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韩国学习？新加坡如何解决青年“婚恋难”

■　吕元礼　陈飞帆

近年来，“婚恋难”现象成为国内社会舆论的焦点。一方面，农村男女比例不协调、适婚女青年大量流出、高昂的彩礼钱催生了农村地区适龄男性“婚恋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大龄青年倾向于晚婚或者根本不结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交网络，更改变了亲密伴侣关系的唯一重要性。一些人无须依赖婚姻便可获取生存资源、社会地位和情感慰藉，婚姻成为一项非必要品。但是，时下国内大部分的大龄青年“婚恋难”难在向往婚姻而不得之。事实上，青年“婚恋难”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而然滋生出的社会问题，关键要看如何化解，如何帮助他们过渡到一个更高水平的生活状态。纵观国际视野，与当下的中国一样，新加坡在发展中也曾面临过类似严重的青年“婚恋难”问题，尤其是高学历女性无人问津的情况，对此，新加坡政府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采取了有效的措施。

通过“婚嫁大辩论”解放国人思想

据198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报告显示，新加坡最聪明的女性没有结婚，下一代缺少她们的传人。最优秀的女性基因若没有得到遗传，这对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来说将是一种巨大的损失。究其原因，原是20世纪80年代的新加坡人普遍还存有传统的文化偏见，即女性只愿上嫁而男性只想下娶，再加上非大学毕业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娶个非大学毕业的媳妇过门，以免媳妇骑到自己头上来。新加坡一时出现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因找不到与之匹配的男性而过剩，教育程度最低的一群男士却因找不到老婆而发愁，因为未婚的女性教育水平都比他们高，谁也不愿意嫁给他们。这种“婚恋难”问题非常棘手，新加坡的大学毕业生近乎一半是女性，其中将近三分之二的女大学生选择独处。而华族、印度族或马来族的男人都宁可娶个教育程度较低的妻子。1983年，只有38％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嫁给学历相同的男性。这种失去平衡的婚姻，引起了新加坡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进行了适度的干预。先是时任总理李光耀针对198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报告，在国会上发表了“婚嫁大辩论”的演讲，这场演讲随即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

■　吕元礼　陈飞帆

近年来，“婚恋难”现象成为国内社会舆论的焦点。一方面，农村男女比例不协调、适婚女青年大量流出、高昂的彩礼钱催生了农村地区适龄男性“婚恋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大龄青年倾向于晚婚或者根本不结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交网络，更改变了亲密伴侣关系的唯一重要性。一些人无须依赖婚姻便可获取生存资源、社会地位和情感慰藉，婚姻成为一项非必要品。但是，时下国内大部分的大龄青年“婚恋难”难在向往婚姻而不得之。事实上，青年“婚恋难”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而然滋生出的社会问题，关键要看如何化解，如何帮助他们过渡到一个更高水平的生活状态。纵观国际视野，与当下的中国一样，新加坡在发展中也曾面临过类似严重的青年“婚恋难”问题，尤其是高学历女性无人问津的情况，对此，新加坡政府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采取了有效的措施。

通过“婚嫁大辩论”解放国人思想

据198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报告显示，新加坡最聪明的女性没有结婚，下一代缺少她们的传人。最优秀的女性基因若没有得到遗传，这对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来说将是一种巨大的损失。究其原因，原是20世纪80年代的新加坡人普遍还存有传统的文化偏见，即女性只愿上嫁而男性只想下娶，再加上非大学毕业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娶个非大学毕业的媳妇过门，以免媳妇骑到自己头上来。新加坡一时出现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因找不到与之匹配的男性而过剩，教育程度最低的一群男士却因找不到老婆而发愁，因为未婚的女性教育水平都比他们高，谁也不愿意嫁给他们。这种“婚恋难”问题非常棘手，新加坡的大学毕业生近乎一半是女性，其中将近三分之二的女大学生选择独处。而华族、印度族或马来族的男人都宁可娶个教育程度较低的妻子。1983年，只有38％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嫁给学历相同的男性。这种失去平衡的婚姻，引起了新加坡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进行了适度的干预。先是时任总理李光耀针对198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报告，在国会上发表了“婚嫁大辩论”的演讲，这场演讲随即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

李光耀为帮助新加坡的男性从愚昧、陈腐、具破坏性的偏见中醒悟过来，引述美国明尼苏达州对多对双胞胎所做的一项研究结果，来论证大学毕业的男性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女性为妻，可充分制造让下一代升上大学的条件。这番言论极大地刺激了国人的大脑，一时间各种舆论喧嚣尘上。一些大学毕业的女性心里不舒服便多有言辞，因为她们的情况经李光耀一提成了举国注目的焦点。而非大学毕业的女性，还有她们的父母亲，责怪李光耀影响男性大学毕业生跟她们成婚。媒体舆论则抨击李光耀的精英主义思维，整件事情被抹上精英主义的色彩。李光耀的担忧是，新加坡这么一个弹丸小国，竟然有那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不跟教育水平同等的女性成婚，或者索性不娶。这势必引发新加坡的智能水平不断下降。事实上，这场婚嫁大辩论引发的公开讨论，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新加坡人的思想。新加城人已经接受一个事实：家长的教育水平和智能越高，子女越有可能达到同等的水平。青年人及其父母也开始采取行动，配合政府扭转当时严重的婚恋难情况。

创立“社交发展署”推动青年社交

新加坡政府为了缓和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的问题，创立了社交发展署，旨在推动男女大学毕业生之间的社交活动。为此，李光耀总理亲自挑选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医生范官娇来主持大局。　政府为推动青年社交，通过社交发展署组织各种活动，例如专题研讨会、讲座和电脑课程，也有游轮假期和地中海俱乐部的旅行等。社交发展署成立初期，大学毕业生不论男女，全对它不屑一顾。而国际传媒更是抓住机会大肆嘲讽新加坡政府牵红线的努力。但是，随着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人数的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男性出现择偶危机，这种现象引起了家长们的恐慌，形势迫使他们逐渐参与社交发展署的活动，接受政府的一些安排。

据李光耀的回忆，1985年的一个夜晚，在总统府出席招待会之后，其夫人柯玉芝告诉他，跟她同一辈的女士们同病相怜地互相谈论着各自受过专业训练的女儿未婚的问题。这些母亲感叹女子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婚恋十分担忧……如今相亲的做法已经无法被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所接受。传统的文化偏见又认为男人若维持不了一家之主的形象，是可怜又可笑的事，政府要改变这样的偏见并不容易。

在社交发展署的努力下，大多数国民不合时宜的婚恋观念得以更新。到1997年，63％的男性大学毕业生娶了教育程度相同的女性，比1982年的37％高出很多。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大学毕业生愿意下嫁给非大学毕业的男士，不再保持单身。可以说，社交发展署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新加坡青年一代的生活方式，更为新加坡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了辅助社交发展署的功能，政府还促请人民协会理事长成立“社交促进组”，以中学教育程度的男女为服务对象，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婚恋对象。在人民协会的协助下，“社交促进组”的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1995年时已增加到9.7万人，通过“社交促进组”所组织的活动而互相认识的会员中，有31％的青年结为了夫妻。新加坡教育的普及化摧毁了旧有的择偶方式，面对青年“婚恋难”，新加坡政府果断作为，取代了传统红娘扮演的角色。

运用“以家庭为根”政策塑造青年

新加坡政府还出台了各种“以家庭为根”的社会政策来帮助青年缓解社会压力。例如人口政策、人才引进政策，这些新政策大大改善了高学历女性“无人娶”“不肯生”，男性择偶困难的现状。

1984年，新加坡政府决定让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大学毕业的母亲，在为所有的子女选择最好的学校时享有优先权。这称得上是每一个新加坡家长梦寐以求的一种特权，却也是个敏感而备受争议的课题。为了彻底唤醒新加坡的青年男女，使他们摆脱不合时宜的婚恋观念，国会议员为此进行了一番激烈地辩论，最后新加坡国会以大多数票通过了政府的这个决定，并出台了新政策。新政策引起了非大学毕业母亲的不满，因为她们觉得吃亏。但令政府始料不及的是，受益的大学毕业的母亲也提出抗议，甚至不愿意接受这种优先权。不过，好在青年男女进一步感受到了政府的一番苦心，他们的婚恋观在不断的嬗变，并适应了国家的发展需要。在成功唤醒青年的责任意识之后，新加坡政府决定撤销大学毕业母亲所享有的特权，因为这份特权已使女性大学毕业生感到过于尴尬，况且政府的初衷已经实现。取而代之，新加坡政府决定给予已婚妇女特别所得税优惠。受益对象范围的扩大，避免了过于强调一小撮精英，新政策得到广泛的支持。按照新政策，凡是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这些妇女本人或者她们的丈夫，就能获得可观的特别税金回扣。结果，这项税金优惠政策促使更多妇女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消除了青年男女对于婚姻将带来的经济压力的消极情绪，提高了他们对于婚姻生活的幸福期待。

此外，政府出台的人才引进计划也为解决国内青年婚恋难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人才引进计划落实后，新加坡出现了一个新现象：越来越多的男性白人迎娶新加坡女性，尤其是受过大专教育的女性，因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对她们敬而远之，但大学毕业的外来白人却不介意。这无疑是新加坡女性的一个福音。新加坡的法律规定，男性公民所娶的外国妻子可以入籍新加坡，反之则不然——除非她们的外籍丈夫在新加坡已有一份固定的职业。这项规定，一方面增加了男性公民选择配偶的机会，因为新加坡公民的福利较高，不少外籍女子愿意嫁给新加坡人；另一方面也帮助政府留住了一部分外来人才，他们为了新加坡妻子会选择留在新加坡发展。总之，新加坡政府运用种种“以家庭为根”的政策成功塑造出新一代新加坡青年。他们的婚恋既是一件事关个人幸福的大事，也是牵扯国家命运的大事。新加坡青年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作者系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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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官员鼓励单身男女多相亲

“婚姻不会从天而降。”新加坡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杨莉明曾呼吁本国单身男女积极拓展社交圈，向韩国年轻人学习，对相亲持开放心态。

新加坡《联合早报》曾有报道说，协助管理人口及人才署的杨莉明日前赴韩国访问，参观了韩国保健福祉部和雇佣劳动部，还参观了当地的幼儿园和婚介公司。考察结束后，杨莉明在脸谱上分享感受时说：“新加坡年轻人和韩国年轻人一样，结婚越来越晚。不过，韩国年轻人是因就业前景不佳、缺乏稳定收入，被迫延迟成家；新加坡人则是因接受工作挑战，选择太多，以致忙着事业，错过寻找伴侣的良机。”

2014年，新加坡男性初婚的年龄中位数从2005年的29.7岁推延至30.2岁，女性从26.8岁推迟至28.2岁；而韩国2014年的数据显示，当地男女分别在32.4岁和29.8岁结婚，结婚年龄较10年前推迟约两年。不过，杨莉明认为，“新加坡人害羞，不好意思向人求助找伴侣，这点和韩国人不太一样，他们接受相亲，愿意找专人帮忙……新加坡的年轻人要正面看待相亲问题。”

报道说，韩国人虽然不会特别把联谊和相亲挂在嘴边，但相对抱着开放的态度，平常也会找人帮忙牵线。韩国家长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推动相亲成为韩国适婚年轻人生活的一部分。面对“相亲”这个课题，新加坡和韩国的年轻人态度有所不同。

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叶君伟表示，由于结婚率和生育率都不高，新加坡政府这几年想尽办法鼓励结婚、生育，特别是鼓励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早日结婚，以保证劳动力的连续性。然而，年轻人向往自由的生活，特别是有了经济基础之后，婚姻往往不是优先考虑的事情，可以“一拖再拖”。

（据每日邮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