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用相机记录打工人的追梦青春

20年前一开始学习摄影，占有兵就将镜头对准了和自己一样的打工群体。从农民工转型成为专职摄影师，他的视角始终不曾改变。

100多万张照片，他的镜头记录下20年来东莞这个“世界工厂”打工人的境况之变，也记录了以东莞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业的跃进。

将相机对准他熟悉的兄弟姐妹群体

别的可以不拿，但必须背上自己掉了漆的相机，这是占有兵出门前的“标配”。

走在东莞市长安镇的街上，今年47岁的占有兵脚步匆匆，却依然透过镜头对这个生活了20年的城市进行着好奇的观察。

“老乡，怎么不打烧饼了？”一边打着招呼，一边对着路边正在休息的烧饼摊摊主“咔咔”拍上两张。一对情侣骑着电动车驶过，“咔咔”两张。一个妈妈推着婴儿车走过，“咔咔”又是两张。他甚至不用看取景框，托在手上，拍照速度和他的健步如飞一样让人目不暇接。

20年里，他拍下了100多万张照片。他的镜头里，除了街头的普通人，记录最多的，是东莞这个“世界工厂”里无数的打工者。

1995年，退伍的占有兵从湖北老家来到广东打工。同村打工的人，每年都会往家里寄钱，三五年后就给家里盖上了新房子。南下的火车上，占有兵对打工充满了期待。走出广州火车站，占有兵汇入如潮的人流中。和大量流向珠三角的农民工一样，他渴望着“闯世界赚大钱”。

20年前一开始学习摄影，占有兵就将镜头对准了和自己一样的打工群体。从农民工转型成为专职摄影师，他的视角始终不曾改变。

100多万张照片，他的镜头记录下20年来东莞这个“世界工厂”打工人的境况之变，也记录了以东莞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业的跃进。

将相机对准他熟悉的兄弟姐妹群体

别的可以不拿，但必须背上自己掉了漆的相机，这是占有兵出门前的“标配”。

走在东莞市长安镇的街上，今年47岁的占有兵脚步匆匆，却依然透过镜头对这个生活了20年的城市进行着好奇的观察。

“老乡，怎么不打烧饼了？”一边打着招呼，一边对着路边正在休息的烧饼摊摊主“咔咔”拍上两张。一对情侣骑着电动车驶过，“咔咔”两张。一个妈妈推着婴儿车走过，“咔咔”又是两张。他甚至不用看取景框，托在手上，拍照速度和他的健步如飞一样让人目不暇接。

20年里，他拍下了100多万张照片。他的镜头里，除了街头的普通人，记录最多的，是东莞这个“世界工厂”里无数的打工者。

1995年，退伍的占有兵从湖北老家来到广东打工。同村打工的人，每年都会往家里寄钱，三五年后就给家里盖上了新房子。南下的火车上，占有兵对打工充满了期待。走出广州火车站，占有兵汇入如潮的人流中。和大量流向珠三角的农民工一样，他渴望着“闯世界赚大钱”。

但是，很快他发现，在这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地方，尽管电线杆上、招工栏里贴满了招工广告，但“新手”想找到一份工作并不容易。招的都是各式各样的熟手，极少招普通工人，就算招普工，也只要25岁以下的女性。“满大街都是找工作的人，老板只管挑最好的人用、挑最听话的人用、挑最廉价的人用。”占有兵说。

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靠体力从千军万马中“杀”出重围得到的。

“深圳一家酒店招5个保安，结果呼啦啦来了快100号人，把停车场都站满了。”占有兵记得，当时面试考的第一个项目是做俯卧撑，保安队长数到“30”的时候，他偷偷抬眼看去，场上剩下的不到20个人，数到“50”时只有9个人了。

刚退伍的占有兵一口气做了102个俯卧撑，坚持到了最后，成功被录取。几个月后，他成功跳槽去了另一家酒店，工资翻了将近一番。

随后几年间，他又多次跳槽，玩具厂、五金电镀厂、电子厂……干过保安，做过人事，工作不断变动，有的是被老板炒鱿鱼，有的是自己炒了老板的鱿鱼。“感觉自己完全就是随波逐流的浮萍，失业、找工作、保饭碗，脑子里全都是为生存而战。”占有兵说，农民工的生活动荡起伏，有时想在一个工厂安顿下来，但是会因为订单变化被解雇；有时候刚刚找到工作，却想为了更高的工资跳槽。

“我们都是在生产线上干活的农民工，就想挣点钱回家盖房子、结婚、生孩子。”不安全感，充斥着占有兵和千千万万农民工的内心。

2000年，占有兵跳槽到了长安镇的一家电子厂，成为一名保安主管。也是在这里，他接触了摄影。最初只是帮助工厂内刊的编辑拍照，却因此和照相较上了劲。他买了一台二手相机，自学摄影技巧。

一开始，他拍照片是为了带给老家的家人，让他们看看外面的世界什么样。慢慢地，他开始发现，这记录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一张张照片抚慰了占有兵不安的内心。“我是一个农民，但不会种地、不会耕田，只是长年累月地在工业区打工。我熟悉工业区，熟悉工友们的日常生活。拍照的时候，心里会觉得踏实，好像抓住了什么东西。”

自然而然地，他把相机对准了自己身边最熟悉的打工群体。

“世界工厂”和流水线上的青春

流水线上的女工、集体食堂堆放的碗筷、亮起灯的宿舍、路边谈恋爱的年轻人、废弃的工厂大门……20年来，一代又一代打工群体和他们的生活，都被占有兵的镜头真实地记录下来。

中国制造闻名全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发展的地区之一，东莞靠“三来一补”起家，加工制造业得到快速发展。几十年间，林立的厂房代替了稻田和香蕉林，无数产品从这里流向世界各地。人们曾用“东莞塞车，世界缺货”来描述其“世界工厂”的重要地位。

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这背后，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务工者日复一日的打拼。他们是支撑中国制造的重要力量，但也是最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

“以前大家关注到打工者，往往是因为一些报道中的极端个体事件，但是很少关注他们的普通生活。我要记录他们的真实生活给大家看，修正大家对打工者的偏见。”占有兵说，自己也是打工群体中的一员。他从观察者的角度观察的，也是自己的生活。

工业区里的每家工厂几乎都是一个封闭大院，里面车间、仓库、宿舍、食堂、杂货店应有尽有。车间、食堂、宿舍的三点一线，是打工者的生活常态。上班时间，厂房外面空空如也，到了用餐时间和下班后，这里又变得人声鼎沸。广东话、湖南话、四川话、河南话此起彼伏。三五个老乡、两三个同事，一起约着到小吃店填肚皮。三块钱的炒粉、一块钱的包子都能让劳累的身体得到慰藉。

从胡乱拍摄到慢慢整理出头绪、开始有系统地拍摄，占有兵留下了这些打工者流水线上和流水线外鲜活的人生。

占有兵镜头下的打工生活，是密集的。给员工存放私人物品的柜子、集体食堂的饭碗柜、一排一排的宿舍楼、楼里的水表、整整齐齐地挂在墙上的钥匙、阳台上晾得密密麻麻的衣服、工作前集中在空地做早操的员工、吃饭时涌入集体食堂的人们，都是密集的。生产线上产品的工序被细分，每个员工只需要做其中一道，这样效率最高、价值最大。“一个人可能在鞋厂里干了一辈子，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做一双完整的鞋。”占有兵说。

他印象最深的一张照片《工间休息》，拍摄的是几位电子厂女工在更衣室休息。

进入电子厂车间必须穿无尘服，戴手套和口罩，只露出眼睛。每天10个小时的工作是在显微镜下检查产品的质量，上午和下午各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打工者可以走出车间去喝水、上洗手间。对她们来说，这是难得的放松。

占有兵举起相机，快门声引得女工回头。“我觉得她们眼里在说：‘想从这个环境中挣脱出来’。”

占有兵镜头下工作之外的打工者，是鲜活的。他们不是流水线上的机器，也有着丰富的生活与情感。工厂举办的才艺大赛、宿舍里的聚餐、周末逛街游玩、广场上跳舞，这些都很常见。

2011年的元旦，一些打工者捧着口语书，跟着老师在广场上大声地朗读英语。占有兵记录下了这一刻。

工业区里有很多培训机构，给工作之外想要充实自己的人帮助。英语、会计、平面设计、计算机……“工作之外的时间还是自己的，只要你有想法，机会总是很多。”占有兵说。

我以后要怎么样？占有兵和无数打工者都曾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在结缘摄影之前，占有兵曾经认真地给自己制定过一个人生规划：成为一名职业经理人。为此，他捡起了课本、尝试过考研、读MBA。当摄影爱好成为职业之后，再次观察这些人，他的触动更深。

如今在东莞一家科技公司做消防安全管理的吴先训，曾和占有兵在一个工业区，他的宿舍生活也曾被占有兵收进相机中。1998年从家乡湖南来到东莞打工，他在这里生活了22年。“来了东莞的人，很多都会改变。”吴先训颇为感叹，他身边有不少初中学历却努力考上大专的人，为了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努力。占有兵也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后来，工业区里不少人也开始学摄影。我们都说，一个占有兵走出去了，更多的占有兵站起来。”

在这片剧烈变化着的土地上，永远不缺少抓住机会不断蜕变的追梦者。有的人从打工者变成了职业歌手，有的人在流水线上坚持写作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有的人创业成功开启人生新篇章——在东莞，这些故事随时都在发生。

相机不离身的这些年里，占有兵目睹着东莞的巨大变化。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逐步被自动化的生产线取代，高新技术企业越来越多，流水线坐着一排排工人的情景很难再现。

珠三角之外，打工群体有了更多的选择。他们涌向不同的地方，或者留在家里做起了电商、快递等新兴工作。工业区的招工也出现了变化。企业使出浑身解数，提高工资、安排夫妻房、宿舍装空调、组织文化娱乐活动等，希望留住员工。

如今，新一代的年轻人依然源源不断来到东莞，他们开启的是新的故事。

“照片走得比我更远”

“如果不是拍照，现在我可能就是被工厂淘汰的农民工，回湖北乡下种地了。”对于占有兵来说，摄影把他带向了不曾想象过的远方。

他的作品在北京、上海、广州、平遥、大理等国内多个城市展出。2012年，个展《新工人》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获得新闻报道类优秀摄影师奖。2016年，个展《中国制造》应邀赴纽约展出。

从在博客分享被关注，到在多家媒体发表摄影作品，从作品在国内各大摄影节（展）频频露脸、揽下无数摄影奖项，再到赴海外举办个展，占有兵也创造了自己从打工者到摄影师的人生逆袭。如今的占有兵，已经是一名专职摄影师，也是长安镇融媒体中心一名记者。

“我就是记录打工生活的摄影农民工。”尽管摄影改变了他的打工轨迹，占有兵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仍然是一名打工者。

每天早上上班之前绕到工业区，左逛逛；下班之后再绕到工业区，右瞅瞅。每天给长安镇照了相，占有兵心里才能舒坦。“一天不在长安，心头就好像缺了什么。”

如今，摄影对于他来说已经不只是爱好，更成为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希望自己的照片，能系统、全面地呈现制造业农民工的常态生活，所以关注照片的历史价值、档案价值、时间价值、记录的深度和连贯性。”占有兵说，他想通过自己社会纪实的专题摄影，系统地关注中国制造、广东制造和东莞制造业，关注打工者、工厂和工业区的生命周期变化。

“尤其是飞速发展的今天，只要有一瞬间没有被记录下来，很可能就会永远留下遗憾。”占有兵愈发有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2020年疫情期间，他也没有停下在工厂街头拍摄的脚步。“如果我没拍，那么疫情里人们的生活和之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就没有记录下来，就是不完整的。”

20年来，占有兵已经拍摄了100多万张照片，相机也用坏了好几台。一个4T的硬盘，三四个月就会被照片装满。

2014年，占有兵的《我是农民工——东莞打工生活实录》一书出版，彼时的他已经开始对自己的摄影作品进行一定的梳理。现在他正继续把照片分门别类，按照一定的主题脉络制作成手工书。女工、打工候鸟、电子厂……有的做在白纸、牛皮纸上，有的用工厂废弃的材料配合照片做成别出心裁的转筒、铭牌等形式。100多本制作完成的手工书，密密地堆在家里客厅的一角。

但这些相对在几十个硬盘里沉睡着的海量照片，仍然是九牛一毛。“我还在继续，可能一生都会陷在里面，只能慢慢做，坚持做下去。”

在拍摄的间隙，占有兵也在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打工者曾经在工业区生存的物证、痕迹。有工厂搬迁、关闭，他听说了，就会过去找找工厂和工人们留下的照片、书籍、员工卡、文件甚至是生产资料等物料。他还经常转一转二手书市场，收集一些打工者的书信和照片。

自己家盛不下了，他专门租了一个小房间用以储存。这些东西加起来有几千斤，占有兵正在慢慢对它们进行分类扫描，希望最终呈现出来一个综合性文献。

每天，占有兵还是活跃在长安镇的大街小巷，继续他坚持了20年的爱好与责任。他接下来的愿望就是组建一个小型打工博物馆。“照片会走得比我更远。如果以后大家研究劳动关系、研究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研究中国的发展，可能会关注这些影像和物件。”占有兵说。　（记者　邓瑞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