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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琬:蜀汉后期的实际执政者

2017-04-27 14:01 封面  作者:唐雪元

蒋琬是蜀汉政权的“中流砥柱”。叶燕莉 画

蒋琬简介 蒋琬(?—246年),三国时期蜀汉宰相。与诸葛亮、董允、费祎合称“蜀汉四相”。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死后,蒋琬继其执政,拜尚书令,又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再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延熙元年(238年),受命开府,加大司马,总揽蜀汉军政。曾制定由水路进攻曹魏的计划,但未被采纳。延熙九年(246年)病卒。 四川绵阳西山公园的凤凰山,林木葱郁,鸟语花香,更兼有闻名天下的“西蜀子云亭”和与诸葛亮媲美的一代名臣蒋琬的墓。 凤凰山山腰上的蒋琬墓,高4.65米,墓围31.6米,为八角形复钵式建筑,由座、身、檐、顶四部分组成,形制奇特。墓前立有一通高2米的石碑,上书“汉大司马蒋恭侯墓”。 置身苍翠的林木间,眼望头上那片蔚蓝的苍穹,往事越千年,直上心头…… 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八月,一代名相诸葛亮心力交瘁,溘然长逝于五丈原军中前线。蜀汉政权,顿时失去擎天栋梁。 灵柩运回成都,举国皆哀,上上下下一时无所适从,惶惶不安:谁能继丞相料理军国大计?谁能力撑危局挽狂澜?面对强大的曹魏,蜀汉又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答案是蒋琬。没有之一。 果然,诸葛亮死后,成为蜀汉实际执政者的蒋琬,主政12年,政通人和,经济复兴,百姓安居乐业,蜀中呈现一派“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的好气象,使得蜀汉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存在41年之久。 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蒋琬是蜀汉政权的“中流砥柱”。叶燕莉 画

蒋琬简介 蒋琬(?—246年),三国时期蜀汉宰相。与诸葛亮、董允、费祎合称“蜀汉四相”。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死后,蒋琬继其执政,拜尚书令,又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再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延熙元年(238年),受命开府,加大司马,总揽蜀汉军政。曾制定由水路进攻曹魏的计划,但未被采纳。延熙九年(246年)病卒。 四川绵阳西山公园的凤凰山,林木葱郁,鸟语花香,更兼有闻名天下的“西蜀子云亭”和与诸葛亮媲美的一代名臣蒋琬的墓。 凤凰山山腰上的蒋琬墓,高4.65米,墓围31.6米,为八角形复钵式建筑,由座、身、檐、顶四部分组成,形制奇特。墓前立有一通高2米的石碑,上书“汉大司马蒋恭侯墓”。 置身苍翠的林木间,眼望头上那片蔚蓝的苍穹,往事越千年,直上心头…… 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八月,一代名相诸葛亮心力交瘁,溘然长逝于五丈原军中前线。蜀汉政权,顿时失去擎天栋梁。 灵柩运回成都,举国皆哀,上上下下一时无所适从,惶惶不安:谁能继丞相料理军国大计?谁能力撑危局挽狂澜?面对强大的曹魏,蜀汉又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答案是蒋琬。没有之一。 果然,诸葛亮死后,成为蜀汉实际执政者的蒋琬,主政12年,政通人和,经济复兴,百姓安居乐业,蜀中呈现一派“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的好气象,使得蜀汉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存在41年之久。 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领袖之度,诸葛胸怀不及他

《三国志》记载,赤壁之战后,刘备夺取武陵、零陵、长沙、桂阳等江南四郡,年轻的蒋琬归附了刘备,后随从入蜀,曾任广都(今四川双流)长。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被突然袭击视察地方的刘备逮了个现行,差点被治罪。幸得时任军师将军的诸葛亮求情才得以免罚。 章武三年(223)四月,刘备托孤于诸葛亮,病卒于永安宫后,蜀汉政权“咸决于亮。”诸葛亮对蒋琬一路提拔,担任丞相留府长史,加抚军将军。整个诸葛亮北伐期间,蒋琬一直留守成都,筹划提调,保证了兵员和粮饷的供应,得到诸葛亮的推重。诸葛亮多次称赞道:“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 诸葛亮临终前,排开军中身份最高的魏延和朝中官职最高的吴壹、杨仪,最终选定蒋琬为自己的接班人。 蒋琬胸怀宽广,谦恭和顺,容物容人,具有不同寻常的领袖气质。部下东曹掾杨戏“素性简略”,对上司不愿曲意逢迎,蒋琬同他谈论,他常常默然不应答。于是,有人便向蒋琬进谗言,说杨戏轻慢上司。蒋琬当即驳斥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古人之所诫也。”他不仅不怨恨杨戏,反而认为杨戏是个快人、直人而予以肯定。 部下督农杨敏曾在人前批评蒋琬做事糊涂,能力有限,赶不上前任诸葛亮。有人将这话转告蒋琬,主张推问整治杨敏。蒋琬十分平静地说:“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后来,杨敏犯罪下狱,众人以为杨敏必死无疑,岂料蒋琬心无亲疏厚薄,依法秉公处理此案,使杨敏得免重罪。其公正无私宽厚容人如此!这与生活中那些只喜欢别人对他溜须拍马大唱赞歌而听不得不同声音极力排斥异己的昏庸官僚相比,何啻千里。 在《三国演义》中,对蒋琬豁达大度的胸怀也有所描写和肯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杨仪的处罚。小说第105回说,诸葛亮死后,杨仪自觉才能超拔,且平定魏延功高盖世,理应继任诸葛亮之职,口出悖言:“昔日丞相初亡,吾若将全师投魏,宁当寂寞如此耶!”结果,“后主大怒,命将杨仪下狱勘问,欲斩之。” 但宽厚的蒋琬不但没有记恨而落井下石,反过来还替杨仪说情:“仪虽有罪,但日前随丞相多立功劳,未可斩也,当废为庶人。”蒋琬这种不感情用事容物容人的气量明显优于诸葛亮。 诸葛亮在用人和处理问题上,常夹杂着个人好恶之情。魏延英勇善战,但生性“矜高”,傲慢少礼,又有主见,敢于向诸葛亮提出不同意见,因而向来不被诸葛亮所喜欢。街亭之战中,他不派魏延等宿将担当大任,而重用自己关系亲密却无任何实战经验的马谡据守要冲,终致北伐失败。他晚年在处理杨仪和魏延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明显偏袒杨仪而压制伤害魏延,直接导致他死后魏延不服杨仪而同室操戈。 罗贯中借费祎之口指出:“杨仪于丞相前累谮魏延,因此逼反,人皆知之”。

政家之范,干练稳健恭君僚

作为蜀汉后期的中流砥柱,蒋琬的声望不仅仅建立在优秀的人品上,更建立在他出色的才干上。蒋琬考虑问题细致周到,办事精明强干,没有辜负诸葛亮的信任和期待,很好地挑起了巩固蜀汉政权的重担。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尽管对蒋琬的描写十分简略,但蒋琬精明干练的办事作风和处变不惊的应变能力依然得到了形象地再现。第98回写东吴孙权继曹魏、蜀汉之后登坛称帝,派使者赴成都通报情况,并向后主表示愿与蜀汉建立同盟以抗曹魏。其时,诸葛亮驻扎汉中。成都君臣反复“商议”,“众议皆谓孙权僭逆,宜绝其盟好”。蜀汉君臣此时还严守所谓“正统”,其迂腐、不懂权变可知。 独有蒋琬不赞同与东吴绝交,因为绝交只能使东吴反目为仇,对蜀汉相当不利。但他又不便违背“众议”,他深知诸葛亮的意见能起决定性作用,因而他向后主建议:“可令人问于丞相”。询问的结果是诸葛亮与蒋琬不谋而合,从而避免了一次吴蜀危机。这,足见蒋琬的精明和老辣。 第105回写诸葛亮新亡,蒋琬执政之初,蜀中举国上下人心震悚,大有倒了擎天柱的悲观。而就在这时,边庭告急:由司马懿率领的曹魏大军尚在渭南一带,随时可能入侵汉中。而“东吴令全琮引兵数万屯于巴丘界口,未知何意”。这对于蜀汉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以致后主惊问:“丞相新亡,东吴负盟侵界,如之奈何?”——其实不难理解,孙吴增加巴丘(今湖南岳阳)守军数万,无非两种可能,一是防备魏军乘虚进攻蜀汉,二是也有在蜀汉难以支撑时趁机夺取地盘的意图。 在这严峻时刻,蒋琬处变不惊,从容镇定。针对强敌曹魏,他奏明后主,晋升吴壹为车骑将军,假节督汉中;司马懿无隙可乘,只得退军。针对孙吴的增兵,在不明对方真实意图的情况下,他提出做两手准备:“臣敢保王平、张嶷引兵数万屯于永安,以防不测。陛下再命一人去东吴报丧,以探其动静。”于是,后主遣右中郎将宗预往见孙权,重申联盟抗魏的宗旨,结果很快消除了东吴君臣的觊觎心理,使孙权折箭为誓:“朕若负前盟,子孙绝灭!”蒋琬面对突发事件,处变不惊,从容措置,充分显示了他善于应变的大将之才。 蒋琬的过人之处,还体现在他善于处理复杂棘手的问题。魏延杨仪事件,是蜀汉有史以来最大也是最复杂的内乱。 当蒋琬率军北上处理这一事变时,魏延已惨死于杨仪的追杀,并被践踏头颅和夷灭三族。魏延屡建战功,善养士卒,在军中颇有威信,加上魏延实无叛逆之心,如果不给魏延一个公正结论,恐怕难服众心。 为蜀汉整体利益着想,蒋琬毅然将事件真相如实禀告朝廷:“(魏)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三国志·魏延传》)算是给魏延摘去了叛臣的帽子。 接着,他又帮助后主妥善处理相关事宜:念及魏延前功,给予厚葬;杨仪统领大军安全南归及扶孔明灵柩至成都有功,但在诛杀魏延事件中显得自私狭隘和残忍歹毒,因此加杨仪为中军师而“无所统领”,即升其职位而不让掌兵权。 这样的处理十分得体,既安抚了同情魏延不幸命运的将士,又抑制了嚣张狠毒的杨仪。 蒋琬没有诸葛亮那样的地位和威望,却能辅佐后主刘禅十二年之久,君臣关系一直良好,颇为难得。 蒋琬死后,朝廷追谥为“恭”,“恭”是恭敬的意思,看蒋琬一生待人处世,不管是上司领导还是同僚下属,都是非常的谦虚有礼,谥为“恭”,蒋琬名副其实。

治国之策,贵柔守静民生息

在世人看来,蒋琬是治国之文臣,在军事上无所建树。然而,尽管蒋琬没有具体指挥过一场重大战役,但他英明的战略思想对蜀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审时度势,大胆修正北伐战略。刘备、诸葛亮等蜀汉早期执政者都渴望在有生之年完成北伐中原、统一中国的大业。尤其是诸葛亮,几乎把毕生的心血投入到统一大业之中,“爰整六师,无岁不征”,但始终“未能有克”。诸葛亮的失误就失误在急于求成上,穷兵黩武这是兵家大忌。 诸葛亮晚年也不得不承认,蜀国“民穷兵疲”。 有鉴于此,成为执政者的蒋琬审时度势,以极大的勇气果断修正诸葛亮的北伐战略:改变“无岁不征”的局面,推行道家“贵柔”、“守静”的战争思想,以守边为本,以静制敌;为节省财力、人力,将北伐大本营由汉中迁往涪县(今四川绵阳),将汉中作为北伐基地;在经济上,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减轻赋税,使民休养生息。 事实证明,蒋琬从实际出发,制定、实施贵柔守静的战略决策给蜀汉带来了生机,在蒋琬和费祎相继执政的近二十年中,除一些局部征战外,没有贸然发动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使得蜀汉社会经济稳步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 《三国志·蒋琬传》说:“琬以为昔诸葛亮数窥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什么意思呢?蒋琬对诸葛亮生前的军事行动作过认真总结,认为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道险运艰”,粮草、兵员供应无保障;二是进攻方位一成不变,敌人预先有所准备,凭高守险,不易攻克。 为此,蒋琬决定调整主攻方向和进攻策略,将西出汉中改为东出汉中,将攻坚战改为奇袭战,计划顺汉水东下一举夺取魏兴、上庸等郡。魏兴即今陕西安康地区,上庸即今湖北竹山、房县、竹溪等地。上庸一带是三国时期一个战略要地,占领此处可以威胁荆襄,进而占领荆襄。 蒋琬的本意正是攻其不备,出奇兵袭占上庸后再积蓄力量窥视荆襄,北向宛、洛,同时派一大将经略凉州,进攻关中,实行两面夹击,完成诸葛亮早年“隆中对策”的战略意图。 可惜蒋琬身患重病,未能及时实施这一战略企图。加上蜀汉大臣多受诸葛亮谨慎作风的影响,没有多少人敢冒风险来支持蒋琬的决策,结果使得蒋琬的北伐东征大计中途流产。 唐雪元

(责任编辑:余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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