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自大”成语形成于明代，与当时贵州社会的发展有关

“夜郎自大”出自《史记·西南夷列传》：“滇王与汉使着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比喻妄自尊大。因为贵州为古夜郎地，所以“夜郎自大”就和贵州联系在了一起。对此，诸多学者，尤其是贵州学者就这一成语的形成展开讨论，并把《史记》所记和“夜郎自大”等同起来。事实上，自明代万历以前，典籍中所记夜郎问题，几乎都是照录《史记》原文，而无“夜郎自大”之称。显然，“夜郎自大”并非司马迁加给贵州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时间出现了这一说法呢？

“夜郎”与“自大”“妄自尊大”意义相关的最早材料出自王世贞。万历三年（1575）王世贞作《答赵中丞良弼》有“鄙人倘遂信之，得无令人作夜郎王观乎。一笑，一笑”之语。这是以“夜郎王”自嘲。又万历四年（1576）春作《初春偶成自嘲》，诗曰：“一城如斗大，人笑夜郎王。”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国朝诗评》中评论明代一百二十多名诗人，其中有“杨君谦如夜郎王，小具君臣，不知汉大”之语。又明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九十四《与马仲良民部书》（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即1613年）记载：“四夷君长，守一隅以奉正朔，亦不敢夜郎问汉大也。”从王世贞和茅元仪的记述来看，“夜郎”和“妄自尊大”意义相关联应该在嘉靖、万历年间就开始形成了。

“夜郎自大”出自《史记·西南夷列传》：“滇王与汉使着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比喻妄自尊大。因为贵州为古夜郎地，所以“夜郎自大”就和贵州联系在了一起。对此，诸多学者，尤其是贵州学者就这一成语的形成展开讨论，并把《史记》所记和“夜郎自大”等同起来。事实上，自明代万历以前，典籍中所记夜郎问题，几乎都是照录《史记》原文，而无“夜郎自大”之称。显然，“夜郎自大”并非司马迁加给贵州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时间出现了这一说法呢？

“夜郎”与“自大”“妄自尊大”意义相关的最早材料出自王世贞。万历三年（1575）王世贞作《答赵中丞良弼》有“鄙人倘遂信之，得无令人作夜郎王观乎。一笑，一笑”之语。这是以“夜郎王”自嘲。又万历四年（1576）春作《初春偶成自嘲》，诗曰：“一城如斗大，人笑夜郎王。”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国朝诗评》中评论明代一百二十多名诗人，其中有“杨君谦如夜郎王，小具君臣，不知汉大”之语。又明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九十四《与马仲良民部书》（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即1613年）记载：“四夷君长，守一隅以奉正朔，亦不敢夜郎问汉大也。”从王世贞和茅元仪的记述来看，“夜郎”和“妄自尊大”意义相关联应该在嘉靖、万历年间就开始形成了。

“夜郎自大”一词最早见于明安世凤的《墨林快事》一书，其卷七“李后主”条言：“既非奇而铨甄，又非据夜郎自大，而一时佞谀之口，因而嘘之。”此条后记时间为“天启甲子七月晦”，天启四年，即1624年。又《天启实录》卷八十一记天启七年（1627）二月乙巳（初八）蓟辽总督阎鸣泰疏亦用“夜郎自大已久”之语。明戴澳《杜曲集》卷十“书潘嘉客墨谱后”记“能复夜郎自大耶”。其署己巳年，即明崇祯二年，亦即1629年。此时“夜郎自大”为“妄自尊大”的义项已经形成，并被广泛使用。周文郁崇祯十二年（1639）始成书的《边事小纪》卷四《毛大将军纪略》篇有“雄视海外，夜郎自大，信口而谈，罔识忌讳，其迹固有可诛者”之语。可见“夜郎自大”一词在天启年间被广泛使用。

为什么是在明代嘉靖、万历时候形成“夜郎”与“自大”相联系的说法，以至天启年间有了“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形式呢？这与当时贵州社会的发展不无关联，其中涉及的原因或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流官的不断进入。明代贵州建省，开始了流官治黔的新时期。明之前，历代中央王朝也在贵州设立郡县，但主要依靠本土民族首领间接管理，中央派到贵州的流官甚少。刘学洙、史继忠《历史的理性思维：大视角看贵州十八题》一书对（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作了统计，结果为“汉至元1600多年，中央入黔的官员有案可查者，从楚庄蹻与汉唐蒙算起，仅仅110人。贵州建省后，明清两代五百数十年，中央入黔的官员大增，县以上的共达2137人”。书中认为，这些客籍流官入黔，带动了贵州本土人才的成长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从明正统四年（1439）到崇祯十年（1637）198年间，明代贵州中进士者130人，其中军籍子弟18人，官籍子弟33人。”如上述王世贞，其祖王倬于成化十四年（1478）考取进士，曾任贵州按察司副使。显然，王世贞能用夜郎来描述和自嘲，一方面应该有其祖父的影响；另一方面其与曾做过贵州提学佥事的吴国伦交往甚厚，对贵州应该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其次是贵州人才的培养。据张羽琼《贵州古代教育史》的统计：“贵州以开闱乡试为界，此前的160多年间，只出了30名进士，546名举人。而此后到明末的107年中，就出了107名文武进士，1213名文武举人。举人进士的成倍增加，反映了贵州社会文化的巨大进步。”民国学者杨恩元曾说贵州“人才极盛，实在明中叶以后”。随着科举制度在贵州的推进，贵州文化教育出现了明显的发展。如谢肇淛为杨师孔《秀野堂集》作序言：“吾友杨君愿之，鹊起夜郎，才具横绝一世。”又曰：“夜郎自青莲、龙标过化之后，鸿蒙之气郁勃未宣，历千年而后，得愿之神秀所钟，固非偶然。”因此，夜郎是明代学者借用《史记》的记载对贵州的描述，本无贬义。

再次是播州之战的影响。播州之战被列为万历三大征之一，首辅申时行从军费开支过大的角度，对“播州之役”提出批评，认为该役使“三省财力耗费以巨亿计”，穷兵殚财，非国家之利。李化龙《平播全书》载《叙助兵饷疏》中提到：“盖汉孰与我大，从古夜郎王之见，固若斯矣。”谭其骧在《播州杨保考》中说：“元明之世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之谚，言土司之最巨者，实则田、岑、黄三姓，亦非杨氏之比也。”虽然此时播州未属贵州，但其地和贵州相连，平播后把它分为平越府和遵义府，平越隶贵州，遵义属四川，后在雍正年间亦把遵义改属贵州。显然，此时对播州的描述也是借“夜郎”来指称，用“妄自尊大”来批评杨氏。

最后是汉语四字格的形式影响。四字格是汉语成语的主要形式，其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先秦两汉典籍中的四字语句经传习而直接演变为成语；二是大量的寓言、历史故事等，被加工提炼成四字格成语。古代的文章写作往往引经据典，使用名言警句来阐述观点、表达感情。出于语言精练、形式谐美的考虑，在引用时往往把典籍中的许多内容和语句改造为四字格成语，如“滥竽充数”“指鹿为马”等。那么“滇自大”与“夜郎自大”之间，最终定型为“夜郎自大”，也应该是和汉语四字格成语形式相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