中打得很顽强，但未能获胜。俾斯麦对能否取得这场决定性的胜利，心中无数，正像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道的：“当时感到好像在玩扑克牌，把不属于自己的100万塔勒孤注一掷。”

就在俾斯麦疑云满面的紧要关头，他发现在战地东方数公里之外有一行类似树木一样的东西正向前移动。他立即提醒毛奇注意这一情况。毛奇透过望远镜静静地观察了片刻，然后兴奋地向国王报告：“陛下不仅赢得了这个战役，而且也赢得了整个战争！”因为毛奇知道，缺乏军事经验的俾斯麦所看到的并不是一座树林在移动，而是接到信使带来命令的普鲁士王太子率领的第二方面军正在击溃奥军右翼。在当时，除了毛奇本人，还没有人相信这是事实。3个小时以后，战役的进程证实了毛奇所观察到的结果；普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就像恩格斯指出：萨多瓦会战“这样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在8小时之内结束，还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火力优势，普军是不会取得这样巨大而又迅速的胜利的。”奥军伤亡和被俘者达4.4万人，普军只损失约1万人。

“在军队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之后逆来顺受”

萨多瓦之战打开了维也纳的大门，奥地利军队已经无力阻止普鲁士人的前进步伐。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陷入一片混乱，宫廷的官员们匆忙逃往较为安全的布达佩斯，甚至伊丽莎白王后（茜茜公主）在慷慨地写下“我们已经再没有什么可失去了，所以不如光荣地死去”之后也没有选择死亡，而是去了她挚爱的匈牙利避难。

与此同时，普鲁士军队的大本营正一片欢腾。威廉一世和总参谋长头脑发热坚决要仿效拿破仑一世进军奥地利首都。7月21日，普军推进到维也纳所在的大平原马赫菲尔特，兵临维也纳近郊，并且准备进攻离维也纳市中心6公里的尼科尔斯堡要塞，普鲁士的将军们打算明天便进驻维也纳：“我们的士兵早已急不可待地想要撩起维也纳姑娘们的裙裾……”

这个时候，只有俾斯麦意识到，战争已经结束了，“与奥地利的争端已经解决，现在我们必须恢复旧日的友谊”。在普鲁士军队的大本营，俾斯麦竭力阻止进军维也纳，用其自己的话说：“我有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要做：向沸腾的葡萄酒中注水，使大家明白生活在欧洲的不光是我们自己，而且还有三个憎恨妒忌我们的强国。”他告诫头脑发热的总参谋部，“普军得意扬扬地进入敌国首都，自然会给我们的士兵留下愉快的回忆”，但“它将会在奥地利的自尊心上留下伤痕……在我们未来的关系中增加不必要的困难”。他在一次军事辩论中责问将军们：“要是敌军放弃维也纳，向匈牙利撤退，我们是否还要去追击？我们一旦越过多瑙河……就失去同后方的联系；那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建立一个新的拜占庭帝国，让普鲁士听天由命。”因此，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是以宽厚的条件迫使奥地利退出德意志联邦后，普军“凯旋”，加强莱茵河防线，使拿破仑三世（路易波拿巴）无计可施。俾斯麦警告威廉：“国王军队的辉煌胜利将迫使波拿巴放弃他迄今持有的保留态度（即中立政策）。”苦口婆心地说服最后变成了首相与国王之间的激烈争吵。当国王仍不让步时，俾斯麦绝望地流下了热泪，这位铁血宰相甚至打算从4层楼上跳下去，只是在素来与俾斯麦不和的王太子劝告下，普王才勉强同意插剑入鞘，与奥议和。威廉一世伤心不已地写道，“因为我的儿子附和首相的意见，我不得不痛心地在维也纳的大门口，在军队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之后逆来顺受，接受如此耻辱的和约！”

俾斯麦总算松了一口气。8月23日，普奥双方正式签订《布拉格和约》，历时7周的战争宣告结束。照和约条款，德意志邦联解散；奥地利被排除出德意志事务之外，普鲁士兼并在战争中占领的汉诺威等地，并获得建立一个美因河线以北的北德意志联邦的权利；普鲁士获得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奥地利只需偿付一笔很小的赔款。普奥战争的直接结果是产生了一个“不出名的普鲁士－德意志国家”：“北德意志联邦”。1866年8月，美因河线以北的21个邦和3个自由市共同缔结了一个联邦条约。俾斯麦趾高气扬地宣布：“这些条件包括了我们所想要的一切，即在德意志的行动自由。”

俾斯麦知道，北德意志联邦的成立只是“迈向德意志统一的一个步骤”，还剩下以巴伐利亚为首的南德四邦在拿破仑三世的支持下游离其外。富有洞察力的恩格斯在1866年7月预言：“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普鲁士有50万支针发枪，而整个其余世界还不到500支。在这两三年或五年之内，没有一支军队能够配备后装枪，而在此以前优势在普鲁士一边，难道你认为俾斯麦不想利用这个时机吗？当然要利用。……总之，俾斯麦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力量，并且也知道，这样的力量对比只能维持几年，因此我认为，他将尽最大的可能利用这一点。”对此，俾斯麦更不讳言：“我从不怀疑，在建立德意志帝国之前，必须取得对法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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