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著名官书局广雅书局出版事业的兴衰

摘 要：广雅书局是晚清著名官书局。张之洞在创办广雅书局之时，筹措了充足的经费，安排了一流的人才，并且制订了精校细雠的出版方针，保证了广雅书局出版事业的成功。但广雅书局在发展后期，成为了官场宴游集会的场所，导致了出版事业的衰落。

关键词：申报；广雅书局；新报

广雅书局是晚清著名官书局，在其发展中期之前成就斐然。但广雅书局在发展后期陷入晚清官场的宴游集会恶习之中，耗费巨大，疲于接待，刻印事业走向衰落。广雅书局发展的经验以及存在的教训，为当代传统文化典籍的大规模整理出版提供了启示。

一、广雅书局出版事业发展的成功经验

1887年，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局。广雅书局延续至1904年第一次停办，历时近20年，刊印图书362种，在晚清官书局中后来居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广雅书局出版事业的成功，主要的经验有以下四点：

1.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张之洞在广雅书局的运作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领导作用。张之洞身居两广总督之高位，同时又是学问大家，这双重身份对推进广雅书局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张之洞的两广总督身份，使其能够运筹帷幄，为广雅书局的选址、营造、筹措经费提供最大的支持；另一方面，张之洞作为学问大家，曾经著有《书目问答》广为传播，对目录版本之学颇为精通，使其能够作为内行领导广雅书局的运行。张之洞在《书目问答》中指出，刻书 “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1] 在广雅书局的刻印事业中，张之洞贯穿了这些校勘出版方针，保证了书局的高质量运作。

摘 要：广雅书局是晚清著名官书局。张之洞在创办广雅书局之时，筹措了充足的经费，安排了一流的人才，并且制订了精校细雠的出版方针，保证了广雅书局出版事业的成功。但广雅书局在发展后期，成为了官场宴游集会的场所，导致了出版事业的衰落。

关键词：申报；广雅书局；新报

广雅书局是晚清著名官书局，在其发展中期之前成就斐然。但广雅书局在发展后期陷入晚清官场的宴游集会恶习之中，耗费巨大，疲于接待，刻印事业走向衰落。广雅书局发展的经验以及存在的教训，为当代传统文化典籍的大规模整理出版提供了启示。

一、广雅书局出版事业发展的成功经验

1887年，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局。广雅书局延续至1904年第一次停办，历时近20年，刊印图书362种，在晚清官书局中后来居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广雅书局出版事业的成功，主要的经验有以下四点：

1.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张之洞在广雅书局的运作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领导作用。张之洞身居两广总督之高位，同时又是学问大家，这双重身份对推进广雅书局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张之洞的两广总督身份，使其能够运筹帷幄，为广雅书局的选址、营造、筹措经费提供最大的支持；另一方面，张之洞作为学问大家，曾经著有《书目问答》广为传播，对目录版本之学颇为精通，使其能够作为内行领导广雅书局的运行。张之洞在《书目问答》中指出，刻书 “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1] 在广雅书局的刻印事业中，张之洞贯穿了这些校勘出版方针，保证了书局的高质量运作。

2.充足的经费保障。刻印古典书籍，所需要耗费的资金非常之巨，所以张之洞要求“不惜重费”。单就稿本一项而言，良好的底本才能保证刻印版本的质量。而精良的底本往往都是珍本典籍，花费颇巨。以缪荃孙为广雅书局蒐集的珍本《宋会要辑稿》为例，在梁鼎芬写给缪荃孙的信中透露，这部书当时的价值是200金[2]。而在广雅书局从事校勘工作的著名学者屠寄每月的薪金才30金。张之洞在对广雅书局的财政经费筹划中，可谓煞费苦心。他一方面发动士绅募捐，筹措启动资金，又从广东的粤海关、司库等财政经费中列支，保证长续发展，此外为防止因自己的调离，这些渠道的经费出现意外，还特别为广雅书局购置田产，使其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经费来源从而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在张之洞离粤前，广雅书局“每年可得息银一万五千两”[2]，保证了其在张之洞离粤之后还能运行20余年。

3.精通古典文献的人才保证。古典文献的刊印，需要精通小学的专门人才，对于目录、版本、语言文字要了如指掌，才能胜任刊印古典文献的工作。所以，张之洞要求“延聘通人”。张之洞聘任了廖廷相、屠寄、缪荃孙等人才从事刻印事业，都是当时一流的学问大家，对经史典籍非常熟稔，为广雅书局的典籍刊印提供了保证。同时，张之洞在用人之时，真正做到了“五湖四海”。一方面，张之洞重用广东本土士人，保证了在其离任之后，广东士人以其传承本土文脉的责任感，将广雅书局的事业继承发展下去；另一方面，如果单纯依靠本土士人也存在眼界受到局限的问题，张之洞则同时重用屠寄等外省籍士人，使得广雅书局能从全国范围选用书籍，同时发动外省尤其是文化中心江浙地区的士人圈力量共襄盛事，为广雅书局刻印书籍的质量提供了保证。

4.精校细雠的出版方针。中国古代文献有的版本繁多，但善本却不多，有的存本残缺严重，有的刻印水平不高。所以张之洞要求“甄择秘籍、详校精雕”。为保证出版典籍的质量，张之洞对广雅书局的校勘工作要求很高，依靠优秀人才耗费长时间进行精校细雠。比如屠寄在广雅书局中负责《宋会要辑稿》的编校工作时，号称日夜抄写校对不缀，但最终只成书“职官”一门而已。广雅书局的刻书，因其校勘精细，版本典雅精良，受到后学的普遍好评。

虽然张之洞在创办广雅书局后不久即赴任湖广总督，但在一段时期内还保持了一定的遥控力。他为广雅书局发展做出的这些努力结出了硕果。《广州大典》第一册中收录了徐信符的《广雅书局丛书·总叙》，对广雅书局刻印的典籍作出高度评价：“公既振兴文教，凡四方珍异孤本莫不麕聚纷来，复经诸通人辨别，故所刊者无俗本，无劣工，其选择之精，校雠之善，当世久有定论。[3]”

二、宴游集会与广雅书局刻印事业的衰落

张之洞离任两广总督日久之后，对广雅书局的遥控能力日趋衰落。在广雅书局的发展后期，开始转而刻印《钦定全唐文》、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短平快的成品典籍，导致版本疏散不整，行歪形散，饱受批评。藏书家伦明认为这种做法导致广雅书局“刻事随辍”[4]。实际上，这只是广雅书局出版事业衰落的表征。在晚清《申报》中，存有大量关于广雅书局的报道（本文所引用《申报》有关广报道内容均来自《申报》原文数据库系统，不再单独标注。）从中可以窥见，广雅书局在发展后期陷入晚清广场的宴游集会恶习之中，耗费巨大，疲于接待，这成为广雅书局衰落的主要原因。相关的报道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款待外国宾客。此类新闻共见两例。其一是1891年4月20日的报道，两广总督李瀚章“在广雅书局大张筵宴，擘麟腩以分香，酌螺杯而献寿”，款待俄国太子和希腊太子及其随从官员。其二是1899年1月8日的报道称，上月某日“省中大宪设席广雅书局”，盛宴德国亲王亨利及其夫人，藩臬府县各级官员陪坐。

2.官员的迎来送往。广雅书局宴请较多的官员是科举考试的主考官，1893年、1894年、1901年都有报道称，广东官员在广雅书局请“两主考宴饮”，“以尽东道主之情”。广雅书局还是广东官场迎来送往的场所。1892年腊月，广东官员在广雅书局设席宴请了来粤游历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广雅书局接受践行的官员有左都统兴鹤昶、学政恽彦彬、广东巡抚许仙屏等等。

3.广东官员的团拜场所。1894年，“省中各大宪在此团拜，冠裳毕集，水陆纷陈，直至明月高升，始各尽欢而散”。1895年，粤省官员“复齐集广雅书局团拜，威仪肃穆，翎顶辉煌，书局内外皆悬灯结彩，异常华丽，冠裳之会极盛一时”。此后的1896年、1898年、1902年都有类似的记载。这说明，春节期间在广雅书局团拜，已经成为晚清官场的一个惯例。

4.官员的寓居之所。1899年9月14日的报道称，新任广东藩司丁慎五来粤任职，“假文明门外广雅书局暂驻襜帷”。其后1903年的一个报道称，“丁慎五中丞摄篆广西，其瀛眷尚寄居羊城广雅书局”。这说明丁慎五的家属在入粤后曾长住广雅书局。从1903年6月25日的一个报道看，广雅书局也曾作为新任两广总督岑春煊的暂居之所。

5.充当会议场所。从《申报》中的报道看，广雅书局也是当时广东官场重要的会议场所。根据1898年3月14日的报道，为分派朝廷的昭信股票发行，“督抚将军会同司道各员，并在城各大绅，在广雅书局会议”。1901年，辛丑议和后，朝廷向各省摊派赔款，粤省官员遂于农历三月二十二日“假座广雅书局，延各书院掌教暨在籍诸绅士互筹”，商议对策。

广雅书局在晚清除了刻书之外，承担起宴游集会的功能，甚至成为官员的“公寓”。这与广雅书局自身的条件也有关系。一方面，广雅书局具有良好的环境和接待条件。当时的法国籍税务司雷乐士观察到，广雅书局宽敞的接待客厅和美丽的花园，使之成为官员们宴请宾客和聚会的理想去处[5]；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广雅书局具有充足的财力，使得广雅书局有能力承办这些迎来送往之事。

三、广雅书局出版事业兴衰的启示

广雅书局环境清幽、经费充足，本为张之洞保障其出版事业发展所做的精心安排。而从《申报》报道看，在晚清官场积习之下，在广雅书局的后期，实际上从文教机构转为承担类似官方会所的角色，刻书印书甚至转为衬托风雅之用。1893年3月7日《申报》的报道就明言，“此地有琅琳万卷，图史千家，诸君宴游其间，止如岳武穆雅歌投壶，恂恂有儒者之度，洵可乐也”。这种社会功能的转变成为广雅书局衰落的关键所在。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广雅书局于1904年停办[6]。但值得注意的是，在1904年之后，《申报》中仍多次出现了有关广雅书局的报道。如，1906年11月25日《申报》报道称，广东提学使司要求将广雅书局广雅书院处所有存本银，与各项产租及一切杂项收入，全数拨归该司。1910年12月20日一篇标题为“粤学司何徇私滥费若此”的报道称，广东提学使司的“图书科既设数员，该科事务本稀，乃又于图书科外复设广雅局，每岁又开销多万余元。既有图书科矣，又有广雅书局矣，而每月一册强迫销售每册三毫之敎育官报，尚不为图书科及广雅书局之属，又别设总纂分纂等员，除勒各属消售照缴之报费外，再须补助费每岁三千两”。以上报道说明，在广雅书局刻书事业停办之后，广雅书局作为一个官办机构可能仍然存续了一段时期。并且，广雅书局在清末曾经复设过，只是此时广雅书局已经沦为新设立的提学使司下属的冗余机构，沦为社会舆论批评的对象，非复具有往日的社会功能。

在封建王朝时期，官办出版事业的发展主要系于领导者个人，缺乏更为可持续的制度保障。在张之洞督粤时期，广雅书局是张之洞的心血之作。张之洞本人精于典籍文献，公务之余常在广雅书局与学者们共同研磨刻印事业。张之洞离粤之后，广雅书局虽然未被废止，但社会功能慢慢然转移。晚清官场的积习已重，使得本为官方出版机构的广雅书局社会功能出现了极大的错位，影响了广雅书局取得更大的文化成绩。从中也可透视出，建立起有效可持续的制度机制才是传统文化典籍出版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

参考文献：

[1] 张之洞.书目问答[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77-78.

[2] 缪荃孙.艺风堂友朋书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5 7,675.

[3] 陈建华,曹淳亮(主编).广州大典·丛部(第一册)[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8:1.

[4] 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7.

[5]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Shanghai: Kelly & Walsh, ltd. 1893, p.568.

[6] 叶农.广雅书局始末及刻书考[J].出版史料,19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