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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奖最佳影片《李双双》为何险些夭折

2017-03-23 15:37 北京晚报  

杨庆华

1962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李双双》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1963年,《李双双》获得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李准)、最佳女演员(张瑞芳)、最佳男配角(仲星火)四项大奖。5月22日,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的百花奖颁奖仪式上,周恩来总理亲自为最佳编剧奖颁奖。获奖者李准没有到场,由海燕厂副厂长徐桑楚上台代李准领奖。徐桑楚当初组织拍摄《李双双》时,很多人并不十分看好这部影片。李准的剧本来回改了六七遍,还差点儿夭折……

1960年,李准的短篇小说《李双双外传》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作者笔下的李双双,大公无私,敢说敢做,积极维护人民公社化运动新生事物的公共食堂制度。李准将小说改编为同名电影剧本,交给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海燕厂”),并很快成立了摄制组。

没想到影片即将投入拍摄时,中央开始纠正公共食堂制度的弊端,公共食堂纷纷解散,一些地方已经允许农民在家开灶吃饭。《李双双外传》的剧本不符合中央新的经济政策,只得停拍。摄制组从河南林县外景地打道回府,返回上海途经郑州时,李准不甘心剧本就此夭折,提出重写一个符合新政策的剧本。曾与李准合作过电影《老兵新传》的海燕厂厂长沈浮为此事专门赶到郑州,和李准一起研究修改剧本。修改后的剧本情节做了很大的改动,把原来的办食堂换成了记工分,但李双双和孙喜旺的性格并没有变样,反而较原剧本更加深刻更加丰满了。于是,摄制组又折回外景地。1961年8月,《李双双》正式开拍。开拍的第一场戏“选喜旺当记工员”,很多观众至今仍记忆犹新。

杨庆华

1962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李双双》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1963年,《李双双》获得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李准)、最佳女演员(张瑞芳)、最佳男配角(仲星火)四项大奖。5月22日,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的百花奖颁奖仪式上,周恩来总理亲自为最佳编剧奖颁奖。获奖者李准没有到场,由海燕厂副厂长徐桑楚上台代李准领奖。徐桑楚当初组织拍摄《李双双》时,很多人并不十分看好这部影片。李准的剧本来回改了六七遍,还差点儿夭折……

1960年,李准的短篇小说《李双双外传》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作者笔下的李双双,大公无私,敢说敢做,积极维护人民公社化运动新生事物的公共食堂制度。李准将小说改编为同名电影剧本,交给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海燕厂”),并很快成立了摄制组。

没想到影片即将投入拍摄时,中央开始纠正公共食堂制度的弊端,公共食堂纷纷解散,一些地方已经允许农民在家开灶吃饭。《李双双外传》的剧本不符合中央新的经济政策,只得停拍。摄制组从河南林县外景地打道回府,返回上海途经郑州时,李准不甘心剧本就此夭折,提出重写一个符合新政策的剧本。曾与李准合作过电影《老兵新传》的海燕厂厂长沈浮为此事专门赶到郑州,和李准一起研究修改剧本。修改后的剧本情节做了很大的改动,把原来的办食堂换成了记工分,但李双双和孙喜旺的性格并没有变样,反而较原剧本更加深刻更加丰满了。于是,摄制组又折回外景地。1961年8月,《李双双》正式开拍。开拍的第一场戏“选喜旺当记工员”,很多观众至今仍记忆犹新。

为了拍好这场戏,饰演喜旺的仲星火没少下工夫。他回忆:“我剃光了头,穿上服装,扛了锄,和老乡们一起干活、开会。有一回,我们参加公社的全体社员大会,老乡们要我来一个节目,我学过几段河南梆子,就故意显得慢慢腾腾的样子,自得地说:‘那你们得欢迎欢迎!’唱了一段后,群众还不满足,我就更为自得地说:‘你们要我唱,那得鼓掌再欢迎欢迎!当时,角色的心境在我的心上油然而生。我想,喜旺的受宠若惊、自得其乐的样子,不就是这样的么?后来在拍喜旺当记工员一场时,我就把这种心境作为我在这场戏中表演的根据。”  

喜旺这个角色,最初赵丹想演。尽管新中国成立后赵丹在银幕上塑造的都是像李时珍、林则徐、聂耳这样的“大人物”,但《李双双》剧本中喜旺有趣多彩的性格引起赵丹强烈的表演欲望。编剧李准也同意由赵丹来演。但导演鲁韧没用赵丹,而是选了仲星火。两年前,鲁韧和仲星火合作的故事片《今天我休息》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鲁韧看中的是仲星火身上“傻、大、黑、粗”的质朴气质。

如果把喜旺比做绿叶,李双双就是一朵大红花。李双双这个角色,早在李准写小说时就考虑过张瑞芳,只是担心张瑞芳演不出那股泼辣劲儿。在河南林县拍外景阶段,张瑞芳为了准确把握角色的特点,在台词上下了不少工夫。每天早晨醒来,张瑞芳一睁眼就和演孙有婆的演员智世明对台词:“你这个小媳妇管得也太宽了,我就拾了那么几块破木头,你也给我拦住,你还讲理不讲?”“情理不顺我就要拦,叫大伙儿看看,这是破木头?!队里存的木桶板都叫你们偷光了,将来拿什么做木桶啊?!”

《李双双》剧本的基调是喜剧,李准希望把李双双这个人物处理得“更疯点、傻点、毛手毛脚一点。”但导演鲁韧担心因强调喜剧效果而落得个“丑化劳动人民”的罪名,因此每个镜头都要在表演分寸上进行反复地推敲和争论。张瑞芳自嘲地说:“我的表演就像一个痛快的喷嚏只能打一半,后一半得憋回去,真是难受。”幸运的是,当时一些镜头拍了两条:一条让演员正经八百地演,另一条让演员放开了演。有些让演员放开了演的镜头是由导演助理吴贻弓负责拍摄的。

23岁的吴贻弓那时刚刚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全力支持张瑞芳放开了演。吴贻弓拍摄的几组喜剧味较浓的镜头,原本只是准备作为影片的广告片,后来被接进了正片,增加了影片的喜剧色彩。这部影片还让导演助理吴贻弓和影片中饰演孙桂英的青年演员张文蓉收获了甜美的爱情。

(责任编辑:林家豪(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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