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

湖南省浏阳市北正南路，是条热闹的大街，人车熙攘。而101号的木宅，古朴朱漆，分外安详，这里是谭嗣同故居。谭嗣同（公元1865—1898），清代浏阳（今湖南浏阳）人，革命家、思想家，代表作《仁说》，是“湖湘三公子”之一。他是清末“百日维新”运动的著名人物，“戊戌六君子”之一，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鼓舞一代代湖湘学子投身于救国救民运动。

少年求学

谭嗣同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其父继洵（字敬甫），官至湖北巡抚。谭嗣同从5岁起开始读＂四书五经＂，学习作诗填词。少年的谭嗣同聪慧异常，胆识过人，写得一手好文章。他随父在京读书时，师从浏阳学者欧阳中鹄。欧阳甚为推崇王船山的学术和气节，谭嗣同后来亦十分敬仰王船山，当受其影响。

谭嗣同读书广博，追求经世济民，对传统的时文八股极其反感，曾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四个字。谭嗣同心胸坦荡，为人仗义，颇仰慕古代侠士。12岁时开始随“通臂猿”胡七与“义侠”大刀王五学剑习武。王五虽为正统的封建士大夫所不屑，谭嗣同却与之始终保持了密切的友谊。王五那种桀骜不驯、英勇慷慨以及对世俗的反抗精神，对谭嗣同当然也有影响。同年，又师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经典，并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

湖南省浏阳市北正南路，是条热闹的大街，人车熙攘。而101号的木宅，古朴朱漆，分外安详，这里是谭嗣同故居。谭嗣同（公元1865—1898），清代浏阳（今湖南浏阳）人，革命家、思想家，代表作《仁说》，是“湖湘三公子”之一。他是清末“百日维新”运动的著名人物，“戊戌六君子”之一，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鼓舞一代代湖湘学子投身于救国救民运动。

少年求学

谭嗣同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其父继洵（字敬甫），官至湖北巡抚。谭嗣同从5岁起开始读＂四书五经＂，学习作诗填词。少年的谭嗣同聪慧异常，胆识过人，写得一手好文章。他随父在京读书时，师从浏阳学者欧阳中鹄。欧阳甚为推崇王船山的学术和气节，谭嗣同后来亦十分敬仰王船山，当受其影响。

谭嗣同读书广博，追求经世济民，对传统的时文八股极其反感，曾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四个字。谭嗣同心胸坦荡，为人仗义，颇仰慕古代侠士。12岁时开始随“通臂猿”胡七与“义侠”大刀王五学剑习武。王五虽为正统的封建士大夫所不屑，谭嗣同却与之始终保持了密切的友谊。王五那种桀骜不驯、英勇慷慨以及对世俗的反抗精神，对谭嗣同当然也有影响。同年，又师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经典，并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

1877年，其父由京官外放，补授甘肃巩秦阶道。此后，谭嗣同曾多次来往并居住于其父兰州任所，继续读书求学。他还常与父亲的役属奔驰于西北原野，穿山爬岭，踏沙涉水，打野生充饥，吃雪块解渴。晚间则架起帐篷，点起篝火，斗酒纵横，奏琴高歌。这种豪放不羁的生活与勇敢坚毅的精神，促使其喜“为驰骋不羁之文”，好“讲霸王经世之略”

青年时期，谭嗣同为父命所迫，曾六赴南北省试，因不喜科举时文，屡考不中。因此，1884年，谭嗣同选择离家出走，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行程8万余里，足迹遍布13省，观察风土，结交义士，拜访名家，大开眼界。他往来南北各地，遍观社会风土，广览“形势胜迹”，又目睹哀鸿遍野，灾民流离之状，大大加深了他对社会的了解，对下层苦难群众的同情，不禁产生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廓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誓志做一些有利于振兴祖国的事业。

1888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着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

投身变法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惨败，丧权失地，群情愤慨。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1896年，谭嗣在京城结识了吴雁舟、夏曾佑、吴季清等人，吴、夏诸人均为一代佛学名宿，谭嗣同由此而倾心于佛学。谭嗣同虽学佛甚晚，然其为学根基极其厚实，早年所学驳杂博深，孔孟墨庄、理学心学、耶教科学等无所不窥，及至学佛，方可以佛学统摄诸学问，渐渐以佛学为本，而引导其“仁学”之义理。谭嗣同以发宏愿、以精进心而后来居上，总计一年有余，而能遍览三藏，尤其于法相、华严二宗最有心得。

1897年夏秋间，谭嗣同写成重要著作《仁学》，这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构建了中国变法的全新理论体系。《仁学》博采《论语》《礼记》《庄子》《史记》等儒、佛、道、墨改革之长，广纳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变革之道，提出“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被思想界誉为“骇俗之文”“人权宣言”。

《仁学》之后，谭嗣同开始了变法的实践活动。1897年，谭嗣同创办时务学堂，兴建浏阳文庙算学馆，出版《湘学新报》，广泛传播维新思想。谭嗣同说：“民为本，君为末。如果君主骄淫纵欲，不能替天下办事，老百姓就有权废掉他。实行变法，就是要废掉君主专制，还政于民，这才是救国的根本之道！”

1898年初，谭嗣同接受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协助举办新政。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的力量：自己担任分教习，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

1898年3月，谭嗣同与唐才常等人创建维新团体南学会。南学会以联合南方各省维新力量、讲求爱国之理和救亡之法为宗旨，“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为了加强变法理论的宣传，谭还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由他任主笔。由于对湖南新政的尽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闻名。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在有机会逃走的情况下，束手就缚，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做最后一次反抗。他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嗣同以一种以身殉道的悲壮，终结了湘学“经世致用”精神在传统道路上的努力，开创了湖湘志士新的救国之路。

短评

谭嗣同是湘学的杰出代表，弘扬了湘学，促进了湘学的近代转型。他的精神是湘学精神的体现。谭嗣同敢于担当，勇于牺牲，“我自横刀向天笑”的牺牲精神也是湖湘文化的精神，是湘学的精髓。谭嗣同又有“冲决一切网罗”的批判精神和开放包容的学术精神。他所作的《仁学》，其思想渊源来源于儒家经世致用学说，也受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博采儒、佛、道、墨改革之长，广纳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变革之道。这种包容宽厚的学术精神，对湘学的近代转变具有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