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督察要抓住“牛鼻子”

今日社评

评论员 潘洪其

建议最高法先颁行专项司法解释，加大对环保督察人员的追责压力，形成从“环保督察”到“环境监管执法”再到“企业单位”的压力传导机制。同时增加地方党委政府履行环境保护责任的考核权重，尽快将环境督察制度向市县两级延伸。

昨天，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向湖北省反馈督察情况。督察组肯定湖北省近四年间环保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同时点名批评该省党委政府环保工作的不作为和慢作为，让与会省委、省政府成员及主要部门负责人脸红心跳，倍感压力。

本轮中央对地方的环保督察，覆盖北京、上海、广东、重庆、湖北等七个省级行政辖区。这几天，中央各督察组向受督察省市党委政府反馈了督察情况，并向社会公开了督察发现的“问题清单”。督察结果表明，受督察省市党委政府对辖地环保工作高度重视，环境整治和修复工作进展明显，但一些地方和单位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有的甚至十分严重。对中央督察组反馈的情况和问题，受督察省市党委政府都表示全部接受，并将严格按规定认真整改，切实提高环保工作能力和水平。

受督察的七个省市，因产业结构各有区别，历史形成的环境破坏欠账各不相同，督察中暴露的突出问题也各有侧重。但七省市带有共性的突出问题，主要集中在城市污水管网、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厂、固体废弃物存放场地建设进度与计划进度严重脱节；排污企业涂改、伪造在线监测数据，部分市、区政府公布的PM2.5监测数据系伪造；地方党委政府的工作权重中，GDP与税收的权重仍远远高于环保权重等。我国《环境保护法》颁行于1989年，该法施行近30年间，国家全领域范围内生态环境受破坏严重，令人痛心。去年以来中央环保督察实践证明，要想在最短时间遏制生态环境恶化势头，并在此基础上以最小代价整治和修复生态环境，必须牢牢牵住地方党委政府这个“牛鼻子”，使之成为履行保护本地生态环境的第一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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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 潘洪其

建议最高法先颁行专项司法解释，加大对环保督察人员的追责压力，形成从“环保督察”到“环境监管执法”再到“企业单位”的压力传导机制。同时增加地方党委政府履行环境保护责任的考核权重，尽快将环境督察制度向市县两级延伸。

昨天，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向湖北省反馈督察情况。督察组肯定湖北省近四年间环保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同时点名批评该省党委政府环保工作的不作为和慢作为，让与会省委、省政府成员及主要部门负责人脸红心跳，倍感压力。

本轮中央对地方的环保督察，覆盖北京、上海、广东、重庆、湖北等七个省级行政辖区。这几天，中央各督察组向受督察省市党委政府反馈了督察情况，并向社会公开了督察发现的“问题清单”。督察结果表明，受督察省市党委政府对辖地环保工作高度重视，环境整治和修复工作进展明显，但一些地方和单位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有的甚至十分严重。对中央督察组反馈的情况和问题，受督察省市党委政府都表示全部接受，并将严格按规定认真整改，切实提高环保工作能力和水平。

受督察的七个省市，因产业结构各有区别，历史形成的环境破坏欠账各不相同，督察中暴露的突出问题也各有侧重。但七省市带有共性的突出问题，主要集中在城市污水管网、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厂、固体废弃物存放场地建设进度与计划进度严重脱节；排污企业涂改、伪造在线监测数据，部分市、区政府公布的PM2.5监测数据系伪造；地方党委政府的工作权重中，GDP与税收的权重仍远远高于环保权重等。我国《环境保护法》颁行于1989年，该法施行近30年间，国家全领域范围内生态环境受破坏严重，令人痛心。去年以来中央环保督察实践证明，要想在最短时间遏制生态环境恶化势头，并在此基础上以最小代价整治和修复生态环境，必须牢牢牵住地方党委政府这个“牛鼻子”，使之成为履行保护本地生态环境的第一责任人。

2015年7月1日，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决定全面实施环保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主体责任，绿色风暴之“剑锋”首次对准地方党委与政府。2016年初，首轮环保督察正式启动，近期公布的督察内容是第二轮督察结果。按照中央部署，今年年底前，中央环保督察将覆盖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环保督察“督企更要督政府”、“先督政而后督企”，百姓对党和政府整治修复环境工作给予积极评价，说明环保督察效果开始显现，制度效力正在深入发挥。

1997年版《刑法》将“污染环境罪”列为九宗环境犯罪中“第一罪”，在那之后多年，国内破坏环境犯罪行为所在多有，但企业法人或自然人因此被追究刑责却颇为罕见。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解释》，以及新版《环保法》颁行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据报道，2015年各级法院一审判决污染环境案件1322件，相较以往当然是进步，但各省的情况很不平衡——其中浙、冀、鲁三省占到全国七成，浙江省办案492件列全国第一，浙江的环境整治修复成效也居全国前列。这足以说明，司法打击是否动真格，震慑效果大为不同，那些环境整治办案不力的地方，尤其是迄今仍“零办案”的省区，尤须迎头赶上。

此外，环保约谈和环保督察的效果仍有待加强。在一些地方和单位，环境监管执法人员只要不受贿，即便渎职后果严重，也少有以环境监管失职而被追究刑责，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对环境监管执法部门的督察和追责失之于软。建议《刑法》就“环境监管失职罪”增设条款，或者最高法先颁行专项司法解释，加大对环保督察人员的追责压力，形成从“环保督察”到“环境监管执法”再到“企业单位”的压力传导机制。同时增加地方党委政府履行环境保护责任的考核权重，尽快将环境督察制度向市县两级延伸。

如此多管齐下，并推动环保督察工作不断改进完善，全国性生态环境整治修复成效可望越来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