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徐特立:嗜书如命 书骑牲口人步行

徐特立是著名的教育家，对文化教育事业非常重视。在艰苦的长征路上，当时已58岁的他仍一丝不苟地教红军战士们学文化。
　　在行军途中，徐老想出了许多办法教战士们识字。他在前面战士们的斗笠上写几个字，就成为后面战士们的活动识字板，日子长了，战士们识的字也就多了。他叫先头部队把路边宣传鼓动标语牌上的字写大些，以便于战士们在行军途中辨识。他还教战士们学拼音文字。有些年轻女战士调皮地说：“这是外国字，我们不学！”他耐心地解释：“这是我们创造的拼音文字，是我们自己的，应该学习。将来我们的条件改善了，外国的语言文字也要学习嘛！”徐老鼓励女战士们不仅要做妇女革命的模范，而且要做文化的主人，这样才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求得妇女的彻底解放。当部队停下来休息和宿营时，徐老要战士们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在地上写字。他风趣地说：“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呀！”朱德和康克清后来曾写诗称赞徐老：“岁岁不忘歼敌事，朝朝只见诲人忙。”

　　当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党中央准备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在遵义建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徐特立担任了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他十分关心当地的文化教育情况和知识分子，主动拜访了遵义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并热心抢救当地文化遗产。

　　有一天，徐特立去拜访当地书法家王石珊。他刚刚跨进大门，就见堂屋里四壁通红，火光闪亮。徐老放眼望去，看见几个年轻的红军战士抱出几大捆书当柴火烧。徐老见了又痛心又生气，当即制止他们，并从火堆里抢出了几本书。有个红军战士不解地问徐老：“保存这些老古董有什么用？”“怎么没有用？”徐老举个简单例子说：“我们红军从江西出发，过湘江，渡乌江，占遵义，我们原来哪知世上有这些地方？这些知识不都是书本告诉我们的吗！”年轻战士听后，知道做错了，赶快把书抱回去放在原处。

　　烧书一事，引起了徐特立的严重注意。他立即采取保护性措施，赶到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打了许多封条，把各家的藏书封存起来，并准备集中起来统一保存。

　　作为教育家的徐特立，爱书如命，即使在艰苦的行军途中也是如此。有一次，为了保护随身带的书籍，他曾经流过眼泪。红军二渡赤水河以后的一天黄昏，徐特立所在的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来到一个小村庄宿营。兼任过干部休养连连长的何长工，站在村口一棵大树下，十分焦急地向山径小道眺望，等着掉队的徐老。不一会儿，徐老牵着马走过来，摘下军帽，擦了一把汗，抬头看见何长工紧绷着脸，心里不由得有点紧张，就抢先招呼说：“小老九，你们到了好久了吧？哎，我这小马调皮，不肯走！”

　　何长工因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经常关心、过问休养连的事。他生气地说：“你又迟到半小时，给你马不骑，驮那么多书，这不行！”原来贵州山道难走，他特意给徐老换了一匹小马，身子虽矮，可是结实耐走。人骑在小马背上，任它在山道上蹒跚，也不会掉队。可徐老不骑马，而是把从瑞金带出的和沿途搜集的100多本书驮在马背上。干部休养连当时也有几位老同志用马驮书，成了何长工最头痛的事。行起军来，都是书骑牲口人步行，总是走不快。何长工觉得书是个大包袱，这次决心以徐老为“典型”，非扔掉这个包袱不可。

　　“我下次起早点儿，保证不再迟到了。”徐老自知理亏，先自我检讨。

　　“不行，我要从根本上解决，烧你的书！”

　　“什么？烧书？烧不得，烧了我跟你拼命！”徐老急了，跑过去护住马背上的书。

　　“烧是烧定了！今天烧了，将来打下大城市我再来赔你！”

　　“靠不住，小老九，你被打死了怎么办？我找谁要书去？你可以批评我，但不能烧书！”

　　见他俩争执着，与徐特立同在干部休养连的董必武、谢觉哉两位老同志也都围了过来。何长工从马背上抢下一摞书，挽起袖子，大声宣布：“同志们听着，我今天要烧徐老的书了，省得他掉队，你们的书也要烧。警卫员，拿洋火来！”徐老真急了，跳了起来，又嚷又叫。他嗜书如命，眼看真要烧他的书，徐老动了感情，几滴眼泪淌了出来。

　　董老、谢老见此僵局，拿出了折衷的主意：“长工，这样吧，烧一半，留一半，给点厉害，也留点面子怎么样？”何长工仍很坚决：“全烧！不烧掉书，徐老再掉队，我脖子痒哩！”他用手在脖子上做了个砍的手势，把大家都逗乐了。

　　大家记得，周恩来跟何长工交待任务时，曾严肃而风趣地说过：“这批老人，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你要对他们的安全绝对负责，如果他们在，你也在，那就皆大欢喜；他们在你不在，我追记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不在，你在，我就要砍你的头！”

　　董老、谢老再也不好张口了。徐老仍在又嚷又求，抱住那些书籍不松手。突然，何长工“噗噗”一乐，宣布道：“一本都不烧！叫警卫连的每一个战士给你背两本，不比你一个人驮着保险。”

　　徐老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把书解开。何长工两本两本地把书分发给了警卫战士们保管。从此，徐老再也不迟到了。到陕北后，何长工把书集中起来，一本不少地交还了徐特立。

（2006年刊于《解放军报》）
 

徐特立是著名的教育家，对文化教育事业非常重视。在艰苦的长征路上，当时已58岁的他仍一丝不苟地教红军战士们学文化。
　　在行军途中，徐老想出了许多办法教战士们识字。他在前面战士们的斗笠上写几个字，就成为后面战士们的活动识字板，日子长了，战士们识的字也就多了。他叫先头部队把路边宣传鼓动标语牌上的字写大些，以便于战士们在行军途中辨识。他还教战士们学拼音文字。有些年轻女战士调皮地说：“这是外国字，我们不学！”他耐心地解释：“这是我们创造的拼音文字，是我们自己的，应该学习。将来我们的条件改善了，外国的语言文字也要学习嘛！”徐老鼓励女战士们不仅要做妇女革命的模范，而且要做文化的主人，这样才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求得妇女的彻底解放。当部队停下来休息和宿营时，徐老要战士们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在地上写字。他风趣地说：“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呀！”朱德和康克清后来曾写诗称赞徐老：“岁岁不忘歼敌事，朝朝只见诲人忙。”

　　当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党中央准备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在遵义建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徐特立担任了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他十分关心当地的文化教育情况和知识分子，主动拜访了遵义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并热心抢救当地文化遗产。

　　有一天，徐特立去拜访当地书法家王石珊。他刚刚跨进大门，就见堂屋里四壁通红，火光闪亮。徐老放眼望去，看见几个年轻的红军战士抱出几大捆书当柴火烧。徐老见了又痛心又生气，当即制止他们，并从火堆里抢出了几本书。有个红军战士不解地问徐老：“保存这些老古董有什么用？”“怎么没有用？”徐老举个简单例子说：“我们红军从江西出发，过湘江，渡乌江，占遵义，我们原来哪知世上有这些地方？这些知识不都是书本告诉我们的吗！”年轻战士听后，知道做错了，赶快把书抱回去放在原处。

　　烧书一事，引起了徐特立的严重注意。他立即采取保护性措施，赶到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打了许多封条，把各家的藏书封存起来，并准备集中起来统一保存。

　　作为教育家的徐特立，爱书如命，即使在艰苦的行军途中也是如此。有一次，为了保护随身带的书籍，他曾经流过眼泪。红军二渡赤水河以后的一天黄昏，徐特立所在的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来到一个小村庄宿营。兼任过干部休养连连长的何长工，站在村口一棵大树下，十分焦急地向山径小道眺望，等着掉队的徐老。不一会儿，徐老牵着马走过来，摘下军帽，擦了一把汗，抬头看见何长工紧绷着脸，心里不由得有点紧张，就抢先招呼说：“小老九，你们到了好久了吧？哎，我这小马调皮，不肯走！”

　　何长工因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经常关心、过问休养连的事。他生气地说：“你又迟到半小时，给你马不骑，驮那么多书，这不行！”原来贵州山道难走，他特意给徐老换了一匹小马，身子虽矮，可是结实耐走。人骑在小马背上，任它在山道上蹒跚，也不会掉队。可徐老不骑马，而是把从瑞金带出的和沿途搜集的100多本书驮在马背上。干部休养连当时也有几位老同志用马驮书，成了何长工最头痛的事。行起军来，都是书骑牲口人步行，总是走不快。何长工觉得书是个大包袱，这次决心以徐老为“典型”，非扔掉这个包袱不可。

　　“我下次起早点儿，保证不再迟到了。”徐老自知理亏，先自我检讨。

　　“不行，我要从根本上解决，烧你的书！”

　　“什么？烧书？烧不得，烧了我跟你拼命！”徐老急了，跑过去护住马背上的书。

　　“烧是烧定了！今天烧了，将来打下大城市我再来赔你！”

　　“靠不住，小老九，你被打死了怎么办？我找谁要书去？你可以批评我，但不能烧书！”

　　见他俩争执着，与徐特立同在干部休养连的董必武、谢觉哉两位老同志也都围了过来。何长工从马背上抢下一摞书，挽起袖子，大声宣布：“同志们听着，我今天要烧徐老的书了，省得他掉队，你们的书也要烧。警卫员，拿洋火来！”徐老真急了，跳了起来，又嚷又叫。他嗜书如命，眼看真要烧他的书，徐老动了感情，几滴眼泪淌了出来。

　　董老、谢老见此僵局，拿出了折衷的主意：“长工，这样吧，烧一半，留一半，给点厉害，也留点面子怎么样？”何长工仍很坚决：“全烧！不烧掉书，徐老再掉队，我脖子痒哩！”他用手在脖子上做了个砍的手势，把大家都逗乐了。

　　大家记得，周恩来跟何长工交待任务时，曾严肃而风趣地说过：“这批老人，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你要对他们的安全绝对负责，如果他们在，你也在，那就皆大欢喜；他们在你不在，我追记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不在，你在，我就要砍你的头！”

　　董老、谢老再也不好张口了。徐老仍在又嚷又求，抱住那些书籍不松手。突然，何长工“噗噗”一乐，宣布道：“一本都不烧！叫警卫连的每一个战士给你背两本，不比你一个人驮着保险。”

　　徐老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把书解开。何长工两本两本地把书分发给了警卫战士们保管。从此，徐老再也不迟到了。到陕北后，何长工把书集中起来，一本不少地交还了徐特立。

（2006年刊于《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