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发言人王国庆：领导干部不要想着躲媒体

来源：成都商报

▲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五次会议新闻发言人王国庆

新闻发布　他眼中的进步

上世纪九十年代

那时国内发生突发事件一般都不报道，对外也只是“后发制人”，国外舆论炒翻了，我们才去“以正视听”。

2000年

我调国新办工作时，媒体同行们希望我能推动解决一下突发事件信息发布问题。在此之前，虽然中央已要求建立新闻发布制度，但只有外交部做起来了，其他部委并没有动作。

2002年8月

我们开了一个部分省区市的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研讨会，研究解决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这个会议给了我们启示，要解决我们突发事件报道“缺位”“滞后”，必须先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和新闻发布机制。

2002年底

全国外宣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建立三个机制：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突发事件信息反馈机制和三个层次的政府新闻发布机制。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机制是指国务院新闻办、国务院各部委局办和各省（区、市）人民政府。

2003年

“非典”之后，原来卫生部现在卫计委的新闻发布会非常频繁、很规范，这或许是因为当时的痛定思痛吧。

2004年

从2004年底起，国新办开始向社会公开各部委的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机构联系电话。国新办现在每年都及时更新新闻发言人名单和联系方式。

来源：成都商报

▲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五次会议新闻发言人王国庆

新闻发布　他眼中的进步

上世纪九十年代

那时国内发生突发事件一般都不报道，对外也只是“后发制人”，国外舆论炒翻了，我们才去“以正视听”。

2000年

我调国新办工作时，媒体同行们希望我能推动解决一下突发事件信息发布问题。在此之前，虽然中央已要求建立新闻发布制度，但只有外交部做起来了，其他部委并没有动作。

2002年8月

我们开了一个部分省区市的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研讨会，研究解决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这个会议给了我们启示，要解决我们突发事件报道“缺位”“滞后”，必须先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和新闻发布机制。

2002年底

全国外宣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建立三个机制：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突发事件信息反馈机制和三个层次的政府新闻发布机制。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机制是指国务院新闻办、国务院各部委局办和各省（区、市）人民政府。

2003年

“非典”之后，原来卫生部现在卫计委的新闻发布会非常频繁、很规范，这或许是因为当时的痛定思痛吧。

2004年

从2004年底起，国新办开始向社会公开各部委的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机构联系电话。国新办现在每年都及时更新新闻发言人名单和联系方式。

2008年

汶川地震之后，国防部第一次在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主题就是抗震救灾。现在国防部的新闻发布会也越来越规范，为塑造我国军队形象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

64岁的王国庆，可以说和媒体打了一辈子交道。他是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五次会议的新闻发言人，曾担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而在此之前，他是一个媒体人，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了整整25年。

新闻发布制度，在今年全国两会愈发规范化、制度化，越来越多的部委高官愿意以一种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发声，面向媒体和公众回应社会热点问题。而新闻发布制度的推进，和王国庆们这些年的努力有很大关系。成都商报记者和王国庆的对话，正是从新闻发布这个主题开始的。

“领导干部应该全面提升媒介素养，这是我这两年一直在呼吁的。同时，新闻发言人应该推进专职化，团队也应该专职人员协作。同时，上级领导对下级、对新闻发言人说错话都要宽容。媒体和社会也应该更包容，要容忍他有时可能说错一句话。有了这样一种环境，才会更敢于说话。”

这是王国庆希望看到的更进一步的变化。

1

各级领导干部

都要有主动发声的责任意识

成都商报：现在有些事情发生之后媒体喜欢直接问相关部门人员，但有的人愿意说，有的不愿意说，让媒体去找新闻发言人。这期间会产生时间差，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王国庆：去年中办、国办发了很多相关文件，其中有一个文件明确要求，各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要当好“第一新闻发言人”，特别是重大事件发生时。这个“第一新闻发言人”意思就是说主要领导要说话，当然也包括其他分管领导干部，因为新闻发言人不可能什么都懂。如果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那可能分管的那位负责人可以讲得更好，新闻发言人可能就是一个表态性回答。要解决问题，有时候可能需要比较专业的回答，所以分管负责人应该要说话。我历来主张的也是这一点。

新闻发言人一定要有，出问题的时候，或者发生一些舆论热点的时候，有责任人。现在大多数部门和单位的新闻发言人都是公之于众的，所以有事他是最容易追到的人，否则你一个部门找谁啊？有新闻发言人，我先找他，但是并不意味着什么都是他来回答，该谁说的谁来说。特别重大的突发事件，那可能就需要国务院领导亲自出来说，或者部长亲自出来说。长江沉船事件，交通部长担纲第一新闻发言人，引导舆论效果最好。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这样，有时候位置的高低决定那句话的含金量。所以我们通过各种场合在呼吁，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这种主动发声的责任意识。

我前年提交了一个提案，就是呼吁重视全面提高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提高了，懂媒体，会用媒体，与记者打交道的能力水平提高了，那他就不犯怵了，能说的我多说两句，授权可以讲的、我该讲的讲好，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在这方面媒体也要“与人为善”，有时候领导干部说错一句话，有的可能本来并没错，你掐头去尾报出去了，当时倒是有轰动效应，可能下次这个干部再也不敢说话。因此，这两年我一直在呼吁必须建立容错和纠错机制，要营造一种好的环境让人敢说话。要鼓励新闻发言人“说话”，包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鼓励。好多领导干部现在心存顾虑，有顾虑也是很正常的。

2

从信息反馈机制不健全

到“三个层次”政府新闻发布机制

成都商报：这次全国两会期间，新闻发布会是最多的，部长通道上部长们也排队接受采访。信息越来越公开，新闻发布也越来越及时，作为观察者和亲历者，你觉得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王国庆：我在媒体工作了25年，也当过驻外记者，跑过两会，那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国内发生突发事件一般都不报道，对外也只是“后发制人”，国外舆论炒翻了，我们才四平八稳地去“以正视听”。2000年，我调国务院新闻办工作时，媒体同行们希望我能推动解决一下突发事件信息发布“缺位”“滞后”的顽疾。在此之前，虽然中央已要求建立新闻发布制度，但只有外交部做起来了，其他部委并没有动作。

2002年8月，我们开了一个部分省区市的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研讨会，研究解决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突发事件发生以后，怎么能抢在境外媒体之前报道出去。但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就事论事不行，因为要在第一时间报道，首先要在第一时间掌握原始信息。当时信息反馈机制不健全，信息获取是个很大的问题。举个例子，曾经有一次，某省发生一起突发事件，中央外宣办的同志打电话请当地尽快提供情况。结果催了一次又一次，接电话的同志说，我们领导说了，怎么给你们报还得研究一下！在这种情况下，要解决突发事件的主动发声、主动报道问题，难度非常大。

成都商报：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王国庆：这个会议给了我们启示，要解决我们突发事件报道“缺位”“滞后”，必须先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和新闻发布机制。各个省区市、各部门有了新闻发言人，所在地区、所在部门发生突发事件，就把他们的发言人先推到前面去，比如说沉船事件发生后，那人家肯定要找交通运输部。那交通运输部找谁呢？有个新闻发言人，找新闻发言人。所以新闻发言人他就着急了，就去搜集情况了。他只要搜集情况了，我们可以通过他获取信息。所以，在2002年底召开的全国外宣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了要建立三个机制：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突发事件信息反馈机制和三个层次的政府新闻发布机制。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机制是指国务院新闻办、国务院各部委局办和各省（区、市）人民政府。

3

“非典”之后痛定思痛

新闻发布真正运作起来了

成都商报：那么，实际上的新闻发布制度是什么时候才进入常态性的规范化运作呢？

王国庆：2003年春天发生了“非典”。在遭遇“非典”时，我们的主管部门“失声”了，权威信息“缺位”了，信息严重不对称，人们恐慌了，国家和政府的形象也遭到了“重创”。

我还记得，当年4月3日卫生部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厅召开了通报“非典”疫情的第一场发布会。当时由于我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机制还不健全，连最基本的病例数据都无法完整统计出来。那场发布会公布的信息并没有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一直到4月20日的那场发布会，完整信息才被公布。疫情透明了，信息对称了，老百姓也不慌了，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抗击“非典”。痛定思痛，大家都觉得及时主动的新闻发布非常重要。你看，“非典”之后，原来卫生部现在卫计委的新闻发布会非常频繁、很规范，这或许是因为当时的痛定思痛吧。

成都商报：“非典”之后，新闻发布推动得更有效了，但新闻发言人的建立好像费了不少周折？

王国庆：记得是从2004年底起，国新办开始向社会公开各部委的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机构的联系电话。公布之后，有媒体记者就按公布的电话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打电话，试试有没有人接，接电话的人态度如何。当然这也是对没人接电话或接电话态度不好的单位一个触动。所以说，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也是大家一起共同推进的结果。国新办现在每年都及时更新新闻发言人名单和联系方式。

成都商报：这个过程估计也并不容易，因为有的部门要走上发布平台并不容易，比如像国防部，大家就觉得比较神秘。

王国庆：我常说一句话，信息公开，并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里，而是一个有门有窗户的房子，该开的门和窗都要开，让人家看到你房子里可以看的地方。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国防部第一次在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主题就是抗震救灾。那时所有人都在关注地震时军队发挥的作用。这个时候发声，我说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是闪亮登场，获得了“满堂彩”。现在国防部的新闻发布会也越来越规范，为塑造我国军队形象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

4

新闻发言人

还需专职化团队协作

成都商报：您觉得新闻发布制度一定程度也推动了新闻发言人自身媒介素养的提升吗？

王国庆：媒介素养说到底就是懂媒体、会用媒体，知道怎样跟媒体打交道。我们的领导干部不要想着躲媒体，躲是躲不了，随着信息传播技术越来越先进，想躲可能会更不容易。所以一定要学会面对媒体、面对记者。我们培训时都会告诫新闻发言人，面对记者不要把自己当老师、领导，你和记者是平等的，你是信息提供者，记者是信息传播者，所以你们之间是伙伴关系、合作关系。

成都商报：但是有时候可能新闻发言人也会说错话？

王国庆：所以这两年我有机会就在呼吁，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谁不会说错话啊，但是说错话，只要不是原则性的，就应该宽容一下。上级领导对下级、对新闻发言人说错话都要宽容，媒体对发言人也要宽容，社会也应该宽容。以前信息传播渠道有限的时候，说错话最多饭桌上议论议论。现在不是，很多东西动不动就上网了，信息传播非常快。

成都商报：之前丽江的政府官微出现和网友对峙的情况，你怎么看？

王国庆：培训讲课时，我经常提醒，现在信息传播和舆论形成的方式已经变了，我们领导干部决不能停留在二十年、三十年前的思维，以为自己一言九鼎，我说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现在你不好好说，媒体不买你的账，老百姓也不会买你的账。

成都商报：有一些官员可能害怕被误读，所以干脆少说话或者不说话。

王国庆：三思而开口。说话之前一定要认真想好，任何时候都应坚持这一点。有些官员讲话可能确实比较随便，讲完以后发现不合适。但是越往后，这方面的压力只会越大。没准以后别人戴着一副眼镜就开始直播，一边说话一边就播出去了。因此，这对人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但是如果谁都不讲话还是不行，还得说话。但是怎么讲好很重要，要通过提高媒介素养来提高这方面的能力。

现在，大家有顾虑难免。说错话，领导追究你，弄不好丢乌纱帽。社交平台上人肉一下，说不定把你初恋都挖出来。这两年，我一直在呼吁，要有一种环境让大家敢说话，让大家愿意说。只有敢说愿意说不断说，水平才能提高。大家普遍媒介素养提高以后，新闻发言人也好办了。我之前在推新闻发言人专职化的事情，现在好多新闻发言人都是兼职。而新闻发言人专职化，团队也要成为专门的工作机构。这样，发言人专职化，专门机构专职人员，专业的人来协助，才能让新闻发布真正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

他说

一个合格新闻发言人应具哪些素质和能力？

成都商报：有了新闻发布会，得有相应的新闻发言人，一个合格的新闻发言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和素质？

王国庆：新闻发言人是“代言人”，他代表一个部门、一个机构或一个单位说话。政府新闻发言人，他代表的是政府，是政治“代言”。所以，政府新闻发言人必须有扎实的政治功底，他讲政治、懂政策、知底线。此外，还必须有扎实的专业功底，他要熟悉所代表的部门、机构、单位的业务工作，还要懂得媒体运作规律、信息传播规律、舆论形成规律。当然还必须有扎实知识功底，内知国情、外知世界，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我对国新办的老主任赵启正很佩服，他知识面极宽，讲一件事他可以旁征博引，让事情说得更明白更风趣更通俗。作为一个称职的新闻发言人，他还需要有一定社交能力，会交往会沟通不惧怕问题。

成都商报：那么会通过什么方式培训发言人？

王国庆：讲课，除了“学院派”的专家学者，我们也请媒体人士譬如白岩松、敬一丹来讲课，我们请了很多顶级的发言人来当老师，比如说公安部原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北京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王惠等等。我们现在的师资力量很强。早些年，我们还曾邀请过来华访问的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和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座谈交流。观摩，到国新办、外交部等新闻发布会现场观摩。模拟训练，这是培训班的必修课程，学员担当新闻发布，同学老师模拟记者提问、讲评。我们说，这是课堂教学、现场实践和模拟体会三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