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建议：不该设置不合理的法治考核指标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府法制办主任王学成遇到了一个困惑。去年年底，他接到了一个面向全国的统计监测方案，对辖区经济发展、民主法治、资源环境等5个方面均提出指标性要求。其中，“民主法治”有一项“每万人口行政诉讼发案率”的指标，要求小于等于1。

“这是一个全国会议上发布的，我们地方政府非常重视。”王学成准备落实这项工作，不过，他很快就发现，如果设置这样的发案率，“这里面问题就大了”。

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王学成深知，某个地区行政诉讼案件多，说明民众的法治意识强，这也符合中央一直强调的“要把社会矛盾纠纷引入法治轨道解决”。2015年之后，国家进一步强调降低案件受理门槛，“不要到党委政府门前‘闹’了，有矛盾去法院解决，这是好事”，“可是，当人民群众拿起法律武器诉讼的时候，现在又要求‘每万人口行政诉讼发案率’，问题就来了”。

在王学成看来，政府一旦重视这项指标，可能引起两种反应：要么，一些行政机关可能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去换取起诉者放弃起诉；要么，个别行政机关为了达标，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干预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听到了王学成的话，忍不住评论称，“不设定这种指标最科学”。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府法制办主任王学成遇到了一个困惑。去年年底，他接到了一个面向全国的统计监测方案，对辖区经济发展、民主法治、资源环境等5个方面均提出指标性要求。其中，“民主法治”有一项“每万人口行政诉讼发案率”的指标，要求小于等于1。

“这是一个全国会议上发布的，我们地方政府非常重视。”王学成准备落实这项工作，不过，他很快就发现，如果设置这样的发案率，“这里面问题就大了”。

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王学成深知，某个地区行政诉讼案件多，说明民众的法治意识强，这也符合中央一直强调的“要把社会矛盾纠纷引入法治轨道解决”。2015年之后，国家进一步强调降低案件受理门槛，“不要到党委政府门前‘闹’了，有矛盾去法院解决，这是好事”，“可是，当人民群众拿起法律武器诉讼的时候，现在又要求‘每万人口行政诉讼发案率’，问题就来了”。

在王学成看来，政府一旦重视这项指标，可能引起两种反应：要么，一些行政机关可能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去换取起诉者放弃起诉；要么，个别行政机关为了达标，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干预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听到了王学成的话，忍不住评论称，“不设定这种指标最科学”。

王学成用一系列数据佐证自己的观点：比如，广东省广州市，2015年全年行政诉讼案件2915件，常住人口1350多万，每万人口行政诉讼发案率是2.16；同省经济欠发达的潮州市是22件，常住人口264万多，每万人口行政诉讼发案率是0.083，“现代化程度高的城市，老百姓诉求就多，诉求多，就通过‘民告官’，到法院去说，好事儿啊。如果法院渠道不畅，民众可能就到党委政府去了”。

事实上，被认为不合理的法治指标，也出现在此前一些地方法院的工作报告中。财新传媒2016年曾统计发现，这些指标包括生效裁判服判息诉率、二审息诉服判率、一审服判息诉率、上诉率等等，而学者认为，当事人享有上诉和申请再审的权利，法院不能也不应干预或限制，对此考核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设置该指标）根本原因在于领导没有认清司法规律，还是在通过行政的手段来管理司法”。

在一些实务者看来，部分考核指标是有现实作用的。一名省级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某些指标可以作为法院对工作整体情况的掌握，“就像我们现在不唯GDP，但是GDP这个指标仍然存在”。比如，法院发回改判、重审的数量太多，就说明这个地方是不是审判工作存在缺陷、要不要加强力量，倒不一定因为指标结果较低“就扣多少分，也不完全是这样”。

另一些指标设置确实存在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表示，过去曾经强调“命案必破”，一方面，死者家属肯定希望公安机关破案，社会舆论也很愤恨犯罪者，另一方面，命案有时不能做到“必破”，有的案件可能因种种复杂因素或基础条件而一时破不了，有些可能三五年才破。

张立勇担心，一旦片面强调命案必破，并给公安部门过分施加压力，有的地方就容易出现冤假错案，“司法考核指标一定要科学，这是最根本的。既要有利于促进工作，同时又要科学实际”。

王学成也认为，制定有关法治指标，涉及到科学决策问题，若没把决策对象的本质抓准，有可能导致决策不科学，甚至走向决策本意的反面。他建议，比如每万人行政诉讼发案率的指标，可以考虑换成“行政诉讼败诉率”，因为败诉说明政府依法行政水平有待提高、工作作风要改进，并且，有关部门可通过该指标倒逼政府强化法治观念，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本报北京3月1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