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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曾赞八路军能干:一连血战两千日军

2017-01-11 09:29 人民网  

本文摘自《党史文汇》2011年第11期,原题:《朱德与卫立煌的赤诚交往》

未曾见面协同抗战

1937年9月,日军大举进攻山西,阎锡山紧急吁请蒋介石派兵增援。10月2日,蒋介石命卫立煌率军驰援晋北,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进驻军事重镇忻口,布阵抗敌。当时,中国军队在长达五六十里的忻口阵地先后投入99个团,统由卫立煌指挥,其中包括晋绥军、中央军、川军和八路军。卫立煌命令第二战区所属八路军三个师“对增援之敌负责阻击,对退却之敌相机歼灭”。10月7日,日本侵略军5万余人在50辆坦克、20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忻口阵地猛攻。卫立煌日夜守在指挥所,指挥抗击日军的进攻,即使付出惨重的牺牲,也始终与日军胶着在阵地上,使日军无法突破忻口防线。

10月上旬,朱德出席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会议,参与研究部署忻口战役诸事。10月13日、14日,朱德先后致电贺龙和肖克、林彪和聂荣臻,命令断绝日军后方交通,从侧背面袭击日军。10月19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夜袭山西代县日军阳明堡飞机场,一举炸毁敌机24架,使敌机数日内无法对忻口正面作战的友军实施轰炸。八路军还将雁门关南北交通要道全部切断,使日军补给发生很大困难。这时,卫立煌虽然与朱德未曾谋面,但是,朱德指挥的八路军在敌侧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给卫立煌以极大的支援,卫立煌非常高兴,认识到八路军是有力量的友军,最忠勇爱国的友军。

本文摘自《党史文汇》2011年第11期,原题:《朱德与卫立煌的赤诚交往》

未曾见面协同抗战

1937年9月,日军大举进攻山西,阎锡山紧急吁请蒋介石派兵增援。10月2日,蒋介石命卫立煌率军驰援晋北,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进驻军事重镇忻口,布阵抗敌。当时,中国军队在长达五六十里的忻口阵地先后投入99个团,统由卫立煌指挥,其中包括晋绥军、中央军、川军和八路军。卫立煌命令第二战区所属八路军三个师“对增援之敌负责阻击,对退却之敌相机歼灭”。10月7日,日本侵略军5万余人在50辆坦克、20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忻口阵地猛攻。卫立煌日夜守在指挥所,指挥抗击日军的进攻,即使付出惨重的牺牲,也始终与日军胶着在阵地上,使日军无法突破忻口防线。

10月上旬,朱德出席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会议,参与研究部署忻口战役诸事。10月13日、14日,朱德先后致电贺龙和肖克、林彪和聂荣臻,命令断绝日军后方交通,从侧背面袭击日军。10月19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夜袭山西代县日军阳明堡飞机场,一举炸毁敌机24架,使敌机数日内无法对忻口正面作战的友军实施轰炸。八路军还将雁门关南北交通要道全部切断,使日军补给发生很大困难。这时,卫立煌虽然与朱德未曾谋面,但是,朱德指挥的八路军在敌侧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给卫立煌以极大的支援,卫立煌非常高兴,认识到八路军是有力量的友军,最忠勇爱国的友军。

一见如故生死相交

朱德初次和卫立煌见面是在1938年1月12日。那天,他二人由临汾同赴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第一战区、第二战区高级军官会议。途中,朱德和卫立煌同乘一节车厢,朝夕相处。朱德以他自己的经历,联系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实际,讲了许多事。当卫立煌听到朱德出身贫寒,为追求真理而找到孙中山的一段经历,感到和他自己青年时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因而产生了共鸣,后来听到朱德牺牲个人的一切以解救中国人民的苦难,不惧艰难,从事革命工作,朱德那种视富贵功名如粪土,为国为民敢于赴汤蹈火,不屈不挠进行斗争的精神,更让卫立煌感到其人胸怀之远大、志向之高远、人格之高尚,令人可钦可敬。同时,他也从朱德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光明前途,看到了八路军的根基及力量之所在。这次谈话虽是一次随便的旅途闲谈,但那不平凡的内容和高深的哲理,却深深地印在卫立煌的头脑中,使他终生不能忘记。他赞扬朱德朴素、谦虚、诚恳,和蔼、平易近人,襟怀宽阔,志向高远。卫立煌坦诚地表示: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战斗意识及群众工作经验,都值得自己的部队好好学习。由于抗日目标的一致,朱德和卫立煌谈得甚为投机。

1938年1月31日,是农历正月初一,这是全国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春节,卫立煌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身份,带着本部的两个军长从临汾的战区总部专程到八路军总部给朱德总司令拜年。朱德首先代表八路军总部致简短的欢迎词,在称赞卫立煌抗战最坚决的同时,也鼓励说:“今天欢迎卫总司令和两位军长,希望中央军、晋绥军和八路军坚决合作,抗战到底,把敌人消灭!”卫立煌接着也发表了长篇讲话。卫立煌的讲话充满激情,既有对过去内战的坦白自责,也有对抗战时局及国家前途的关切和希望,还有对八路军诚恳的鼓励和褒奖,这使与会者很受鼓舞。讲话结束后,由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其中有活报剧《八百壮士》《忻口之战》,秧歌舞剧《全民总动员》,新编京剧《三打雁门关》,卫立煌看了赞不绝口。他边看边同朱德探讨部队的宣传鼓动工作,探讨八路军独具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并当即表示,回去后要学习八路军的经验,并请求朱德为他物色推荐一些人到他的部队去,朱德爽快地答应了。不久,几十位进步青年就来到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参照八路军的样子,组建了战地工作团,成为当时国民党各战区中独树一帜的一道风景线。从这以后,朱德与卫立煌的友谊日益发展,每次见面都会促膝长谈。朱德也经常送些进步书刊给卫立煌,对于促进他思想进步,坚持团结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2月,日军集结了10余万兵力,由太原南下,企图一举侵占山西的南部,将中国军队逐过黄河以南以西,然后建立华北伪政权。为此,2月17日,阎锡山、卫立煌邀朱德到临汾附近的土门镇开会,讨论如何打好韩信岭战役,如何共同抵御日军由太原向晋南进攻的问题。这期间,朱德多次和卫立煌长谈,直至深夜。自从朱德和卫立煌一起参加洛阳军事会议并一起在临汾商讨如何御敌,发现卫立煌接受了朱德很多意见,思想转变很大,谋求在灵石县韩信岭好好打一仗的意愿甚是坚强,所以,朱德也一直不断注意这个统战对象还有些什么思想问题,好尽力帮助他解决,巩固他坚持华北抗战的决心。

1938年2月20日,朱德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率总部离开洪洞县,向晋东南转移。途中,突然与袭击长治得手后又向临汾出击的日军遭遇。这时朱德和左权身边只有总部警通营的两个连约300人,不及敌人兵力的十分之一,但考虑到临汾城驻有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和大批居民,便决定冒险进行阻击。这样,数百名八路军战士在朱德、左权的巧妙指挥下,阻击日军一个旅团三天之久,为临汾军民安全转移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事后,卫立煌对朱德和左权率领的八路军这种舍己救人做法称赞不已。

2月下旬,日军开始攻击韩信岭,卫立煌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了又一场恶战。一周后,日军一路从左侧包抄上来,卫立煌只得下令部队从韩信岭撤退,向中条山转移。转移途中,由于行踪不断被汉奸告密,卫立煌迭遭险情,几遇不测。起初,卫立煌打算先向晋东南移动,以便与主力会合,可汾河上的桥梁全部被日军炸毁,无法渡河。在进退两难中,卫立煌派人要八路军掩护。朱德知悉后,马上派部队在其东进的道路上等候接应,并命令部队要不惜一切地保证卫立煌的安全,但部队等了一天,不见踪影。后来得知卫立煌已向北转移,八路军又向北跟进接应,在石楼一带,才遇上被日军刚刚冲散,情势岌岌可危的卫立煌。

八路军当即派一连人在白儿岭阻击日军,与2000多敌人展开了血战。日军还调来飞机大炮向白儿岭猛烈轰炸,都受到八路军的坚决抵抗,寸步不得前进。已经脱离险境的卫立煌用望远镜观察到这个场面,就问身边的八路军指挥员:“前面是几个团”答:“只有一个连。”他很惋惜地说:“那个连完了……”然而不多久,这个连不仅回来了,而且还牵着好几匹驮着大米、罐头的洋马,自己仅伤亡20余人。这使卫立煌非常惊奇,他钦佩地说:“八路军真能干!”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并致电朱德,表示他对八路军深深的谢意。这件事对卫立煌的影响极其深刻。

1938年8月13日,朱德由八路军总部出发,经过晋城、阳城等地,来到垣曲县辛庄村,拜访卫立煌。朱德此行的实际目的是回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接到电报后,卫立煌亲自安排,要求作为学习八路军经验而组建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做好热烈欢迎的准备。朱德要来辛庄那一天,卫立煌在村口等候多时。相见之后,两人热烈握手,彼此都感到快慰,话不绝口。当天晚上,在村内离工作团不远的麦场上开了欢迎大会,朱德讲话完毕,工作团里的同志就带领大家高呼“加强团结”和“互相帮助”,制造团结气氛。朱德和卫立煌单独谈了两整天。后来,卫立煌对人说:“朱玉阶对我很好,真心愿意我们抗日有成绩。这个人的气量大,诚恳,是个忠厚长者。”

抵制摩擦默契抗战

1938年10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共团结合作的形势开始出现动荡,蒋介石掀起“溶共、限共、反共”的高潮,国共军事摩擦也日渐多了起来。1939年1月,卫立煌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这期间,卫立煌同朱德领导的八路军之间的来往依旧十分密切。

1940年3、4月间,为诋毁和打击在华北英勇抗战的八路军,蒋介石公然命令晋冀豫区的八路军撤出上党地区,交给国民党部队;要求八路军退至白(圭)晋(城)线以东,邯(郸)长(治)路以北地区,并责令卫立煌予以指挥实施。对于这种无理要求,朱德和八路军理所当然地坚决拒绝。4月中旬,蒋介石命卫立煌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打出去。卫立煌回答说:“这样内战就打大了,影响抗日,当前最重要的还是抗日。日军正在行动,国内的事情慎重一点好。”这引来了蒋介石的斥责,也让卫立煌陷入“两难”境地。面对朱德这位兄长般的挚友,他又怎忍心手足相残呢无奈,他只好致电朱德,希望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于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谈判”就在他们之间开始了。说它别开生面,是因为谈判之初,为避蒋介石等顽固派所谓“近朱者赤”的谣言,两人并不见面,而是由各自的随员相互传话,交流看法和意见。

当时卫立煌住在晋城西面40多里的陈村,朱德则住在晋城北面的一个小村里。经过几天的“谈判”,意见比较一致,双方分别向重庆、延安发电请示,然后才在晋城见面直接交谈。谈判达成了协议,重新划定了抗日的驻军防区:以临汾、屯留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为界,界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驻区,以北为十八集团军驻区。按照这个协议,八路军自动退出山西及河南大片土地,但使国民党不得不承认,除陕甘宁特区和晋西北、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外,在华北又出现了一个事实上属于八路军驻防的“特区”,为稳定华北抗战局面、打破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朱德和卫立煌这次在晋城久别重逢,非常高兴,更为化干戈为玉帛,感到由衷喜悦。为了庆祝这一会谈结果,朱德、卫立煌都希望搞点文娱活动,以增加喜庆的气氛。但此时的晋城距日军占据的地方很近,无法举行庆祝活动,所以他们就相偕来到晋城一家古老的打铁作坊看打铁。听着那铿锵的打铁声,看着那飞溅的火花,相互举杯敬酒,为“谈判”成功,为继续团结合作而干杯。

1940年4月下旬,朱德在准备回延安筹备党的七大前,特意安排去洛阳会见卫立煌,然后经西安返回延安。5月7日,朱德、康克清等人和一个警卫连渡过黄河,来到洛阳,受到当时河南省政府主席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热情接待。在同朱德的会晤中,对于八路军提出的要求,卫立煌几乎都表示同情和支持。并且卫立煌认为山西订立了协议,双方互不侵犯,陕西也可以订立协议。于是卫立煌就想作个中间人,劝说胡宗南和朱德当面谈判,按照晋城的先例,也搞一个协议。胡宗南接受邀请来到洛阳后,蒋介石给卫立煌发了一封电报:“这个事你不用管。”面对这种情况,卫立煌对朱德表示深感愧疚,朱德则安慰卫立煌,对他的良苦用心深表感谢。最后,卫立煌以第一战区的名义举行盛筵,欢迎朱德总司令,而且用他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名义,邀集国民党党政及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目的是让大家看到国共关系恢复原好,压制一些反动谣言。此次洛阳之行,在朱德的影响下,卫立煌还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解决了两个具体问题:第一,允许八路军在中条山保留一条运输线,并把3月间被二十七军在同善镇、十五军在垣曲北垛捉去的三四十名八路军兵站人员以及在晋东南等地捉来关在西工兵营中的八路军人员统统放回。第二,解决了国民党军需机关一度扣发八路军军饷的问题。

卫立煌在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期间,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始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相忍为国,顶住压力,始终未向八路军进攻,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制造的“十二月事变”、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制造的“皖南事变”相比,形成了鲜明对照。由于卫立煌在第一战区只提“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对蒋介石的“一个政府、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口号只字不提,这种态度和做法,也招致了蒋介石和顽固派将领的猜忌。1942年卫立煌被调离第一战区。

相聚北京促进统一

1948年,卫立煌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剿匪总司令”。东北解放后,蒋介石便把卫立煌软禁在南京。1949年初,国民党高级官员已做好逃离大陆的准备。卫立煌不愿与蒋介石同到台湾,在除夕夜,他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举家转移到了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消息传到香港后,他心情激动,想起在延安与毛泽东见面,想起与朱德多次彻夜长谈,想起自己追随孙中山时就盼望能有一个独立强大的中国,而今在中共领导下变成了现实!

1955年3月15日,他辗转颠沛,终于回到了祖国大陆的怀抱,并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盼望台湾早日与祖国大陆实现统一,这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卫立煌回到祖国大陆后受到了党中央的热烈欢迎。朱德得此信息,欣喜异常,派专人把卫立煌接到自己的办公室共诉衷肠,还设宴为卫立煌洗尘,并邀请了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贺龙、陈毅等几位元帅作陪。朱德夫人康克清和卫立煌夫人韩权华再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并由此结下深厚的友谊。夏天到了,朱德还安排他们到北戴河度假。所有这一切,使卫立煌十分感动。后来,卫立煌撰写了多篇文章,盛赞祖国建设的可喜成就,并号召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1959年冬季,在卫立煌去世前的最后两天里,朱德一再去探视,坐在床边,久久不忍离去……

(责任编辑:何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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