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盛京——清代陪都沈阳

沈阳故宫凤凰楼

今天（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公祭日，人们的思绪又回到了抗日战争的硝烟中。　拉开这场战争序幕的正是1931年发生在沈阳的“九一八事变”。当时，在国际上，这场事变的英文说法是“Mukden　Incident”。如果翻阅词典，不难发现Mukden是满语的音译词，翻译过来便是“盛京”。盛京，正是沈阳的旧称。

盛京在清代的身份是“陪都”，地位仅次于北京。作为陪都，自然享有非同一般的待遇，从其全称“盛京奉天府（北京称京师顺天府）”，便可见其地位的尊贵。当年盛京的城市建设颇有几分皇家气息。然而，随着清末国力的衰落，日本不断向东北渗透，这座安静美丽的陪都最终沦丧于日本铁蹄之下。　如今硝烟不再，当人们漫步于沈阳街头，那红墙黄瓦的故宫、松柏成荫的北陵和东陵，仍然能让人感受到昔日陪都的风采。这些建筑背后，同样镌刻了这个城市说不完、道不尽的沧桑历程。

前身为沈州

辽代时因“移民”而兴

辽神册六年（921年）十月，已经即位称帝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率领契丹骑兵从居庸关、古北口两处军事要地南下，侵扰檀州（今北京市密云区）、顺州（今北京市顺义区）、三河县（今河北省三河市）、良乡县（今北京市房山区）等十余城。在抢夺财物的同时还将这一地区居民掳掠至辽国属地，并在浑河以北修筑沈州城对这些“移民”进行安置。沈州城便是今日沈阳城的前身。和沈州城同时动工的，还有两座用来安置移民的小“卫星城”，三座城池互为掎角之势，在浑河周边构筑了一道防御线。而这两座小卫星城的命名方式也很特别，位于沈州东侧的这座，由于其安置的移民以三河县人（今河北省三河市）居多，故而直接将其命名为“三河县”。而西边的这座小城，则由于所居渔阳县人（今天津市蓟县）居多而被命名为“渔阳县”。

两座小城的居民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十几年后，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给辽国，这样在辽国境内便有了两个三河县，于是新建不久的沈州三河县被更名为“乐郊县”，其含义为“肥沃的乐土”。而西面的渔阳县的改名要晚一些，大致在百余年后被更名为“灵源县”。

根据历史上民间私人笔记的记载，沈州城在辽之后的金代，曾接待过两位从中原而来的“贵客”，这便是在“靖康之变”中被金军俘虏的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位大宋皇帝。据说当两位皇帝和随行的皇室成员走到乐郊县的时候，徽宗皇帝突感身体不适，而押送他们的军官也生怕半路上徽宗病死，自己无法交差，于是便选择了乐郊“县招待所”——乐郊馆让宋徽宗暂时调养身体。待宋徽宗身体恢复后，再继续押送两位皇帝及皇室成员到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附近）拜见金国的皇帝。这之后宋徽宗和宋钦宗被囚禁在位于今黑龙江省境内的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最终客死他乡。

金元交替之际，沈州及附近地区的城池基本上都毁于战火。直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的时候，才在至元三年（1266年）重筑沈州城池，以安置内附的高丽国军民。由于当时在城里同时设置有“沈州安抚高丽居民总管府”和“辽阳安抚高丽居民总管府”，因此当时的统治者从这两个机构中各取一个字，最终将这里定名为“沈阳”。这座民族交融而产生的“移民城市”从此开启了新的篇章。

沈阳故宫

寝宫区域“择高而居”

到过沈阳故宫的人都会不禁感慨：这座皇宫未免也太小了。沈阳故宫占地6万余平方米，而北京故宫则占地72万平方米。虽然沈阳故宫小，但这座始建于后金时期的“汗王宫”体现出了满族独有的特色。

后金第一任汗王，也就是后来的清太祖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1625年）决定将都城从东京城（今辽宁省辽阳市东）迁到刚刚攻打下来的沈阳城，沈阳故宫的建设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最初建沈阳故宫时，按照满族的习惯，将汗王居住和办公的地点分开。当时努尔哈赤选中了老沈阳城的北门镇边门（原称安定门，后改为镇边门）内的一块地方，兴建自己的汗王宫。进入一座“宫门”后是一段台阶，第二进院落坐落于台阶后的高台之上，是一座非常简陋的三合院建筑。其中正房是努尔哈赤的寝宫，东西厢房则是他的嫔妃们的居所。

汗王宫以南，在老沈阳城南北向主干道的东侧建有努尔哈赤用来处理政务的大政殿以及周边的十座亭阁式建筑（俗称“十王亭”）。这组建筑中的大政殿的功用相当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是举行朝会以及供努尔哈赤办公使用的场所。两侧的十座亭子中，距离大政殿最近的，是左右翼王办公的场所，其余八座则是八旗首领即“固山额真”的办公场所。这组建筑布局不难看出出身于马背上的满族所具有的一种“帐殿”布局特色，也体现了后金时期八旗制度下君臣合署办公的特色。

大政殿建筑群和汗王宫建筑群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各自分离开的。从汗王宫的正门到大政殿院落的正门大致有500多米左右。也就是说努尔哈赤那会儿每天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

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后，由于老汗王宫是努尔哈赤所居住，为了表示对自己父亲的尊崇，他不再在这里居住，而是将大政殿西侧自己原来的贝勒府进行了扩建。这就是我们今日看到的沈阳故宫的中路建筑。原府的大门被升格为皇宫的正门，而在正门以内，按照汉族传统中的“前朝后寝”制度，分别布置有皇太极日常处理政务的崇政殿和后面的寝宫清宁宫。这种建筑布局改变了努尔哈赤时期寝宫和办公场所分离的局面，是沈阳故宫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破。

崇政殿和清宁宫的细微布局也挺有意思。首先“朝”与“寝”的分界线是一座高耸在平台上的凤凰楼，也就是说位于凤凰楼后的整个寝宫区位于一座约4米的高台之上，这不仅体现了满族“择高而居”的特色，同时也使沈阳故宫成为我国唯一一座寝宫区高于朝会区的宫殿建筑群。当年凤凰楼是沈阳城的制高点，天气好时站在这里能够看到几十里外的抚顺城。楼后的清宁宫及周边几座厢房，是皇太极和众嫔妃们居住的场所，同时清宁宫也是萨满教举行祭祀仪式的场所。这种布局直接影响了清朝入关后对于北京紫禁城中坤宁宫的改造。

沈阳故宫的西路建筑兴建于清乾隆年间，包括文溯阁和嘉荫堂等建筑。前者主要用来收贮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后者则是清帝东巡时听戏的场所。在兴建西路建筑的同时乾隆帝还在中路主要建筑两侧兴建了供东巡帝后居住的行宫，因为原有的寝宫清宁宫作为先祖居住的场所已不适合让后世子孙居住。

沈阳故宫凤凰楼

今天（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公祭日，人们的思绪又回到了抗日战争的硝烟中。　拉开这场战争序幕的正是1931年发生在沈阳的“九一八事变”。当时，在国际上，这场事变的英文说法是“Mukden　Incident”。如果翻阅词典，不难发现Mukden是满语的音译词，翻译过来便是“盛京”。盛京，正是沈阳的旧称。

盛京在清代的身份是“陪都”，地位仅次于北京。作为陪都，自然享有非同一般的待遇，从其全称“盛京奉天府（北京称京师顺天府）”，便可见其地位的尊贵。当年盛京的城市建设颇有几分皇家气息。然而，随着清末国力的衰落，日本不断向东北渗透，这座安静美丽的陪都最终沦丧于日本铁蹄之下。　如今硝烟不再，当人们漫步于沈阳街头，那红墙黄瓦的故宫、松柏成荫的北陵和东陵，仍然能让人感受到昔日陪都的风采。这些建筑背后，同样镌刻了这个城市说不完、道不尽的沧桑历程。

前身为沈州

辽代时因“移民”而兴

辽神册六年（921年）十月，已经即位称帝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率领契丹骑兵从居庸关、古北口两处军事要地南下，侵扰檀州（今北京市密云区）、顺州（今北京市顺义区）、三河县（今河北省三河市）、良乡县（今北京市房山区）等十余城。在抢夺财物的同时还将这一地区居民掳掠至辽国属地，并在浑河以北修筑沈州城对这些“移民”进行安置。沈州城便是今日沈阳城的前身。和沈州城同时动工的，还有两座用来安置移民的小“卫星城”，三座城池互为掎角之势，在浑河周边构筑了一道防御线。而这两座小卫星城的命名方式也很特别，位于沈州东侧的这座，由于其安置的移民以三河县人（今河北省三河市）居多，故而直接将其命名为“三河县”。而西边的这座小城，则由于所居渔阳县人（今天津市蓟县）居多而被命名为“渔阳县”。

两座小城的居民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十几年后，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给辽国，这样在辽国境内便有了两个三河县，于是新建不久的沈州三河县被更名为“乐郊县”，其含义为“肥沃的乐土”。而西面的渔阳县的改名要晚一些，大致在百余年后被更名为“灵源县”。

根据历史上民间私人笔记的记载，沈州城在辽之后的金代，曾接待过两位从中原而来的“贵客”，这便是在“靖康之变”中被金军俘虏的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位大宋皇帝。据说当两位皇帝和随行的皇室成员走到乐郊县的时候，徽宗皇帝突感身体不适，而押送他们的军官也生怕半路上徽宗病死，自己无法交差，于是便选择了乐郊“县招待所”——乐郊馆让宋徽宗暂时调养身体。待宋徽宗身体恢复后，再继续押送两位皇帝及皇室成员到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附近）拜见金国的皇帝。这之后宋徽宗和宋钦宗被囚禁在位于今黑龙江省境内的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最终客死他乡。

金元交替之际，沈州及附近地区的城池基本上都毁于战火。直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的时候，才在至元三年（1266年）重筑沈州城池，以安置内附的高丽国军民。由于当时在城里同时设置有“沈州安抚高丽居民总管府”和“辽阳安抚高丽居民总管府”，因此当时的统治者从这两个机构中各取一个字，最终将这里定名为“沈阳”。这座民族交融而产生的“移民城市”从此开启了新的篇章。

沈阳故宫

寝宫区域“择高而居”

到过沈阳故宫的人都会不禁感慨：这座皇宫未免也太小了。沈阳故宫占地6万余平方米，而北京故宫则占地72万平方米。虽然沈阳故宫小，但这座始建于后金时期的“汗王宫”体现出了满族独有的特色。

后金第一任汗王，也就是后来的清太祖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1625年）决定将都城从东京城（今辽宁省辽阳市东）迁到刚刚攻打下来的沈阳城，沈阳故宫的建设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最初建沈阳故宫时，按照满族的习惯，将汗王居住和办公的地点分开。当时努尔哈赤选中了老沈阳城的北门镇边门（原称安定门，后改为镇边门）内的一块地方，兴建自己的汗王宫。进入一座“宫门”后是一段台阶，第二进院落坐落于台阶后的高台之上，是一座非常简陋的三合院建筑。其中正房是努尔哈赤的寝宫，东西厢房则是他的嫔妃们的居所。

汗王宫以南，在老沈阳城南北向主干道的东侧建有努尔哈赤用来处理政务的大政殿以及周边的十座亭阁式建筑（俗称“十王亭”）。这组建筑中的大政殿的功用相当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是举行朝会以及供努尔哈赤办公使用的场所。两侧的十座亭子中，距离大政殿最近的，是左右翼王办公的场所，其余八座则是八旗首领即“固山额真”的办公场所。这组建筑布局不难看出出身于马背上的满族所具有的一种“帐殿”布局特色，也体现了后金时期八旗制度下君臣合署办公的特色。

大政殿建筑群和汗王宫建筑群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各自分离开的。从汗王宫的正门到大政殿院落的正门大致有500多米左右。也就是说努尔哈赤那会儿每天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

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后，由于老汗王宫是努尔哈赤所居住，为了表示对自己父亲的尊崇，他不再在这里居住，而是将大政殿西侧自己原来的贝勒府进行了扩建。这就是我们今日看到的沈阳故宫的中路建筑。原府的大门被升格为皇宫的正门，而在正门以内，按照汉族传统中的“前朝后寝”制度，分别布置有皇太极日常处理政务的崇政殿和后面的寝宫清宁宫。这种建筑布局改变了努尔哈赤时期寝宫和办公场所分离的局面，是沈阳故宫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破。

崇政殿和清宁宫的细微布局也挺有意思。首先“朝”与“寝”的分界线是一座高耸在平台上的凤凰楼，也就是说位于凤凰楼后的整个寝宫区位于一座约4米的高台之上，这不仅体现了满族“择高而居”的特色，同时也使沈阳故宫成为我国唯一一座寝宫区高于朝会区的宫殿建筑群。当年凤凰楼是沈阳城的制高点，天气好时站在这里能够看到几十里外的抚顺城。楼后的清宁宫及周边几座厢房，是皇太极和众嫔妃们居住的场所，同时清宁宫也是萨满教举行祭祀仪式的场所。这种布局直接影响了清朝入关后对于北京紫禁城中坤宁宫的改造。

沈阳故宫的西路建筑兴建于清乾隆年间，包括文溯阁和嘉荫堂等建筑。前者主要用来收贮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后者则是清帝东巡时听戏的场所。在兴建西路建筑的同时乾隆帝还在中路主要建筑两侧兴建了供东巡帝后居住的行宫，因为原有的寝宫清宁宫作为先祖居住的场所已不适合让后世子孙居住。

关外三陵

明朝陵寝的“微缩式”模仿

清朝入关后的陵寝有两处，一处是位于北京以东遵化市境内昌瑞山脚下的清东陵，另一处则是位于北京西南易县境内永宁山脚下的清西陵。在清朝入关以前，在沈阳周边还兴建有三处陵寝，即葬有努尔哈赤父祖等人的永陵，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俗称东陵）以及清太宗皇太极的昭陵（俗称北陵）。这三座陵寝中规模最为宏大的当属昭陵了。

如今的昭陵所在区域也被称为“北陵公园”，沈阳地铁2号线在该公园的南门和西北门设置有车站。因此每天到这里晨练的人络绎不绝。进入公园仿古式的南大门，在主神道两侧栽种有大量的参天古树，在绿树的掩映下这里显得异常幽静。沿着神路一直向前，会经过下马牌、华表等礼制性设施，最终到达陵寝的核心建筑区。

昭陵的核心区，从根本上讲，是对关内明陵建筑的一种“微缩式”模仿。明十三陵建筑中规模宏大的石牌坊，在昭陵这里衍变为雕工十分精美的三开间石牌楼。而明陵石牌坊后的大红门，在昭陵则被设计成“正红门”。其建筑体制虽不及十三陵的大红门宏大，但装饰却十分精美。正红门外东西两侧各有一个“跨院”，其中东跨院被称为“更衣亭”，是皇帝在祭祀前更换衣着以及如厕之所。这里最具特色的设施当是亭内的冲水式“蹲便池”。这处便池开凿在一条长2米，宽1米左右的大石面上，坑长约1米，宽不足50厘米，呈类似花生形状，保存完好。西跨院是宰牲亭，是屠宰祭祀用牲之所。

进入正红门，道路两侧便是昭陵石像生了。1929年，刚刚归国并创建了东北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就曾带领学生到北陵进行测绘，并留下了考察石像生中麒麟石雕的珍贵影像。时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对于梁思成夫妇二人给予了相当优厚的待遇，其中作为系主任梁思成每月薪水为800银元，而作为教员的林徽因每月也有400银元的薪水。

石像生的尽头是昭陵的神功圣德碑碑亭，碑亭之后便是昭陵的陵宫了。这座陵宫和明陵有较大差异，采用的是城池型设计。其正门隆恩门没有采取宫殿式建筑，而完全被修建成了一座城楼。城楼四角还建有瞭望用的角楼。这样的设计方案与当时清朝政权不稳定有直接的关系。

城池的中心，是用于祭祀的主殿隆恩殿。这座殿宇规模不大，仅是一座三开间四周出廊的单檐歇山顶建筑，但其装修却是极为精美的。该样式后来被清宣宗道光皇帝所模仿，用于其位于易县的慕陵的修造中。只不过慕陵隆恩殿更奢侈：用纯楠木打造，且高浮雕的龙纹广泛应用于大殿室内。

昭陵隆恩殿后增补建筑的叠加，使得石五供和后面的方城明楼等建筑就像是挤在了一起，空间显得非常局促。方城明楼后半月形的宝城内，便是皇太极和孝端文皇后的地宫所在了。地宫之上以黄土覆盖，形成一座高大的宝顶（民间俗称为“坟头”）。宝顶之上仿照永陵的做法栽种了一棵榆树，被称为“神榆”。

昭陵核心区的西侧，还有一座皇贵妃园寝，大家所熟知的宸妃海兰珠便安葬于此。据说这里曾经还有一座空冢，是为孝庄文皇后即庄妃准备的。由于孝庄文皇后最终葬在了关内清东陵兆域附近，并没有归葬此处，因此该墓一空就是三百多年。而孝庄文皇后在东陵的陵寝，也因其方位在昭陵以西而被称之为“昭西陵”。如今昭陵皇贵妃园寝损毁较为严重，仅有些许踪迹可寻。

京奉铁路

全线通车日正是清亡时

沈阳城的近代化，和铁路的兴建息息相关。1891年俄国人开始兴建西伯利亚铁路，与此同时他们千方百计地想从这条铁路分出一条支线，直插中国东北腹地。1898年沙俄通过和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获得了这条他们预谋已久的铁路修筑和管理权，于是他们便以哈尔滨为中心点，修筑了两条总体呈英文大写字母“T”状的铁路，一条从满洲里过哈尔滨至绥芬河；另一条则从哈尔滨出发向西南经宽城子（长春）、奉天（1657年，清朝以“奉天承运”之意在沈阳设立奉天府，沈阳又名奉天）至旅顺。当时将这两条铁路合称为“东清铁路”或“中东铁路”。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从俄国人手里得到了中东铁路宽城子至旅顺的管理、经营权，这便是被后人称为“南满铁路”的区段。1906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成立，总部设在东京。“满铁”表面上是一家企业，但其本质上是协助日本政府对外实行殖民侵略，并完成对殖民地经济掠夺的殖民机构，被称为“日本在中国的东印度公司”。

此后，奉天城以外西部的广大地区，逐渐沦为满铁的势力范围。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正是因为日本意欲扩大在东北的利益，蓄意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的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而引发。

由于南满铁路一带属于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规划城市的布局。1910年建成的奉天驿（今沈阳火车站），外观总体风格极其类似日本的东京火车站。

1907年另一条铁路延伸到了沈阳城西，这便是由清政府主持修建的京奉铁路。由于南满铁路呈南北方向横亘于沈阳城西部，因此京奉铁路终点站并不能够直接修筑到沈阳城城墙脚下，而是在城西5公里外的皇姑屯。直到1911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与《中日京奉铁路延长线协约》后，京奉铁路才得以最终借道南满铁路延伸到了奉天城下，并利用原奉天省立第五小学的校舍作为站房，车站被命名为奉天新站。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政府宣布京奉铁路全线通车之时正是1912年1月1日，而此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经在南京成立，历史步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1927年，控制奉天的东北军阀张作霖为了与日本人所控制的南满铁路抗衡，决定将奉天新站站房加以改扩建。新建成的站房由我国著名建筑大师杨廷宝先生设计，其规模和功用远远超过了日本人设计的奉天驿。该站建成后曾一度被命名为“辽宁总站”。

可惜张作霖没有目睹辽宁总站的建成。由于干涉了日本人在东北铁路上的利益，再加上张作霖回绝了日本人提出的在东北的诸多要求，1928年6月4日清晨，当张作霖的专列行驶至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会处的三洞桥时，日本引爆了事先安放在这里的炸药，张作霖因伤势过重身亡。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皇姑屯事件”。此后不久，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便宣布“东北易帜”，这也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从一定程度上，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霸占东北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