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谋福祉为人民

寻访·一大会址

留在“历史的草稿”上的细节

■郑蜀炎

偶合与选择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数字对比——中共一大召开时，与会者总共代表着50余位党员，可当时的中国，却活动着600多个大大小小的政党，其中具有现代政党形态的，就有300多个。而仅在上海一地，便有近百个。

今天，无论怎样去描述95年的光荣与梦想，无论如何来赞美这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我想，开篇应该是这个词——火种。

火种在上海点燃，是历史选择，亦有地理的偶合。

那时候，人们把上海称之为滩。从地理上讲，因海浪冲击而在入海口形成的土地，谓之滩；从文化上讲，上海积淀着、席卷着中西两大文化浪潮冲击产生的文化与思潮、时髦与风尚……

滩上风急。在这里，各式各样的理论呈现出混沌状态——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三民主义……交叉重叠。还有一些国外的流亡者在这里结党集社，更使得思潮五光十色。披览史料，上世纪20年代，仅法租界巡捕房每年的“政治势力调查报告”就有数百乃至上千份。

一大会址当年曾经是法租界，面积不过20平方公里，百年之间，它既是繁华时尚之地，又是一部厚重的历史教科书，记载着中国近代史上无数的历史细节和时代背影。有一个词叫“党派林立”，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党派旧址、名流故居竟有上百处汇集于此；我们党一大后负责日常工作的中央工作部和国民党前身的“中华革命党”总事务所，也仅数百米之遥……

在旧中国支离破碎的国家格局中，在上海滩暗流涌动的政治地理间，中国共产党只是一缕星光、一粒火种，既无人多势众的优势，又无名门贵胄的血脉。风雨如磐、长夜无边，这火种何以燎原？按照普列汉诺夫在十月革命前的说法：“历史还没有磨出烙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更愿意相信列宁驳斥普氏时振聋发聩的话：“首先要投入战斗，然后便见分晓。”

没有“面粉”，我们自己来磨，尽管历史的磨盘是那么的沉重、缓慢，中国共产党人依然将杠杆担在了肩头。

地理会有偶合，但历史不可复制。大浪淘沙，当我们的党走上井冈山道路、农村包围城市之路……便在历史上书写出一部辉煌的政治地理、红色地理。

传播与信仰

伫立在一大13位代表的照片前，简短的履历中的一个数字让我难以忘怀——他们中有5位是办报编刊的，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媒体人。

这是一个志在开天辟地、重塑国家的政党，但在一大会址我清楚地看到，他们手持的武器，唯有一支笔。

当时有一首在进步青年中流传的小诗：“南陈北李，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南陈者，陈独秀也。标志着中国新文化运动开端、哺养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精英的《新青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本理论刊物《共产党》，都是在他狭窄局促的斗室里编辑的；北李者，李大钊也。他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第一篇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远方”（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是循着此文前来造访，并商谈组建中国共产党的……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无论是《劳动界》《新青年》《共产党》《向导》《劳动周刊》……这些“将新思潮切实传播到劳动界”的普及性报刊，还是《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等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书籍，皆如鲁迅先生的评价：颇不愧旗帜鲜明。

那时，传播马克思主义受到的白色恐怖威胁时时存在。1920年8月，陈望道译出了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初版印刷1000本很快卖完，再版的广告式短文，只能巧妙地刊登在国民党人主办的《民国日报》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将共产国际的文件打印在丝质衬衣上，穿在身上才得以过关；女共产党员杨学敏将《党史教程》包装在当时的流行小说中，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我们党创造“地球上最大政治奇迹”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两个字——“信仰”。而在经历了一次次血雨腥风之后，当这些握惯“笔杆子”的手，遵循自己的信仰，同时握起了“枪杆子”时，这个党就拥有了战胜一切敌人的力量。

绰号与道路

有一些称呼让遥远的历史和精神谱系鲜活起来——好几位参加一大的代表，见面皆以“老西”相称（英语里共产党的简称CP）；在他们的书信中，时可见到一串“00000”——这不是密码，而是代表“共产主义者”。

在建党前后的一些会议记录中，但凡陈独秀发言，皆冠以一个“老”字。当时参加一大的13位代表，平均年龄28岁，恰好是毛泽东当时的年龄。所以，40岁出头的陈独秀总被称为老先生、老头子。“五卅”运动期间，陈独秀有一次被工人纠察队当奸细抓了起来，押送到上海总工会。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乍见一愣，接着就“老先生”长“老先生”短的聊起来，既没有暴露其身份，又表达了对他的尊重。

毛泽东则用他独特的语言风格，给几位满口俄语，言必称国际的人起绰号为“洋房子先生”……

“风流期共赏，同征此时情。”这是党的一位早期领导人送给毛泽东的诗句。然而，他并没有一路“同征”。令人错愕的是，这些相识相知的同志曾为了同一个理想坐在一起，起身后却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不仅有消沉与失意者，在这些党的创建者中居然出现了叛徒与汉奸。

曾在“历史的草稿”上留下记录的人，有的会被历史轻轻地抹去。久久地瞩目着那一张张因岁月流逝而模糊的照片，想起了这样的诗句：“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

寻访·一大会址

留在“历史的草稿”上的细节

■郑蜀炎

偶合与选择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数字对比——中共一大召开时，与会者总共代表着50余位党员，可当时的中国，却活动着600多个大大小小的政党，其中具有现代政党形态的，就有300多个。而仅在上海一地，便有近百个。

今天，无论怎样去描述95年的光荣与梦想，无论如何来赞美这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我想，开篇应该是这个词——火种。

火种在上海点燃，是历史选择，亦有地理的偶合。

那时候，人们把上海称之为滩。从地理上讲，因海浪冲击而在入海口形成的土地，谓之滩；从文化上讲，上海积淀着、席卷着中西两大文化浪潮冲击产生的文化与思潮、时髦与风尚……

滩上风急。在这里，各式各样的理论呈现出混沌状态——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三民主义……交叉重叠。还有一些国外的流亡者在这里结党集社，更使得思潮五光十色。披览史料，上世纪20年代，仅法租界巡捕房每年的“政治势力调查报告”就有数百乃至上千份。

一大会址当年曾经是法租界，面积不过20平方公里，百年之间，它既是繁华时尚之地，又是一部厚重的历史教科书，记载着中国近代史上无数的历史细节和时代背影。有一个词叫“党派林立”，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党派旧址、名流故居竟有上百处汇集于此；我们党一大后负责日常工作的中央工作部和国民党前身的“中华革命党”总事务所，也仅数百米之遥……

在旧中国支离破碎的国家格局中，在上海滩暗流涌动的政治地理间，中国共产党只是一缕星光、一粒火种，既无人多势众的优势，又无名门贵胄的血脉。风雨如磐、长夜无边，这火种何以燎原？按照普列汉诺夫在十月革命前的说法：“历史还没有磨出烙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更愿意相信列宁驳斥普氏时振聋发聩的话：“首先要投入战斗，然后便见分晓。”

没有“面粉”，我们自己来磨，尽管历史的磨盘是那么的沉重、缓慢，中国共产党人依然将杠杆担在了肩头。

地理会有偶合，但历史不可复制。大浪淘沙，当我们的党走上井冈山道路、农村包围城市之路……便在历史上书写出一部辉煌的政治地理、红色地理。

传播与信仰

伫立在一大13位代表的照片前，简短的履历中的一个数字让我难以忘怀——他们中有5位是办报编刊的，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媒体人。

这是一个志在开天辟地、重塑国家的政党，但在一大会址我清楚地看到，他们手持的武器，唯有一支笔。

当时有一首在进步青年中流传的小诗：“南陈北李，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南陈者，陈独秀也。标志着中国新文化运动开端、哺养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精英的《新青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本理论刊物《共产党》，都是在他狭窄局促的斗室里编辑的；北李者，李大钊也。他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第一篇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远方”（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是循着此文前来造访，并商谈组建中国共产党的……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无论是《劳动界》《新青年》《共产党》《向导》《劳动周刊》……这些“将新思潮切实传播到劳动界”的普及性报刊，还是《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等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书籍，皆如鲁迅先生的评价：颇不愧旗帜鲜明。

那时，传播马克思主义受到的白色恐怖威胁时时存在。1920年8月，陈望道译出了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初版印刷1000本很快卖完，再版的广告式短文，只能巧妙地刊登在国民党人主办的《民国日报》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将共产国际的文件打印在丝质衬衣上，穿在身上才得以过关；女共产党员杨学敏将《党史教程》包装在当时的流行小说中，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我们党创造“地球上最大政治奇迹”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两个字——“信仰”。而在经历了一次次血雨腥风之后，当这些握惯“笔杆子”的手，遵循自己的信仰，同时握起了“枪杆子”时，这个党就拥有了战胜一切敌人的力量。

绰号与道路

有一些称呼让遥远的历史和精神谱系鲜活起来——好几位参加一大的代表，见面皆以“老西”相称（英语里共产党的简称CP）；在他们的书信中，时可见到一串“00000”——这不是密码，而是代表“共产主义者”。

在建党前后的一些会议记录中，但凡陈独秀发言，皆冠以一个“老”字。当时参加一大的13位代表，平均年龄28岁，恰好是毛泽东当时的年龄。所以，40岁出头的陈独秀总被称为老先生、老头子。“五卅”运动期间，陈独秀有一次被工人纠察队当奸细抓了起来，押送到上海总工会。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乍见一愣，接着就“老先生”长“老先生”短的聊起来，既没有暴露其身份，又表达了对他的尊重。

毛泽东则用他独特的语言风格，给几位满口俄语，言必称国际的人起绰号为“洋房子先生”……

“风流期共赏，同征此时情。”这是党的一位早期领导人送给毛泽东的诗句。然而，他并没有一路“同征”。令人错愕的是，这些相识相知的同志曾为了同一个理想坐在一起，起身后却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不仅有消沉与失意者，在这些党的创建者中居然出现了叛徒与汉奸。

曾在“历史的草稿”上留下记录的人，有的会被历史轻轻地抹去。久久地瞩目着那一张张因岁月流逝而模糊的照片，想起了这样的诗句：“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

寻访·七大会址

倾听中央大礼堂里的“回声”

■尉启军 记者 李秦卫

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磨去棱角的土砖、坐上去会发出声音的木条凳……这里处处弥漫着浓浓的“延安味”。

71年前，在经过6次延期后，755名代表在这个长35米，宽30米的大礼堂里，召开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如今，岁月的洗礼让七大会址显得愈发厚重和沧桑。“来延安旅游的人，几乎都会来这里，今天我就给4拨游客做了讲解。”讲解员任崔艳告诉记者。

七大的重大意义在于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原始性创新，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的确定，是党苦苦探索了20多年后才得来的。

理论创新的“气味”，如今在这里仍能“闻到”。

“我们党善于总结，勇于纠错，在这次会议上明确规定任何党员都可以给党的领导提意见。”打开当年修订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刘煜指着“党员有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告诉大家，这“任何”二字，刘少奇当年写上了又圈掉，圈掉了又写上，反复好几次。全会在对这一条讨论时，毛主席表示，应该信任群众，绝大多数的群众是为党好的。最后，大家同意新党章上写上这一条，只是将原先的“在一定会议上”改为“在党的会议上”。

听完刘煜讲的这个细节，转身仰望七大主席台对面的墙壁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横幅格外醒目。是啊，这种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体现着一个政党的自我修复能力，成为其始终活跃在历史舞台的决定性因素。95年奋斗历程，党并不回避民主革命时期遭受的重大失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犯过的严重错误。也正是有了对失败的深刻反思和对错误的彻底修正，才有了在正确道路上前行的坚定决心。

“党的三大作风，也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的。”拿起封面泛黄的《愚公移山》小册子，刘煜说，愚公移山的故事，毛主席在七大上讲了三遍。“主席3次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告诉大家要充满信心，万众一心，不断赢得胜利。”

“今天，我们面临的困难不比当年少，也不比当年小，这篇文章还得反复读。”接过刘煜的话茬，延安军分区政委蔺雨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途上，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七大精神的科学内容和经久不衰的理论魅力。

注重解放生产力，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党的七大就提出来了！毛主席在七大上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嫦娥奔月、蛟龙下海、高铁飞驰、GDP跃居世界第二……今日中国之一项项卓然成就，不正是对当年中央大礼堂那一阵阵掌声的最美回声吗？

寻访·李大钊纪念馆

用如磐信仰再造青春中国

■记者 宋 歆 通讯员 马晓川

冲决历史之桎梏，荡涤历史之积秽，挽回民族之青春，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们觉醒、奋斗，乃至不惜慷慨赴死的信仰之所存。

自1840年以降，神州陆沉，国土沦丧，“中国的苦痛与灾难，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

呐喊，总会在压迫最深重时迸发；希望，总会在信仰最坚韧时涌动。

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正是在这样的雪夜开始觉悟，开始行动。

盛夏时节，我们来到位于渤海之滨的河北唐山乐亭县，这是李大钊先生一生眷恋的故土。分布全县的大钊路、大钊广场、大钊公园，仿佛也在无声诉说故乡人民的追思与敬仰。

大钊路觅园街1号，便是苍松翠柏掩映下的李大钊纪念馆。自广场拾级而上，38个台阶，寓意着先生38年短暂而壮烈的人生。1927年4月28日，北洋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李大钊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

庞大、铁沉的绞架，在照片上闪着恐怖寒光。这副清末民初从欧洲进口的绞架只使用过一次，史料显示，大钊先生当日三上绞架，历时40余分钟，至死也没有吐露党的秘密。诀别之际，大钊先生怒斥刽子手：“不要以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的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革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走进纪念馆，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大钊先生磅礴昂扬的精神世界。在一个展柜中，有数张影印的照片，上面记录着李大钊和陈独秀的通信，那是“南陈北李”在相约建党，在商议谋划未来的青春中国。1920年春天，陈独秀致信李大钊，问应该给新成立的政党取个什么名字？李大钊回信：“叫共产党！”

那时的中国，各种社会思潮、政治力量和政治主张不断涌现，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早年负笈日本，已经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大钊先生，回国后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大钊先生备受鼓舞，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新纪元》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他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大钊先生再造青春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有力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进取精神。1918年11月，大钊先生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在现场亲耳聆听的就有青年毛泽东。15日，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面。李大钊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正是在此时，毛泽东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1949年3月，毛泽东在“进京赶考”时深情回忆起大钊先生：“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创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指导成立中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领导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短短几年时间，在大钊先生的带领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强大潮流，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大钊先生的思想遗产永远不会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李大钊纪念馆副馆长于海英告诉我们，大钊先生是我党较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的领导人，他亲自选送刘志丹、张宗逊、王一飞、李运昌等到黄埔军校学习，不少人成为我军知名战将。他还高瞻远瞩地派谢子长、李象九到陕北安定一带发展革命武装，为日后燎原的星火埋下了重要伏笔。

纪念馆大堂中央，汉白玉雕像高高耸立，大钊先生的目光凝视远方、淡定从容。“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雕像下，一拨拨年轻的共产党员，重温着入党誓词。这种跨越时空的交流与宣示，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薪火传承，是后来者对中国共产党创始者致以的崇高敬意，也是对大钊先生用信仰再造青春中国的最好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