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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语言对人类共同体的建构

2017-06-05 07:52 今传媒  作者:隋  岩,陈  斐

摘 要:人类通过互联网在现实与虚拟的融合中实现了“我”和“我们”的平衡,并在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变革中构建了一个新型的人类共同体。互联网群体传播环境中的虚拟社群成为新的人类共同体——网络共同体。网络共同体以强烈的情感和意识、共同的利益和需求为基础,虚拟社群是人类社会交往史的一场革命,是一种人类社会交往实践中前所未有的新体验。网络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便捷地加入多个群体,体验并满足多种角色和身份认同,依托于互联网技术的社交媒体提供共享空间,使用户可以自主地创建群组、圈子和社区来分享和交流,成为建构网络共同体的重要平台。网络用户参与传播和交流的过程,建立关系并寻求认同感和归属感。伴随互联网的兴起,媒介能增强身份认同感,同时也带来变异。在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的“语言技术化”运动中,网民们凭借强大创作力和创作热情生产出各式各样的网络语言,使之在共同体中大范围传播和使用,增强了共同体成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网络共同体通过移动互联平台组织更快速的行动,并为自身的权利发声,积极参与社会变革都依赖并助益于网络语言的应用。

关键词:网络共同体;虚拟社群;网络语言;权利诉求;身份认同;互联网群体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5-0004-07

伴随着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的飞速发展和扩张,“互联网改变世界”已经成为被现代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共识,互联网让科技的力量史无前例的渗透到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当中,改变和塑造着生活。移动互联、大数据、粉丝经济、云时代等不断更新的词汇已经远远无法概述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麦克卢汉关于未来世界的大胆构想,正一步步成为人类生活的现实。互联网成为人类生存方式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变革,并重新定义了人类的生活。人类通过互联网在现实与虚拟的融合中构建了一个新型的人类共同体,打破了传统社会共同体中“身份”和“契约”这两个概念的界限。生存在互联网空间,普通人可以不再普通,不普通的人却可以变得很普通;社会的人更个体,个体的人更社会;契约的缔结更加随意和偶然,契约的维系越来越少诉诸于层级结构。互联网构建新型社会共同体的逻辑非常清晰,身处在互联网群体传播的时代,需要个体能够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尽快准确定位自身的位置,在科技和互联网共同构筑的虚拟数字世界中找到自愿归属的共同体,最终在现实与虚拟的融合中实现“我”和“我们”的平衡。

一、网络共同体: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的新型人类共同体

(一)人类共同体的界定和结成模式的演变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dTonnies)最早把共同体从社会概念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学概念,他在1887 年发表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用“共同体”一词来表示“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础上、紧密联系、排他的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这种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产生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生活共同体”[1]。滕尼斯认为,共同体主要是指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群体。此外,它也可能是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以及在思想的结合体(友谊、师徒关系)里实现的。他认为,共同体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或者习惯制约地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记忆之上的。“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不仅仅是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2]。

随着全球化的扩展和通讯交通的日益便利,特别是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的到来,使得社会各主体之间交往的纽带不再受血缘和地域的局限。在互联网空间内,爱好共同体、学习共同体、读书共同体等“新兴”共同体概念不断涌现。人类共同体的发展经历了自然条件选择后的原始共同体到现代公民社会意义下的当代共同体再到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的后现代共同体的演变。其缔结模式也经历了从单一走向多元,缔结状态从紧密走向松散的演变。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主要是以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自然生长起来的,其基本形式包括亲属(血缘共同体)、邻里(地缘共同体)和友谊(精神共同体)”[2]。进入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之后,血缘纽带和地缘纽带变得荏弱,人类以货币、公民身份、契约、法律和情感实现融合。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的互联网时代,群体传播环境中的虚拟社群成为新的人类共同体——网络共同体。网络共同体以强烈的情感和意识、共同的利益和需求为基础,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全球性从根本上动摇了血缘和地缘曾在人类共同体中的重要影响,网络共同体是一个精神共同体的存在,其构建的方式区别于传统面对面的互动,如俱乐部和兴趣社团等,而是利用工具进行匿名的非面对面的跨地域、远距离的互动交往,这是对人类共同体缔结方式的重大颠覆。网络共同体的后现代性体现在个人在互联网空间里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缩影,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利和义务。但同时网络交往的虚拟性、弱联系性、匿名性使网络共同体在一定意义上丧失了某些约束和强制性因素,成员之间的交往关系是一种松散而随意的弱纽带联系。

无论是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形成的家族,以共同的居住地域、语言和文化心理为纽带形成的民族,还是以社会契约、公民身份、统一的货币、法律和情感为纽带形成的国家,传统共同体的建构需要一个实在的物理空间,这个物理空间是群体聚集的基本条件,只有在一个物理空间里群体才能聚集并进行相应的信息传播和交流,共同体的产生是群体聚合的结果。

由于传统的社会地理空间的障碍使得信息传播手段、速度和效果都受到限制,而网络构建的新型“物理空间”,成本低廉,随时随地并且无处不在,不再受时空和经济因素的限制。特别是,在这一新型的虚拟空间里,个人和群体都可以实现任何时间任何地的自由聚合,信息的传播和观点的交流更加畅通高效,摆脱了传统的机构和组织框架的限制,个体可以在线自由的选择、参与与其兴趣和价值观相投的群体组织,而群体的产生聚合也在更深程度上受到个人兴趣和意图的影响。每一个网络用户都可以在微博上寻找和发布最新、感兴趣的话题和消息,并通过@和转发传播给所属群体中的其它成员,通过评论留言来确认同一性和表明差异性,以此来表达个体对于所属群体的归属感和满足感。网络用户也可以在各大论坛、贴吧里进行内容生产和文本生产,展示独特见解,建构在群体中的身份。用话语实践来构建身份,已经成为大部分网络用户的生活常态,他们在网络这个新型的“物理空间”以前所未有的热情、速度和效率,缔结着非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体。网络用户甚至可以通过互联网便捷地加入多个群体,满足并体验多种身份认同和角色。依托于互联网技术的社交媒体在发展过程中成为建构网络共同体的重要平台,为用户提供便捷的共享空间,使用户可以自主地创建群组、圈子和社区来分享信息和沟通交流,建立关系和寻求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人类共同体组成的基本要素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进入后现代化之后,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自然形成和存在,强调集体高于一切,忽视个人感受和权利的原始公共体不再是社会的主体共同团体。人类共同体的建构,基于三个基本要素:共同目标、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1.共同体目标:人类共同体产生的前提

历史上,人类所有的共同体都是在人们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已存在的共同体的共同目标必须能“满足成员的利益需求”。滕尼斯用共同体来表示由“本质的意志”所导致的而建立的传统的、基于身份血缘的、联系紧密的、具有排他性的共同体。但是在人类社会迈向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特别是18世纪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后在自由市场机制的引导下,“本质的意志”逐步被“选择的意志”所取代,这种联系形态建立在一致的利益基础之上,基于“契约(自愿的、可废止的利益交换)”而不是“身份”(非自愿的、不可废止的、天生的属性)。网络让人类的精神需求大大扩展,身处后工业时代的现代人对于共同目标的理解,不再仅仅是对于金钱和物质等利益的追求。互联网为精神关系和利益关系的缔结提供了新的载体,不同于传统的信息联结方式和信息交流方式,人们在建构网络共同体时越来越多地将个体成员之间共同的兴趣、爱好和信仰视为其目标。

2.身份认同:人类共同体产生的基础

“我”是何人?“我们”是谁?界定“他们”的基础是什么?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无论是在社会、机构和组织中,还是在跨国空间内,认同所要解决的是自我同一性、自我归属感和自我意义的问题。身份认同是对“我是谁?”“我归属于哪个共同体?”“我和谁是同一个共同体里的成员?”的回答即是身份认同结构的三个方面:认知、情感和行为表现。

人的身份认同可以从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两个层面理解。自我认同是一种内在性认同,是个人依据经历形成的对自我独特性的理解和反思。而社会认同则是指个体对所属社群成员所具备资格的认识以及这种资格在价值和情感上的重要性。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关系和米德的“主我与客我”理论有相通之处,“米德认为主我是个体的主体意识,是主体对事物的认知、行为和反应;客我是他人对自己的社会评价和社会期待”[3]。二者通过有意义的象征符号,在不断互动之中形成自我。“客我”促使“主我”发生新的变化,“主我”反过来改变“客我”,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也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塑造了人类的身份认同。可见,身份认同是社会互动的产物,一个人自我身份认同的意义和社会身份认同的建构和完善都是在社会交往中实现的,其中伴随着信息交换和人际交流,并通过媒介来完成,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传播和人际交流的方式发生改变,从而推动了人类身份认同和人类共同体建构模式的变革。随着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和应用,更加依赖媒介的人们开始在网络社群中寻求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甚至出现了以“御宅族”为代表的群体,将个人的身份认同完全建构在虚拟空间和数字化产物之上,产生身份认同危机甚至是现实身份的消解。在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媒介大大增强了身份认同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变异。

3.归属感:人类共同体维系的纽带

“身份认同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结构,在表层上是人们显而易见的行为模式,在中层上是个体对与同类群体的共同性的认知和对自我身份的觉察,在深层上是有关身份所带来的情感体验”[4]。归属感指身份认同深层上的情感体验,也是人类建立共同体的心理诉求,是共同体的核心凝聚力和竞争力所在,是维系共同体的纽带。归属感在本质上属于身份认同中社会认同的范畴,与之相关的还有社群认同边界的问题。归属感让个体通过其他群体成员所为其提供的情感互动和价值意义,从而认识到自己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随之对群体产生群体认同。同时个体通过积极维持群体认同来提高自我认同和比较群体差异,并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因此,社会认同的过程伴随着群体成员对有相同背景的“我们”的“圈内”认同,以及对“他们”的“圈外”排除。归属感的产生和延续过程伴随着群体认同感,交织着差异性的比较和同一性的确认,认同的边界强化了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心理,修正建构了成员个体对“我们”和“他们”的定义。而设置语言障碍将圈外人排除在外,通过语言增强同一个圈子里成员之间的交往粘度,以及成员之间形成的对共同体高度的认同是产生归属感的有效途径。

摘 要:人类通过互联网在现实与虚拟的融合中实现了“我”和“我们”的平衡,并在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变革中构建了一个新型的人类共同体。互联网群体传播环境中的虚拟社群成为新的人类共同体——网络共同体。网络共同体以强烈的情感和意识、共同的利益和需求为基础,虚拟社群是人类社会交往史的一场革命,是一种人类社会交往实践中前所未有的新体验。网络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便捷地加入多个群体,体验并满足多种角色和身份认同,依托于互联网技术的社交媒体提供共享空间,使用户可以自主地创建群组、圈子和社区来分享和交流,成为建构网络共同体的重要平台。网络用户参与传播和交流的过程,建立关系并寻求认同感和归属感。伴随互联网的兴起,媒介能增强身份认同感,同时也带来变异。在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的“语言技术化”运动中,网民们凭借强大创作力和创作热情生产出各式各样的网络语言,使之在共同体中大范围传播和使用,增强了共同体成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网络共同体通过移动互联平台组织更快速的行动,并为自身的权利发声,积极参与社会变革都依赖并助益于网络语言的应用。

关键词:网络共同体;虚拟社群;网络语言;权利诉求;身份认同;互联网群体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5-0004-07

伴随着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的飞速发展和扩张,“互联网改变世界”已经成为被现代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共识,互联网让科技的力量史无前例的渗透到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当中,改变和塑造着生活。移动互联、大数据、粉丝经济、云时代等不断更新的词汇已经远远无法概述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麦克卢汉关于未来世界的大胆构想,正一步步成为人类生活的现实。互联网成为人类生存方式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变革,并重新定义了人类的生活。人类通过互联网在现实与虚拟的融合中构建了一个新型的人类共同体,打破了传统社会共同体中“身份”和“契约”这两个概念的界限。生存在互联网空间,普通人可以不再普通,不普通的人却可以变得很普通;社会的人更个体,个体的人更社会;契约的缔结更加随意和偶然,契约的维系越来越少诉诸于层级结构。互联网构建新型社会共同体的逻辑非常清晰,身处在互联网群体传播的时代,需要个体能够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尽快准确定位自身的位置,在科技和互联网共同构筑的虚拟数字世界中找到自愿归属的共同体,最终在现实与虚拟的融合中实现“我”和“我们”的平衡。

一、网络共同体: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的新型人类共同体

(一)人类共同体的界定和结成模式的演变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dTonnies)最早把共同体从社会概念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学概念,他在1887 年发表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用“共同体”一词来表示“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础上、紧密联系、排他的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这种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产生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生活共同体”[1]。滕尼斯认为,共同体主要是指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群体。此外,它也可能是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以及在思想的结合体(友谊、师徒关系)里实现的。他认为,共同体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或者习惯制约地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记忆之上的。“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不仅仅是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2]。

随着全球化的扩展和通讯交通的日益便利,特别是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的到来,使得社会各主体之间交往的纽带不再受血缘和地域的局限。在互联网空间内,爱好共同体、学习共同体、读书共同体等“新兴”共同体概念不断涌现。人类共同体的发展经历了自然条件选择后的原始共同体到现代公民社会意义下的当代共同体再到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的后现代共同体的演变。其缔结模式也经历了从单一走向多元,缔结状态从紧密走向松散的演变。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主要是以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自然生长起来的,其基本形式包括亲属(血缘共同体)、邻里(地缘共同体)和友谊(精神共同体)”[2]。进入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之后,血缘纽带和地缘纽带变得荏弱,人类以货币、公民身份、契约、法律和情感实现融合。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的互联网时代,群体传播环境中的虚拟社群成为新的人类共同体——网络共同体。网络共同体以强烈的情感和意识、共同的利益和需求为基础,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全球性从根本上动摇了血缘和地缘曾在人类共同体中的重要影响,网络共同体是一个精神共同体的存在,其构建的方式区别于传统面对面的互动,如俱乐部和兴趣社团等,而是利用工具进行匿名的非面对面的跨地域、远距离的互动交往,这是对人类共同体缔结方式的重大颠覆。网络共同体的后现代性体现在个人在互联网空间里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缩影,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利和义务。但同时网络交往的虚拟性、弱联系性、匿名性使网络共同体在一定意义上丧失了某些约束和强制性因素,成员之间的交往关系是一种松散而随意的弱纽带联系。

无论是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形成的家族,以共同的居住地域、语言和文化心理为纽带形成的民族,还是以社会契约、公民身份、统一的货币、法律和情感为纽带形成的国家,传统共同体的建构需要一个实在的物理空间,这个物理空间是群体聚集的基本条件,只有在一个物理空间里群体才能聚集并进行相应的信息传播和交流,共同体的产生是群体聚合的结果。

由于传统的社会地理空间的障碍使得信息传播手段、速度和效果都受到限制,而网络构建的新型“物理空间”,成本低廉,随时随地并且无处不在,不再受时空和经济因素的限制。特别是,在这一新型的虚拟空间里,个人和群体都可以实现任何时间任何地的自由聚合,信息的传播和观点的交流更加畅通高效,摆脱了传统的机构和组织框架的限制,个体可以在线自由的选择、参与与其兴趣和价值观相投的群体组织,而群体的产生聚合也在更深程度上受到个人兴趣和意图的影响。每一个网络用户都可以在微博上寻找和发布最新、感兴趣的话题和消息,并通过@和转发传播给所属群体中的其它成员,通过评论留言来确认同一性和表明差异性,以此来表达个体对于所属群体的归属感和满足感。网络用户也可以在各大论坛、贴吧里进行内容生产和文本生产,展示独特见解,建构在群体中的身份。用话语实践来构建身份,已经成为大部分网络用户的生活常态,他们在网络这个新型的“物理空间”以前所未有的热情、速度和效率,缔结着非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体。网络用户甚至可以通过互联网便捷地加入多个群体,满足并体验多种身份认同和角色。依托于互联网技术的社交媒体在发展过程中成为建构网络共同体的重要平台,为用户提供便捷的共享空间,使用户可以自主地创建群组、圈子和社区来分享信息和沟通交流,建立关系和寻求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人类共同体组成的基本要素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进入后现代化之后,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自然形成和存在,强调集体高于一切,忽视个人感受和权利的原始公共体不再是社会的主体共同团体。人类共同体的建构,基于三个基本要素:共同目标、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1.共同体目标:人类共同体产生的前提

历史上,人类所有的共同体都是在人们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已存在的共同体的共同目标必须能“满足成员的利益需求”。滕尼斯用共同体来表示由“本质的意志”所导致的而建立的传统的、基于身份血缘的、联系紧密的、具有排他性的共同体。但是在人类社会迈向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特别是18世纪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后在自由市场机制的引导下,“本质的意志”逐步被“选择的意志”所取代,这种联系形态建立在一致的利益基础之上,基于“契约(自愿的、可废止的利益交换)”而不是“身份”(非自愿的、不可废止的、天生的属性)。网络让人类的精神需求大大扩展,身处后工业时代的现代人对于共同目标的理解,不再仅仅是对于金钱和物质等利益的追求。互联网为精神关系和利益关系的缔结提供了新的载体,不同于传统的信息联结方式和信息交流方式,人们在建构网络共同体时越来越多地将个体成员之间共同的兴趣、爱好和信仰视为其目标。

2.身份认同:人类共同体产生的基础

“我”是何人?“我们”是谁?界定“他们”的基础是什么?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无论是在社会、机构和组织中,还是在跨国空间内,认同所要解决的是自我同一性、自我归属感和自我意义的问题。身份认同是对“我是谁?”“我归属于哪个共同体?”“我和谁是同一个共同体里的成员?”的回答即是身份认同结构的三个方面:认知、情感和行为表现。

人的身份认同可以从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两个层面理解。自我认同是一种内在性认同,是个人依据经历形成的对自我独特性的理解和反思。而社会认同则是指个体对所属社群成员所具备资格的认识以及这种资格在价值和情感上的重要性。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关系和米德的“主我与客我”理论有相通之处,“米德认为主我是个体的主体意识,是主体对事物的认知、行为和反应;客我是他人对自己的社会评价和社会期待”[3]。二者通过有意义的象征符号,在不断互动之中形成自我。“客我”促使“主我”发生新的变化,“主我”反过来改变“客我”,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也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塑造了人类的身份认同。可见,身份认同是社会互动的产物,一个人自我身份认同的意义和社会身份认同的建构和完善都是在社会交往中实现的,其中伴随着信息交换和人际交流,并通过媒介来完成,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传播和人际交流的方式发生改变,从而推动了人类身份认同和人类共同体建构模式的变革。随着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和应用,更加依赖媒介的人们开始在网络社群中寻求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甚至出现了以“御宅族”为代表的群体,将个人的身份认同完全建构在虚拟空间和数字化产物之上,产生身份认同危机甚至是现实身份的消解。在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媒介大大增强了身份认同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变异。

3.归属感:人类共同体维系的纽带

“身份认同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结构,在表层上是人们显而易见的行为模式,在中层上是个体对与同类群体的共同性的认知和对自我身份的觉察,在深层上是有关身份所带来的情感体验”[4]。归属感指身份认同深层上的情感体验,也是人类建立共同体的心理诉求,是共同体的核心凝聚力和竞争力所在,是维系共同体的纽带。归属感在本质上属于身份认同中社会认同的范畴,与之相关的还有社群认同边界的问题。归属感让个体通过其他群体成员所为其提供的情感互动和价值意义,从而认识到自己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随之对群体产生群体认同。同时个体通过积极维持群体认同来提高自我认同和比较群体差异,并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因此,社会认同的过程伴随着群体成员对有相同背景的“我们”的“圈内”认同,以及对“他们”的“圈外”排除。归属感的产生和延续过程伴随着群体认同感,交织着差异性的比较和同一性的确认,认同的边界强化了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心理,修正建构了成员个体对“我们”和“他们”的定义。而设置语言障碍将圈外人排除在外,通过语言增强同一个圈子里成员之间的交往粘度,以及成员之间形成的对共同体高度的认同是产生归属感的有效途径。

 

(三)网络共同体:一种“小世界网络”的人类共同体

互联网作为媒介社会电子空间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为网络用户广泛而深入地参与交往互动提供了条件。依托于这个技术平台和共享空间,从论坛贴吧到APP,从聊天室到社SNS,从兴趣小组到维基百科,从UGC(用户生产内容)到CGM(消费者产生的媒体),诞生于网络空间里的社交媒体成为建构网络共同体的重要平台。社交媒体提供了工具让个体来介绍和展示自我,并让个体自主决定在何时、何地与何人建立联系。而通过社交媒体,网络用户不仅仅是简单随机地建立关系,而是旨在增加与同一类人频繁互动的机会,当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交流成为一种常态时,网络共同体就产生了。

网络共同体是社交媒体创造的一种“小世界网络”的后现代人类共同体,其决定性因素并非媒介技术,而是网络用户成员之间建构在“同类相喜”基础上的精神交往,而精神交往的节点是共同兴趣爱好形成的具有粘性的凝聚力。群体因共同的兴趣而自发形成,成员之间通过围绕核心话题或核心人物展开讨论和交流,在相互了解的过程中,成员可以单独建立联系,展开进一步的人际交往。因为情感因素是群体圈子存在的基础,因而成员可自由参与或退出。以相同的兴趣为中介,将松散的网络用户逐步凝聚成有边界的圈子,而这些大大小小的圈子构成了网络共同体的“小世界网络”。小世界网络拥有稠密圈内关系和“大V”效应的特征,与传统的人类共同体相区别。

1.群体圈子内的稠密联系

在网络共同体中,无论是QQ群、微博好友圈、微信朋友圈还是豆瓣小组,每个人都可以与群体中任何人建立直接联系,并展开进一步的人际交流。若有成员暂时或永久性地脱离群体,并不会破坏其他成员之间的联系。群体中的核心成员和意见领袖,如吧主、楼主、管理员等,可以建立群体、生产内容、表达观点、引导舆论等,但却无法影响群体传播以及群体成员关系的走向,因为网络赋予了用户充分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同时消解了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权威性.互联网中的线上传播将个体身份认同的建构推进到一个全新的认识领域,自主选择性是线上交往的最突出的特性,每一个网络用户都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进行自我呈现,自由地生产、传播和出售情感、信息、观点等各种自产物;同时可以自主地选择志趣味相投的朋友,点击购买观看符合自己口味的内容。“这种输出和输入的自由与互动,使网络交往比现实交往在满足交流需要方面有天然的优势”[5]。

2.群体圈子内“大V”效应

任何一个群体之中,都存在核心。百度贴吧有等级排名和活跃指数,根据签到数、发帖数、回复量来衡量网络用户在群体中的地位。拥有最高级别地位的成员自然就成为了群体内的“大V”,拥有多于一般成员几十倍甚至几千倍的关注量和粉丝数,承担着不合比例的总体联结数量,对于维系整个群体圈子及其重要。尤其当群体的社会网络扩大时,正是有了少数高度联结的个人用户才使联结性和有效性得以平衡。普通群体成员在围绕“大V”生产文本和发表观点进行讨论和交流时,彼此之间建立一对一的联系,这是群体中最佳的沟通模式,也是增强群体粘性和忠诚度的有效途径,可见“大V”成为粘合群体关系的一个重要“引爆点”。

此外,小世界网络还可以对信息起到增强和过滤的作用,网络用户通过社交媒体用户所获得的信息是由关注的个人和机构传递的,大多都是自己感兴趣的信息,特别是进入大数据时代,网络系统会自动分析用户日常的阅读习惯和兴趣点,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信息的推送,不断增强和突显某类信息在个体网络用户消费中的比重,同时无形之中也将其他信息过滤掉。

二、虚拟社群: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的网络共同体

传统社会中的共同体一般是基于血缘、地缘或者是业缘关系而建构起来的,在社会交往和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社会地位、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的烙印。因此,传统社会中的社交活动一般局限在权力、财富、地位、文化程度、利益相近的社会阶层之内;而在虚拟空间内缔结的网络共同体,其交往范围被大大地扩展,交往互动不仅发生在朋友、熟人之间,而且可以和大量陌生人建立联系。网络中的社会交往和人际交往,并不看重交往对象的种族、民族、地位、阶层和身份等传统制约因素,而是强调交往的普遍性和无限性。Facebook、MSN、Twitter、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出现,把分布在全球各个角落的网络用户汇聚起来,共同组成一个个频繁互动、共享信息的虚拟社群,给予人们创造性动力的无线可能。

(一)虚拟社群体现新媒介环境中的“有机团结”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人类历史上的三次社会化大分工: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手工业和农业分离;商人阶层产生。第一次社会分工后出现私有制,社会出现对立阶级,人类进入奴隶社会。“第二次社会分工后以交换为目的商品生产开始出现,加速了私有制的产生和原始社会的瓦解。第三次社会分工促使了商业社会的诞生,商品交换发展到成熟时期后随即出现了商人和商业,社会财富分配开始呈现不均状态,阶级对立更加严重。同时商业又促进了社会发展,提高了社会生产力”[6]。而互联网的出现使得人类进入信息时代,迎来了第四次人类大分工,这次社会分工是以互联网和信息革命为主导。信息革命是大量计算机、网络和远程通信技术设备以及伴随的新观念普及应用,使人类社会活动实现电子化、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和前三次社会化大分工相比,这一次更全面、深远和彻底,影响到每个人、企业、行业、部门、家庭、国家和政府,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出的有机团结理论是伴随着社会分工而产生发展的。涂尔干认为具有较高劳动分化程度的社会是由“有机团结”将个人结合在一起的,人们在一个复杂的经济市场相互交换服务,人们所经历的生活环境各不相同,彼此之间的共同点也大大减少。每个人的行动越是专业化, 其个性也就越鲜明。在网络空间里,网络用户渴望借助各种手段来展现自我的个性和差异性,百度贴吧中的核心粉丝热衷于通过对偶像文本资源的二次加工和重新解读,通过对信息和观点的再生产和重新发布,从而吸引其他粉丝的关注留言跟帖,从而成为社群中潮流和流量的引领者。从而炫示自己的“资深”粉丝身份,彰显在社群中的意见领袖地位。所谓“资深”就成为“我”与“他人”最大的差异。

另一方面,涂尔干也指出复杂的劳动虽然创造出了个体主义,以追求各自独特的生活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之间不再具有任何社会联系。社会分工越细,个体个性越鲜明,每个人对社会和其他人的依赖性就越强。个体之前的联结和交互通过自愿交换而建立,而不受通过强迫性的机械团结。相互间的依赖性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一个个社群和共同体,是基于涂尔干称之为“基本的团结”的因素,“基本的团结”不是一种理智上的一致,而是某种共享的情感。基于属于某一共同体的情感和自觉,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都会认为自身有义务和热情去按照共同体的准则和要求行事,以提升所属共同体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地位,提升自己在共同体中的信誉和人格魅力,在这个过程中社群的归属感和自豪感被逐步积累。虚拟社群是根据人们的共同兴趣或需求建构起来的,这些共享的情感创造出了“基本的团结”。各大百度贴吧首页或者置顶帖子中常常含有“吐血推荐”“萌燃”“强推”“厉害了”“逆天”“秒杀”“神级”“劲爆”“围观”等带有极强情感意味的溢美之词,这些词都是群体成员通过互联网空间发表对所属社群核心人物和事物的喜爱,以及对自身鉴赏力和群体文化品位鉴赏力的有意识的自信呈现。因此,虚拟社群是对新社会分工中的“有机团结”在某种程度上的一种映射,即一种个性化的、自由的、强流动性、跨越时空限制和身体“缺场”的“有机团结”在新媒介环境中的表现,个体的差异性和群体中的“基本团结”都在虚拟社群中得到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全新展现方式。

 

(二)虚拟社群是网络共同体的基本形式

特定的物理空间、紧密的社会关系和互动、共同的利益、兴趣、价值观和归属感是构成共同体的基本要素,也是构成社群的基本要素,而社群是共同体的最基本形式。虚拟社群与现实社群相类似,也包含了大体圈定的区域范围,相对稳定而适量的人群以及群体成员共同认可的利益和兴趣,共同使用的与其他群体或者整个社会区别的符号体系。虚拟社群是诞生在网络空间的社交聚合体,其本质是网络空间的人际关系。虚拟社群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再是呈单向线性延伸状,而是呈多格网络扩散状,这不仅意味着社会交往辐射范围的扩展,还减少了交流的中间环节。虚拟社群的运行规则之一就是“把个人网聚成圈子”,正如豆瓣网的创始人杨勃所说,豆瓣网上近一百万条的书籍、电影、音乐目录只是基础框架,核心关键是内容中植入的社会性元素让用户之间有互动的可能,向30多万用户推荐对口味的朋友,让用户自己去交流和组建群体。而这一切都源于依托互联网技术兴起的虚拟社群本身所具有的虚拟性、流动性和情感性。

1.虚拟性

虚拟性是互联网最大的特征,是虚拟社群这一概念的实质性所指。而与虚拟性紧密相连的是匿名性、身体缺场、符号化交流,互动双方不是传统的面对面参与沟通,而是通过电脑、pad、智能手机等媒介交流,通过文字、图像、视频、语音等多媒体符号文本互动。虚拟性还带来了社会互动中的去中心化和反等级,引入了新的社会身份,动摇了现实社会中的等级关系。一种全新的虚拟性的社会互动和人际交往模式将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新时代。

2.流动性

与现实社群不同,虚拟社群的成员拥有极高的自由度,不受职业、身份、性别、国籍等因素的限制和束缚,虚拟社群的优势在自由和开放,同时内部也有成员共同认可并遵守的基本规则和规范。在虚拟社群里,个体的加入或离开都是完全按个人意志进行自由选择,因此群体成员流动频繁,成员之间的关系相对松散。网络用户可以任意加入一个或多个虚拟社群,享受多重身份认同。流动性使网络空间内所形成的关系具有弱联结性和不稳定性,网络用户的人际交往带有幻想成分,常常表现为速度快、密度频繁但持续时间短,陌生人之间依靠共享情感而建立的关系,因成本低也可能很快中止或淡化。

3.情感性

人们归属于一个社群最主要的动力来源于参与社交活动以获得情感性的力量,它可以促使人们做原先个体不会做的事情,这种情感性经历所带来的回报是“社群”持续存在的原因。网络空间里的虚拟社群是一种典型的人缘关系体,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社会聚合的不是利益的群体,而是关于认同的动态精神机制,许许多多分散的个体通过共同的事物来替代其自我理想和自我需求而结合在一起。互联网对90后、00后年轻一代如何看待社群概念具有深远的影响,网络拓宽其视野,使其认知到自身是社群的一部分。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建立一个新社群很容易,发现一个以特殊爱好、嗜好或信仰为中心而组建的社群也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年轻一代正是伴随社交媒体使用的共同经验而成长起来的。

(三)虚拟社群是网络语言的诞生地

“语言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它的重要载体。网络流行语的使用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网络时代的文化景观。网络流行语从本质上来说是现代语言的一种社会变异,是伴随网民这一群体的出现而产生的社会语言现象”[7]。随着互联网群体传播的兴起和发展,网络流行语已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是舆情呈现和语言变异的重要指标。每年媒体新鲜出炉的网络流行语榜单,使网络语言从网络空间走向生活日常,频频出现在各大电视台、贴吧、论坛、弹幕,甚至是党报的新闻标题里,人们特别是“网络原住民”一代充分享受着使用网络语言的乐趣。而一个个网络流行语的背后恰是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折射出中国社会语境的变革,展示着大众文化的狂欢,以及亚文化的发展和抵抗。

纵观众多网络流行语的走红过程,不难发现网络流行语大多产生于网友交流互动频繁的各大虚拟社群中。首先,虚拟社群是网络空间中较为稳定和忠诚的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交流互动程度较高,而网络流行语往往在网络用户围绕核心人物和热点事件的交流对话之中产生。如“也是醉了”源于一款网游玩家们在游戏空间里对成员游戏竞技技术的吐槽交流,这一诞生于虚拟游戏社群中的用语迅速发展成为网络流行语。

其次,聚合于虚拟社群中的网络用户具有很强的符号生产力和文本生产力。符号生产力是指是从文化商品特有的符号资源中,创造出大众所认同的共通意义,并被粉丝所消费。社交媒介给网络用户提供了创造“符号资源”的空间,同时在符号生产中为其提供社会体验并构建其社会认同。如“中二”“腹黑”“萝莉”等网络词汇是动漫粉丝的符号;“爱豆”“应援”“仙后”等网络流行语是韩饭迷的符号。约翰·费克斯提出了通过对原始文本进行积极重构可以获取愉悦和表达意义的“文本生产力”理论。粉丝通过调动和组织情感投入对文本意义进行再生产,从而建构出个人身份和权利感。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新的媒介技术催生了用户生成内容(UGC),这使得虚拟社群中的文本生产演变成一种参与文化,粉丝成为这场创作浪潮中的主力军,文本内容也从传统的文字扩展到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的多媒体。“挖掘机技术哪家强?”,本是山东蓝翔技校招生广告语,最先在网易跟贴区和百度帝吧里出现,之后借助网民强大的文本再生产能力和网络群体传播力,演变出古文体、学术体等多种体裁,成为红极一时的网络流行语。由此可见,当诞生在网络虚拟社群中的流行语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使用时,其恶搞性和亚文化性的一面逐渐被削弱,开始被主流文化挪用,并在商品化的过程中被重新定义。

 

三、网络语言对网络共同体的建构

语言是人们彼此交流时最重要的工具,同时也是思想的载体、身份的象征、认同的工具乃至社会群体的纽带,更是文化变迁的指示器。语言是结成共同体的粘合剂,语言与人类共同体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甚至某个共同体使用的语言越是独特,它的凝聚力就越强,反之亦然。在地区、教派、职业、性别乃至民族等形形色色的共同体中,语言不仅是区分“他者”的工具,也是确认“自我”身份的途径。虽然共同体一词似乎意味着内部和外部之间会有一个明显的分界,但实际上,语言的使用边界往往是模糊的。此外,不同的共同体语言间的竞争同样引人注目,语言间的互动常常隐藏着冲突,隐含着一个群体对其他群体的挑战甚至是征服,这一点在网络空间表现得尤为明显。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正在经历一场“语言技术化”运动,各种网络语言被具有强大创造力和创作热情的网络用户生产出来,并在网络空间中进行系统地设计、生产和传播,网络语言的商业化和技术化趋势得到加强。网络语言在网络共同体中的大范围传播和使用,增强了共同体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和成员对于群体的归属感。

(一)网络语言是网络共同体交往语境的构建符号

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重写了现实和符号的关系,能指和所指全然倒转,造成符号与现实颠倒,是现实模仿符号,而非相反。在互联网所建构的虚拟世界里,符号环境急剧膨胀,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被斩断,“所指不过是一个瞬间,在无休止的指意过程中,意义并不是在主客体间的稳定的指涉关系中生产的,而仅仅是在所指的无限的、模棱两可的游戏中生产的”[8]。在虚拟世界里,符号特别是语言符号拥有了旺盛的生命力,符号元素被肆意的组合、拼贴和同构,各种文本和再生产文本被自由、开放、平等、无线地阅读和传播,这使得互联网空间里的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自由解读和建构文本和语言的权利,因此成为一种阅读和传播的实践活动,而这种实践常常以一种符号游戏的形式出现。

多利安·马赛认为,社会关系常常是深深扎根在一种社会空间之内的暂时的特殊黏附关系的星体型构,其本身就是从地方到区域,从区域到跨区域的关系和内在关联的产物。在社会关系里,语言作为人员、信息和观念的传输渠道,使语境和兴趣文化彼此相连。而网络语言铸就了情感的同盟,增强了网络共同体结构中的黏性。网络语言将那些分散在共同体和虚拟社群中的个体成员联结起来,他们既非地理学上独特的实体,也不依赖于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在信息技术和电子媒介飞速发展的当下,象征互动的网络语言既是物质的,又是文化的,是一种能动的符号。在网络语言建构的网络共同体交往语境中,成员个体对专属于所在社群的网络语言的使用和传播能激发一种“情感共同体”,情感的巨大力量能激发亲密感和群体归属感,将地方性转化成展示文化身份的基础,而文化是网络共同体得以发展壮大的核心动力。

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人们通过高度发达的媒介力量而彼此靠近和依赖时,共享性的情感就能跨越时间和空间,实体化为语言表达,并进行广泛的传播对话。互联网的社群化聚合粘聚的是一个生活圈子、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共同的兴趣爱好,一些共同的主张和观念。这种圈子文化以合乎成员思维和情感的形式出现,通过分享共同的身份最终从里到外形成对受众的合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提出的那个“想象的共同体”似乎在虚拟空间中寻找到了最佳的生存土壤。

(二)网络语言是网络共同体中青年亚文化的表征形式

网络流行语是在网络上出现并迅速发展起来的文化现象。伴随着互联网影响的日益扩大,以90后和00后为代表的网络一代在虚拟世界的主体地位越来越明显。在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他们摆脱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和限制,获取资讯和知识,形成具有代际特色的独特价值观和审美观,甚至对传统话语权和价值观形成解构和冲击。互联网使得亚文化与青年群体的联系更加紧密,互联网中的青年文化形成互联网亚文化。而青年一代常常把基于互联网平台,以共享情感和共同兴趣为连接点的虚拟社群作为创造和传播自身文化的空间,在这个共同空间里,遇到同类人进行群体行动,组成一个共同体,铸就相互依赖的共同纽带。虚拟社群中诞生的不同于主流的社群文化,有意无意地挑战主流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和结构,表达着青年一代突破传统、渴望创新的生活方式的态度和决心。

人们一般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方式来了解和理解这些主流文化之外的网络亚文化,得到的认识大都是二手的,而网络语言作为网络亚文化的直接表征形式对人们认知和构想网络亚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其论文《你说流行语了吗?》中提到,“俚语词汇的深层‘目的’首先是维护一种贵族式的区隔”。而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中的网络语言特别是网络流行语,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也起到一种区隔的作用。这使网络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亚文化资本。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它所区隔的不再是布迪厄观点中的“贵族式”文化等级和社会等级,而是区隔圈内和圈外,群体内和群体外。例如在二次元动漫圈中, 通用着自成一体的语言符号系统。如果“圈外人”无法识别“残念”(无语)、“BGM”(背景音乐)、“OP”(片头曲)、“王道”(权威、真理)、“废材”(没用的人)等这些行话, 便无法与“圈内人”对话和交流,成为沉默的“潜水者”。而长期沉默的后果则是极有可能被赶出圈子。“特定群体”网络流行语的盛行,显示社会群体分化越发明显。如2014年度33个网络流行语中,描述个体特质或者群体特质的网络流行语就有8个,占到1/4。“女汉子”“小鲜肉”“暖男”“单身狗”“国民岳父”“直男癌”“萌萌哒”“中二患者”等网络流行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青年网民群体对自身的定义和自嘲,以及网民对小群体身份建塑的期望。“互联网真正释放的是那些不遗余力创造和展现个人趣味的人”[9]。而新媒体势必会给予青年网民更多的自由空间,让其通过互联网提供的另类、符号化、个性化的文化形式,来体验和实践自我定位和自我建构。

(三)网络语言体现网络共同体的权力诉求

安东尼·葛兰西在其著作中提到政治运动、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的概念。葛兰西特别强调了霸权的重要性,他认为霸权不仅通过经济实力和高压统治来维护,同时也离不开附属阶级被说服接受某种哲学、道德标准和主流文化。而话语的实践本质上就是争夺文化霸权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话语具有现实的力量,话语权的控制和争夺的激烈程度与话语在社会变化中日益突出的地位是高度一致的。而大众文化或主流文化的媒介传播方式是精英阶层实施霸权的关键场所和平台。因此大众传播领域也就成为统治阶级与从属阶级发生利益对抗的场所,是操纵和抵抗、权威和挑战的角斗场。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使话语权不再仅仅是掌握着大众媒介机器的社会精英们的特权,而是被分化消解到每一个普通的网络用户手中。网络技术为人们构筑起一个众声喧哗的虚拟空间,兴趣爱好、利益诉求相同的人可以通过互联网随时随地低成本地在虚拟社群里聚合,发起和组织活动,同时拥有了对公共事务进行交流、评论的话语权。

社会是被表征和构建的,而语言就是其最重要的表征形式和构建符号。社会文化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场域,每一个场域都是权利特别是话语权争夺的场所,传播场也不例外。现代民主社会越来越依赖通过语言来制造共识,语言的自由表达意味着传播的自由和话语权的掌控,它们共同为改变民主社会权利分配的现状推波助澜。进入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当互联网、大数据、社交网络、个人终端成为这个时代话语语境中的核心概念时,社会变革越来越成为了一场虚拟世界的革命。新媒介创造的是一个一个由陌生人构成的具有民主化效应的新世界,进入这个世界的等级层级限制在新世界中逐渐消失。任何一个由普通网络用户组成的网络共同体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来组织更加快速的行动,为自身的权利而发声,并参与到社会变革中来。互联网创造的是一个全新的信息传播生态系统,各种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集体和众多的个体都存在于这个生态系统中。网络流行语从生成源头看,社会热点事件型(“什么仇什么怨”“有钱,任性”“且行且珍惜”)、网络热点事件型(“国民岳父”“买买买”“挖掘机技术哪家强”),是网络流行语中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内容,其中呈现的“恶搞-时政-个体”的嬗变,也印证从语言到话语的草根式权利诉求的渴望与成果。同时网络流行语在网络共同体中生成之后被媒体和大众接受的时间大大缩短,如“小鲜肉”、“暖男”等网络流行语等已经成为生活日常的频繁用语。“约吗”一词出现短短4个月,相关网页就达到4400万个,“也是醉了”的网页数与网上新闻篇数的比例为10︰1;“有钱,任性”这一比例达到2︰1;而“萌萌哒”比例甚至达到1︰1,这充分说明网络流行语的网民传播和媒体传播开始“同频共振”,网络流行语开始进入大众传播时代。

不同于以往,如今的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信息技术越来越多介入社会情境,改变了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社会秩序越来越成为一种经过电子传播中介的秩序,对社会生活尤其是自由和正义产生了巨大影响”[10]。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正是在这样的新媒介范式中利用网络来寻求更多话语表达空间和社会权利,他们不再立足于超越社会或者经验批判,不再采用颠覆式或超越式的激进运动,而是试图从虚拟渗透到现实的“暗流涌动”,探索并找到新文化的生存土壤,使未来的可能性变得更加无法预测和充满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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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斐南迪.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葛熠.浅谈主我和客我在自我构建中的特征和关系——对米德自我构建理论的研究[J].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7).

[4] 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心理研究,2012(5).

[5] 赵璐.“我”与“我们”:网络交往中的身份认同建构——以豆瓣网为案例的研究[J].东南传播,2014(2).

[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们出版社,2003.

[7] 左秀兰.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网络语言变异[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8]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内斯特.张志斌译.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9] 《新周刊》编委会.发现小众: e时代的市场观[J].新周刊,2007(9).

[10] 胡春阳.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路径[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8).

(责任编辑: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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