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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域融合:差异文化个体日常交往的一种取向

2017-07-10 09:48   作者:李宝玉

来源:《西部学刊》

摘要: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诠释学路径认为,关注并诠释传播过程中“意义的产生”是其核心目标。而意义的产生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往中对彼此差异的感知。跨文化传播是一项日常生活实践,差异文化个体在特定时间段内不断进行着自发性和重复性的交往。由于个体受所属文化和传统赋予的视域影响,常将“他者文化”置于“我之视角”的偏狭想象和荫蔽中,文化误读现象便无可避免。借助伽达默尔“视域融合”概念,差异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中超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局限性,努力寻求融合性的新视角,将实现“跨”文化传播的更大视域,从而促成文化融合。

关键词:日常交往;跨文化传播;文化误读;视域融合

于跨文化传播研究而言,诠释学并非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社会交往与互动所进行的策划或设计的向往,也并非是为了缓和因文化差异所引发的诸如误读、矛盾与冲突而采取的某种方法,它始于对传播这种现象本身以及传播过程中意义的关注。在诠释学看来,人们日常生活究其本质是一个无休止的传播过程,此过程不仅关涉两种或多种思维间单个或多个意义的交换,更意味着其中充满了创造力与不确定性的语义起源。换言之,传播虽然包含预先设立的观点、意图和意义的交换,但这种交换活动只是传播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意即“传播过程本身生成了新的观点、意图与意义”,[1]199进而赋予传播富有创造力的不可预见性,也就是融合的产生。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概念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有研究者受其启发,提出了文化融合理论(cultural fusion theory),这一理论对基于差异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层面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贡献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一、基于个体日常交往的跨文化传播

个体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是个体生活以及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日常交往是“不同个体主体以个人的名义或角色身份,借助物、语言符号、操作行为等中介在日常生活领域的相互作用和活动”。[2]73它是一种重复性实践,通常围绕日常协作、精神交流(情感和生活经验层面)、日常闲聊、日常游戏等类型展开。在具有日常性特征的交往活动中,个体依凭代际沿袭传承或先在地赋予的习俗、经验、风尚等文化知识自发地进行交往实践。在赫勒看来,“这种活动方式属于人的‘自在的’类本质的对象化领域”。[3]126有学者在探究日常交往的深层内在机理时指出,自发性的交往规范以及天然情感是制约和调控日常交往活动的两大主导因素。前者是“道德和宗教所体现的传统、习俗、给定的经验、常识、自在的活动规则、礼仪、道德规范,这些因素通过家庭和环境的熏陶而内化于人们的日常交往活动中,成为日常交往活动图式的重要组成要素”。后者是“建构在血缘关系或自然基础上的天然情感,这些带有本能和非理性色彩的因素在人们选择日常交往对象和进行日常交往活动时常常十分顽强有力,有时甚至成为人们根本无法克服和超越的无条件因素”。[4]139由于受到两大主导因素影响,个体的日常交往往成为实际左右家庭、团体、群体或社会交往关系的现实力量;个体在日常交往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也被引入更大范围的社会交往活动中,甚至自在的个体日常交往原则也会向社会交往领域渗透和支配。

从跨文化传播角度,所谓个体指不同文化背景或文化差异下社会组织的基本构成单位。不同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中对彼此差异的感知,促成跨文化传播中意义的生成和表达。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会对其身处世界做出富有意义的感知与诠释,并据此在相互交往中做出差异化的表达。而此种建基于差异的文化观念和表征体系的人们所进行的相互交流便促成了跨文化传播。齐美尔在分析群体间的冲突时发现,群体权威的高度集中和群体成员间的团结程度,很大程度上与群体间的冲突和隔阂正相关。正因如此,社会的整体宽容度和置身其中的个体的生存状态就令人担忧。基于此,对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关照和思考就成为理解群体间差异和冲突的最佳视角。因为,差异文化个体在一段时间的日常交往中会固化并显现出特质性的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又反作用于差异文化个体之间的交往实践。因此,有必要立足于个体日常交往视角,来洞察差异文化个体在物质生活和人际情感层面的日常交往实践与互动状态,探讨相互理解的文化主体之间以及差异文化个体之间相互包容的文化关系的可能性,进而形成从个体日常交往推延至家庭、团体、社会、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社会与公共交往等共同联动的跨文化传播实践。

然而,在现实交往中,由于不同的文化个体总是立足于自身视角,透过自身文化棱镜去审视他者文化;当审视和认知与现实情境出现了偏差,误读现象便在所难免。依诠释学看来,文化误读的产生源自差异文化个体的“视域”。

来源:《西部学刊》

摘要: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诠释学路径认为,关注并诠释传播过程中“意义的产生”是其核心目标。而意义的产生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往中对彼此差异的感知。跨文化传播是一项日常生活实践,差异文化个体在特定时间段内不断进行着自发性和重复性的交往。由于个体受所属文化和传统赋予的视域影响,常将“他者文化”置于“我之视角”的偏狭想象和荫蔽中,文化误读现象便无可避免。借助伽达默尔“视域融合”概念,差异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中超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局限性,努力寻求融合性的新视角,将实现“跨”文化传播的更大视域,从而促成文化融合。

关键词:日常交往;跨文化传播;文化误读;视域融合

于跨文化传播研究而言,诠释学并非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社会交往与互动所进行的策划或设计的向往,也并非是为了缓和因文化差异所引发的诸如误读、矛盾与冲突而采取的某种方法,它始于对传播这种现象本身以及传播过程中意义的关注。在诠释学看来,人们日常生活究其本质是一个无休止的传播过程,此过程不仅关涉两种或多种思维间单个或多个意义的交换,更意味着其中充满了创造力与不确定性的语义起源。换言之,传播虽然包含预先设立的观点、意图和意义的交换,但这种交换活动只是传播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意即“传播过程本身生成了新的观点、意图与意义”,[1]199进而赋予传播富有创造力的不可预见性,也就是融合的产生。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概念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有研究者受其启发,提出了文化融合理论(cultural fusion theory),这一理论对基于差异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层面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贡献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一、基于个体日常交往的跨文化传播

个体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是个体生活以及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日常交往是“不同个体主体以个人的名义或角色身份,借助物、语言符号、操作行为等中介在日常生活领域的相互作用和活动”。[2]73它是一种重复性实践,通常围绕日常协作、精神交流(情感和生活经验层面)、日常闲聊、日常游戏等类型展开。在具有日常性特征的交往活动中,个体依凭代际沿袭传承或先在地赋予的习俗、经验、风尚等文化知识自发地进行交往实践。在赫勒看来,“这种活动方式属于人的‘自在的’类本质的对象化领域”。[3]126有学者在探究日常交往的深层内在机理时指出,自发性的交往规范以及天然情感是制约和调控日常交往活动的两大主导因素。前者是“道德和宗教所体现的传统、习俗、给定的经验、常识、自在的活动规则、礼仪、道德规范,这些因素通过家庭和环境的熏陶而内化于人们的日常交往活动中,成为日常交往活动图式的重要组成要素”。后者是“建构在血缘关系或自然基础上的天然情感,这些带有本能和非理性色彩的因素在人们选择日常交往对象和进行日常交往活动时常常十分顽强有力,有时甚至成为人们根本无法克服和超越的无条件因素”。[4]139由于受到两大主导因素影响,个体的日常交往往成为实际左右家庭、团体、群体或社会交往关系的现实力量;个体在日常交往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也被引入更大范围的社会交往活动中,甚至自在的个体日常交往原则也会向社会交往领域渗透和支配。

从跨文化传播角度,所谓个体指不同文化背景或文化差异下社会组织的基本构成单位。不同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中对彼此差异的感知,促成跨文化传播中意义的生成和表达。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会对其身处世界做出富有意义的感知与诠释,并据此在相互交往中做出差异化的表达。而此种建基于差异的文化观念和表征体系的人们所进行的相互交流便促成了跨文化传播。齐美尔在分析群体间的冲突时发现,群体权威的高度集中和群体成员间的团结程度,很大程度上与群体间的冲突和隔阂正相关。正因如此,社会的整体宽容度和置身其中的个体的生存状态就令人担忧。基于此,对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关照和思考就成为理解群体间差异和冲突的最佳视角。因为,差异文化个体在一段时间的日常交往中会固化并显现出特质性的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又反作用于差异文化个体之间的交往实践。因此,有必要立足于个体日常交往视角,来洞察差异文化个体在物质生活和人际情感层面的日常交往实践与互动状态,探讨相互理解的文化主体之间以及差异文化个体之间相互包容的文化关系的可能性,进而形成从个体日常交往推延至家庭、团体、社会、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社会与公共交往等共同联动的跨文化传播实践。

然而,在现实交往中,由于不同的文化个体总是立足于自身视角,透过自身文化棱镜去审视他者文化;当审视和认知与现实情境出现了偏差,误读现象便在所难免。依诠释学看来,文化误读的产生源自差异文化个体的“视域”。

 

二、文化误读:“我之视角”与“他者文化”

跨文化研究的核心是“跨”,这一动态的方法意在强调越过某种局限去扩大视域”。[5]所谓“视域”(horizon),即从一个特定的有利位置向外所能看到的一切事物组成的视野范围。视域的形成有赖于历史性地赋予理解者和诠释者的“前理解”。依照海德格尔,“前理解”决定着一切理解和诠释行为。“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被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的”。[6]8伽达默尔认为,无论是理解者还是解释者,二者的“视域”并不是锁闭和单立的存在,相反是理解在历时中得以交互的场域,二者的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域,使它与其他视域相交融。 [6]8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置身其中的社会文化系统常常出现差异化的角色分配:将同质性个人或群体当做“我们”,而把异质性的角色视为“他者”。分配的过程自然也是被所属文化和传统赋予视域的过程。当我们立于自身视域理解或解释他者文化时,因缺乏了解和认知,难免会陷入偏狭视角而将他者文化囿于“我之视角”的投射和荫蔽中,误读现象的产生便成为可能。尤其当两种文化在面对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有较大差异时,所谓文化优越者常将自身文化系统视作普泛性的标准去规范“他者”,便可能产生“排他性误读”, [7]这是一种标榜自身文化极具普适性,从而包含世间最合理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的“文化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这种误读常常立足于自身视角或维度,人为地建构一套区别于“我”与“他者”的知识或话语体系,通过贬低或污名化“他者”来确认“我”的优越以维系交往边界和文化秩序;它严重损害了差异文化个体之间的正常交往。

所谓“误读”,最初指读者在通过文本对作者本意把握时所产生的偏差。由于作者和读者在时间上存在距离,文本的意义很难被即刻理解,这显示出理解和解释的复杂性,因此其核心问题便是如何规避“误读”。现代诠释学把误读现象视为“偏见”,而“偏见”始自诠释者的“前理解”。海德格尔将“前理解”分为三层:[8]190一为前有,即人对身处世界的诠释与认知源于先在的文化传统所赋予其的规范;二为前见,意即人们从其所属的特定文化中获得关于自我及周遭的认知视域,并以此视域作为理解实践的标准;三为前知,即“具有一定知识和经验的人在理解之前必然形成了某种先行观念和假定”。 [9]于跨文化传播而言,不同文化个体所秉持的“前理解”必然导致或决定各自在日常交往中的偏见。需要说明的是,偏见并非意味着缺乏合理性与正当性,“实际上,我存在的历时性产生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们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 [6]238在日常生活中,文化个体总是通过意义生产系统去建构文化和世界,而这种建构一旦用符号建立了属于它的边界,就成为一种定型化的排他实践,并且通过不同的表征实践(学术、展览、文学、绘画)生产出一种有关他者的形式,并深深卷入权力的运作。 [10]353无论是具有偏向的意义,还是定型化的排他实践,都可能导致文化的误读。 [11]在诠释学看来,误读并非偶然产生,而是自发地出现并成为诠释学实践的组成要素,因此,误读在一定意义上不可避免。彼得斯不那么乐观地认为,交流似乎是一场毫无保障的冒险行为,“凭借符号去建立联系的任何尝试,都是一场赌博,无论发生的规模是大还是小。我们怎么判断我们已经做到了真正的交流呢?这个问题没有终极的答案”[12]259这表明,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文化个体间的意指并不能绝对直线或等量地促成有效的交往效果,文化误读客观存在却无法规避。

差异文化个体虽受其所属文化和传统赋予的视域影响,在日常交往中存有不同程度误读,但这些误读只组成了现在特定阶段的视域,而且这一特定阶段也因个体不断地对自身所持偏见进行检验或反思而处于变化之中。正是在不断地检验或反思中,或者在新旧视域相遇或融合过程中,不同文化个体之间基于理解和宽容的文化关系才逐渐得以发展。 [1]199

 

三、视域融合:差异文化个体日常交往的最佳取向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传播学系教授艾瑞克•克莱默博士受伽达默尔“视域融合”概念启发而提出的文化融合理论强调,意义建构(sense-making)以及整合新信息需要视域与偏见。所谓整合(integration),并非以同化为目标并朝向终极综合(synthesis)的不断前进,而是包含了差异之间的动态沟通,从而使意义不断丰富。 [13]162差异是跨文化传播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不同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与互动过程中凭借彼此差异的存在和感知促成意义的生成与表达,也获得意义的理解与共享。差异对于意义生产和文化形构,以及社会身份和主体性的自我主观感觉作用非同小可;“但同时,它令人害怕,是危险的场所,是各种消极情感、分裂、对他者的敌意和侵犯的场所”。[10]353于差异文化个体而言,对差异的感知持积极抑或是消极认知,取决于我和他、传者与受者、言说与聆听等交互主体之间所处的平等状态和互动程度。

虽然带有偏见的预先认同和差异的普遍存在导致不同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中误读时有发生,但根据文化融合理论,差异应该得到承认而非被剔除,因为差异是认知和传播的必要条件。 [14]差异在跨文化传播中得到凸显,并于个体日常交往与互动中以融合的方式衍生出介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居中文化现象;在此现象的作用下,差异文化个体的日常交往非但不会以线性方式导向同一目标,反而在协调差异并庆祝差异存在的过程中,使得个体之间达到一种理想的平衡互换模式,而且这种平衡不会只指向同一个最终目标。

因此,若想调整我之视角与他者文化理解的关系,跨出“我”与“他者”通过差异对比所形成的张力,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概念和跨文化传播“文化融合”理论,无疑为差异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中所产生的误读提供了超越紧张而努力寻求融合性的更大的新视域。当然,此处所言之融合并非摒弃原有视域,而是要时刻考虑不断地融合他者视域。也有研究者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加复杂的“互动性视域”设想。该设想将跨文化传播视为“自我”与“他者”间的互动过程:即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相观照到视域融合,再反观二者,这样反复地、交互地看待便形成一种复杂的交互解释。[15]并认为,交互参照和反观越频繁,所具备的跨文化特性就越强。可以断言,在诠释学取径看来,基于差异文化个体日常交往的跨文化传播,并非是要取消“我”与“他者”通过差异对比所形成的张力,而是努力在这对张力中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参考文献:

[1](美)艾瑞克·克莱默.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M].刘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2]王晓东.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4]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M].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

[5]周宪.跨文化研究:方法论与观念[J].学术研究,2011(10).

[6](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7]熊伟.透视跨文化传播的“误读”问题[J].东南传播,2008(7).

[8](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二版)[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9]邵志华.跨文化语境中文化误读的镜像认知[J].兰州学刊,2011(1).

[10](英)斯图亚特·霍尔.表征:文化表现与指意实践[M].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1]单波,薛晓峰.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和谐理念[J].国外社会科学,2008(6).

[12](美)约翰·德哈姆·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M].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13]Eric Kramer,Clark Callahan,& S.David Zuckerman.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 Integration[M].Dubuque:Kendall Hunt Publishing House,2012.

[14]Eric Kramer.Cultural fusion and the defense of difference[M].New York: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10.

[15]周宪.跨文化研究:方法论与观念[J].学术研究,2011(10).

(责任编辑:马潇(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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