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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圈刷数据找替身乱象不断 都是资本惹的祸?

2017-03-14 07:51 北京晨报  

近日,编剧宋方金的一篇文章“表演,一个正在被毁掉的行业”引发业内热议,其中提到:某些小鲜肉现在都是按天计酬,拿着动辄五千万、八千万的片酬,却给剧组极其有限的时间,大部分场景都用替身,不背词、不搭戏,和其他演员的同场戏都靠后期合成……剧组已经从以前的导演中心制沦为现在的小鲜肉中心制;而这个行业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收视率造假、点击率造假和票房造假,因为一切都是通过数据造假营造出的“繁荣”。在今年的两会上,演员张国立再次痛陈收视率作假现象,“把大家一起赶上了黑道”。打击数据造假才能标本兼治,才能让业态回归正常。

  收视造假,业内疾呼需要立法解决

  呼吁

编剧高满堂曾用过一个很贴切的比喻:“这潭水不干净,年年喊打,却年年没打着,就像当年中国足球的黑哨一样,如果能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从副主席到教练员再到裁判员都治理一下,我相信解决收视造假的问题,就不会遥远了。”

先来看这样一组事件:2012年,《大祠堂》制片人王建峰公开举报第三方公司买卖数据,某机构承诺一年只需5000万便可帮他迈进全国收视十强;2013年9月,湖南卫视部分地区收视为0,被疑因其他电视台购买收视而受牵连,喧嚣一时;2014年4月,北京地区收视出现异常表现,北京卫视被挤出本地前十,北京电视台经过长达一个月的跟踪数据分析,内部“认定”北京地区样本户疑似遭受污染;2016年12月,浙江卫视收视率遭遇断崖式下跌,从常年全国前五名,一下子跌至20名开外,创下了浙江卫视建台50周年来的最低收视纪录,原因是电视剧《美人私房菜》的制作方未购买收视率。

收视率造假、点击率造假已经超出了行业可控的范畴,亟待上升到法律层面加以解决,这也是很多业内人士的共识。在今年2月份举行的电视制片委员会大会上,导演阎建钢指出:“我们的行业有三大要素在支撑着我们,第一法律,这是一个常见的机制。第二规则,行业规则,这是一个约束机制。第三是推进机制。可悲的是我们现在失掉了前两个机制。我们行业有任何制订规则的权力吗?我们的行业协会有任何制约这种恶俗现象的机制和能力吗?有制订行业门槛的权威吗?当这些权力都没有的时候你来要我们做事情我们怎么做?我们做不了,那就让法律去做,但是法律也不管,所以只能靠市场,市场在玩命的自我调节,相当不容易了,真的,我觉着只能随着市场一步一步地走,用我们的能力让它尽量的健康,这就是一个有良心的从业者能做的事情,我们只能做到这些。”

近日,编剧宋方金的一篇文章“表演,一个正在被毁掉的行业”引发业内热议,其中提到:某些小鲜肉现在都是按天计酬,拿着动辄五千万、八千万的片酬,却给剧组极其有限的时间,大部分场景都用替身,不背词、不搭戏,和其他演员的同场戏都靠后期合成……剧组已经从以前的导演中心制沦为现在的小鲜肉中心制;而这个行业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收视率造假、点击率造假和票房造假,因为一切都是通过数据造假营造出的“繁荣”。在今年的两会上,演员张国立再次痛陈收视率作假现象,“把大家一起赶上了黑道”。打击数据造假才能标本兼治,才能让业态回归正常。

  收视造假,业内疾呼需要立法解决

  呼吁

编剧高满堂曾用过一个很贴切的比喻:“这潭水不干净,年年喊打,却年年没打着,就像当年中国足球的黑哨一样,如果能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从副主席到教练员再到裁判员都治理一下,我相信解决收视造假的问题,就不会遥远了。”

先来看这样一组事件:2012年,《大祠堂》制片人王建峰公开举报第三方公司买卖数据,某机构承诺一年只需5000万便可帮他迈进全国收视十强;2013年9月,湖南卫视部分地区收视为0,被疑因其他电视台购买收视而受牵连,喧嚣一时;2014年4月,北京地区收视出现异常表现,北京卫视被挤出本地前十,北京电视台经过长达一个月的跟踪数据分析,内部“认定”北京地区样本户疑似遭受污染;2016年12月,浙江卫视收视率遭遇断崖式下跌,从常年全国前五名,一下子跌至20名开外,创下了浙江卫视建台50周年来的最低收视纪录,原因是电视剧《美人私房菜》的制作方未购买收视率。

收视率造假、点击率造假已经超出了行业可控的范畴,亟待上升到法律层面加以解决,这也是很多业内人士的共识。在今年2月份举行的电视制片委员会大会上,导演阎建钢指出:“我们的行业有三大要素在支撑着我们,第一法律,这是一个常见的机制。第二规则,行业规则,这是一个约束机制。第三是推进机制。可悲的是我们现在失掉了前两个机制。我们行业有任何制订规则的权力吗?我们的行业协会有任何制约这种恶俗现象的机制和能力吗?有制订行业门槛的权威吗?当这些权力都没有的时候你来要我们做事情我们怎么做?我们做不了,那就让法律去做,但是法律也不管,所以只能靠市场,市场在玩命的自我调节,相当不容易了,真的,我觉着只能随着市场一步一步地走,用我们的能力让它尽量的健康,这就是一个有良心的从业者能做的事情,我们只能做到这些。”

在今年的两会上,主持人曹可凡表示数据造假已经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收视率造假,立法是关键,让各部门有法可依。在收视率统计上,则应打破垄断,实现多种收视率调查模式共存的局面。”编剧赵冬苓提出,数据造假如同商业欺诈,“我国影视业深受其害,应该狠狠打击,而不仅仅是罚款。现在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电视剧在卫视卖高价,网络剧价格也高,为了保证成功就必须用大明星,但可能会影响其他部分的投入导致质量达不到,最终就要买数据。收视率造假的真正用意不是吸引更多观众去看,而是吸引广告商来投放广告,为什么前几年涉及业绩对赌呢?就是因为广告投放。这种赤裸裸的商业欺诈,应该用刑法打击。以前给电视台行贿,类似违法犯罪入刑后就好很多。买数据也是为了作品能有好的平台播出,性质一样的。”

  表演造假,大量热钱绑架创作所致

  现象

许多小鲜肉拍戏被称为在拍表情包,时间短、拿钱多还有替身。这个替身,跟成龙那会儿拍武打戏的替身还不一样。现在的替身,包括全景替身和背景替身,只需拍他们的脸,剩下的都让替身拍。

主演只拍近景、其他戏份由替身完成;男女主拿走过亿片酬,却很少在剧组碰面,同框戏靠抠像合成;播完后又遭遇水军讨薪……2017年开年的古装剧《孤芳不自赏》成为行业各个环节劣迹的“集大成者”,也正是由此剧开始,替身、抠像、刷数据等被充分凸显,成为行业近段时间来反复讨论和疾呼的问题。

在今年两会文化界的议题中,“数据造假”和“小鲜肉不敬业”成为代表们痛斥的两大现象。“既然这样,你导演可以不用这样的演员啊!”张国立叹息,导演并没有不用这些“小鲜肉”的权力,因为他的背后是资本方的强硬。

互联网资本的介入被归因于上述现象的“罪魁祸首”,“因为资本进来之后,追求短平快,追求的是数量,正常的创作流程满足不了这种需求,导致了很多项目没有成熟就上马了,很多演员没有时间也要开机,本来100天的时间,只给了20天,那意味着只能拍短平快,只能拍正面、近景,拍不了走动的戏,全身的戏或者带关系的戏。”宋方金曾分析说。

有人禁不住要问,用如此凑合的态度拍出凑数的作品,难道资本不需要赚钱吗?需要,但和作品的品质没有太大关系,“找来小鲜肉演员意味着不能失败,因为花了这么多钱,戏拍得不好,他们就去买收视率,把这个戏买到好像播得很好的样子,也就是说通过造假他们就赚到钱了,那他们就不会去造真的了。”如此看来,某些投资方早就对如何玩转完整的“造假”的产业链再熟悉不过。

在宋方金的上述看法之外,阎建钢曾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就是某些资本或许根本不需要通过某一部剧收回成本,“当下,可能一个投资方在投拍一部剧时,他的收益需求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的物理需求,他还会有资本的关联需求,比如他想拿这个电视剧项目撬动其他产业链条,所以他整个收益的盘子大了,他不是简单的卖一部电视剧。有的是这样的项目,他投两个亿他没指着这个电视剧收回来,他有其他的方式,他有他的背景,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其实对于影视作品来说,“资本”和“创作”相依又相斥,原本更多的资本进入对拿出更好的作品应该是正相关,但目前国内的现状是,大量涌入的资本中有太多不专业的热钱,当这些资本绑架了创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因为它们的诉求是数量、是上市、是套现,而创作需要的是时间、花费的是心力、追求的是品质,这些恰恰都和资本的诉求相悖。同在2月份的电视制片委员会大会上,郑晓龙导演曾表示,“很多热钱进来的时候不了解影视创作规律,但他们会抓演员、会指定小鲜肉,钱给够收视也来了。所以,种种乱象还是整个行业的不成熟。”

如何解决“表演造假”?首先,当然要打击数据造假,还原一个真实干净的行业环境,让投资方不再自欺欺人地沉迷于自我制造的假象;其次,让资本的归资本,让创作的归创作,各自归位才会乱象得止。(冯遐)

(责任编辑: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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