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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传播中文字语言应用的“破碎”和“缝合”

2017-07-11 13:34   作者:刘敏

来源:《新闻爱好者》

【摘要】正如蒸汽机的发明宣告着工业时代的到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随着电脑技术、信息产业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各种网络社交媒体的接连登场,既是对传统社会交流方式的反叛,也是对传统的信息表达在新媒介上的演化。微信,作为目前最大的社交媒体之一,文字语言的应用一方面体现了新媒体的碎片化传播,但又以大众认可的规则“缝合”其意义。

【关键词】微信语言;文字传播;碎片化;合作原则

网络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掀起信息革命的新浪潮。2011年腾讯公司推出微信(WeChat),谁又能想到如今它已成为集新媒体、多媒体、流媒体等功能于一身的大众用品。作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信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并支持跨通信运营商、跨操作系统平台,通过网络快速发送文字、图片、视频和语音短信,也可以使用社交类的“摇一摇”“朋友圈”“公众平台”等服务插件。首先作为社交服务工具,语言应用不仅包括最简单的文字,还有影像符号的图片和视频,以及声音符号的语音。

传媒技术的最大作用莫过于催生了大众文化,正如迈克·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说的那样,“由于大众电子传媒的迅猛发展,今天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符号化、影像化,它越来越像一面‘镜子’,构成现实幻觉化的空间”[1]。新媒体以图像为主要内容碎片化传播,又以大众认可的方式自动建构起表意整体。从人类媒介发展史来看,后现代之前媒介传播信息的主要内容还是文字,无论是听觉感知的声音形态的文字,还是视觉感知的以纸媒为主要载体的文字。20世纪后半叶人类现代史进入后现代时期,日趋图像化的对话方式,文字传播也并非销声匿迹,甚至渗透着图像传播规律。以微信传播为研究对象,其文字语言应用也同样存在着“破碎”和“缝合”的互动规律。

“缝合”来源于著名的法国结构主义“五巨头”之一的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学。20世纪下半叶,法国结构主义思潮席卷西方。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结构主义力图在语言学的基础上、通过理论的跨界运作开创出一种新的文本阅读模式。拉康从语言学出发来重新解释弗洛伊德的学说,他将“缝合”用作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联结。[2]正如著名的电影理论家丹尼尔·达扬在《古典电影引导符码》一文中,论证了经典好莱坞模式的电影如何体系化且遮蔽式地引导观众,使之与电影文本背后主导性意识形态完成“共谋”,即用电影本体的叙事手法——镜头语言完成,这一过程就称为“缝合”。[3]在微信传播中,无论是在公众平台上的对话机制,还是私人语境中的互动原则,文字语言的应用以“破碎”的形式充分展现了新媒体的碎片化传播第一特性,但文字传播过程中用户自愿地遵守“引导性符码”对碎片进行编码和组合,从而缝合出传者所望、受者所需的信息。

一、公众平台上的对话机制

微信的功能大体可以分为一种是作为私人的交往平台,一种是微信公众平台,最常用的即微信订阅号。微信的成功推广,除了在私人交往平台设计上比起腾讯的另一款社交软件QQ操作更为简易之外,更在于“微信订阅号”应用的创新。微信于2011年诞生,在两三年后随着新媒体新一轮的井喷式发展,微信的用户量也紧跟着大幅度上升。作为微博的强劲竞争对手,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都将微博和微信进行全面对比和分析,但无论如何,微博和微信的定位差别,使得两者在不同的大众市场上螺旋式上升发展,甚至相伴相随。微信是社会化关系网络,用户关系是构建网络的纽带。微博是社会化信息网络,信息是构建网络的纽带。对于大部分网络用户来说,微信和微博的市场是有重合的。

在用户关系上,相比于微博的非对等多向度错落关系,微信是对等的双向关系,更强调用户之间的私密性。即使是微信订阅号,文字的使用较其他网络媒体更能体现互联网时代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表征。

(一)日常审美的泛娱乐化

中国古代对于文艺功能的探讨,从先秦儒家孔子的“诗言志”走向了南北朝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从唐代古文运动和宋理学的“文以明道”“文以载道”,到元四家之倪瓒的“聊以自娱”,总体中国文人骚客对艺术的审美作用的观点,从比德走向了娱人。现代中国文艺评论家尹鸿在《后现代语境与当前中国电影文化》中曾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语境有了很大变化,精英文化退守边缘,主流意识形态的统帅力大为削弱,而以娱乐性、消费性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则不断向文化中心游移。”[4]作为社交媒体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新闻娱乐化不仅体现在写作方式上,而且还强调新闻内容的故事性与曲折性,微信文字的使用在含义和形态上都迎合了受众碎片阅读和轻松阅读的需求。

以主流媒体人民日报社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为例,如何把时政性的新闻赋予娱乐精神?比如一篇关于最新交通法规的报道,从标题上看,“最新交通违法违章处罚大全!别怪我没提醒你”,从正文来看,对于所列举的违法行为则以“不记分,只罚款:你一定做错了什么”为小标题作引,以及像“记3分:提醒你开车要守规矩”此类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向作为“你”的身份的读者阐述违法行为。再比如关于近期中国雾霾现象的报道,则采用反讽式的标题——“这一次,韩国终于承认有东西不是他们家的了”。无论韩国雾霾现象是否与中国有关,从新闻的传播意义上,实则是对中国城市雾霾恶劣现象的移花接木式报道。正文结尾更大胆运用网络用语,“在短期内雾霾无法根治的情况下,北京的孩子们终于不必‘看天上课’了。希望其他省份的教育部门也能尽快跟进,毕竟无论哪儿的孩子,都是祖国的花朵,不是绿萝”。可见,新闻娱乐化也带来了理性客观化视角的消解,而更倾向于采用个人叙事。

来源:《新闻爱好者》

【摘要】正如蒸汽机的发明宣告着工业时代的到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随着电脑技术、信息产业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各种网络社交媒体的接连登场,既是对传统社会交流方式的反叛,也是对传统的信息表达在新媒介上的演化。微信,作为目前最大的社交媒体之一,文字语言的应用一方面体现了新媒体的碎片化传播,但又以大众认可的规则“缝合”其意义。

【关键词】微信语言;文字传播;碎片化;合作原则

网络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掀起信息革命的新浪潮。2011年腾讯公司推出微信(WeChat),谁又能想到如今它已成为集新媒体、多媒体、流媒体等功能于一身的大众用品。作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信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并支持跨通信运营商、跨操作系统平台,通过网络快速发送文字、图片、视频和语音短信,也可以使用社交类的“摇一摇”“朋友圈”“公众平台”等服务插件。首先作为社交服务工具,语言应用不仅包括最简单的文字,还有影像符号的图片和视频,以及声音符号的语音。

传媒技术的最大作用莫过于催生了大众文化,正如迈克·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说的那样,“由于大众电子传媒的迅猛发展,今天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符号化、影像化,它越来越像一面‘镜子’,构成现实幻觉化的空间”[1]。新媒体以图像为主要内容碎片化传播,又以大众认可的方式自动建构起表意整体。从人类媒介发展史来看,后现代之前媒介传播信息的主要内容还是文字,无论是听觉感知的声音形态的文字,还是视觉感知的以纸媒为主要载体的文字。20世纪后半叶人类现代史进入后现代时期,日趋图像化的对话方式,文字传播也并非销声匿迹,甚至渗透着图像传播规律。以微信传播为研究对象,其文字语言应用也同样存在着“破碎”和“缝合”的互动规律。

“缝合”来源于著名的法国结构主义“五巨头”之一的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学。20世纪下半叶,法国结构主义思潮席卷西方。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结构主义力图在语言学的基础上、通过理论的跨界运作开创出一种新的文本阅读模式。拉康从语言学出发来重新解释弗洛伊德的学说,他将“缝合”用作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联结。[2]正如著名的电影理论家丹尼尔·达扬在《古典电影引导符码》一文中,论证了经典好莱坞模式的电影如何体系化且遮蔽式地引导观众,使之与电影文本背后主导性意识形态完成“共谋”,即用电影本体的叙事手法——镜头语言完成,这一过程就称为“缝合”。[3]在微信传播中,无论是在公众平台上的对话机制,还是私人语境中的互动原则,文字语言的应用以“破碎”的形式充分展现了新媒体的碎片化传播第一特性,但文字传播过程中用户自愿地遵守“引导性符码”对碎片进行编码和组合,从而缝合出传者所望、受者所需的信息。

一、公众平台上的对话机制

微信的功能大体可以分为一种是作为私人的交往平台,一种是微信公众平台,最常用的即微信订阅号。微信的成功推广,除了在私人交往平台设计上比起腾讯的另一款社交软件QQ操作更为简易之外,更在于“微信订阅号”应用的创新。微信于2011年诞生,在两三年后随着新媒体新一轮的井喷式发展,微信的用户量也紧跟着大幅度上升。作为微博的强劲竞争对手,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都将微博和微信进行全面对比和分析,但无论如何,微博和微信的定位差别,使得两者在不同的大众市场上螺旋式上升发展,甚至相伴相随。微信是社会化关系网络,用户关系是构建网络的纽带。微博是社会化信息网络,信息是构建网络的纽带。对于大部分网络用户来说,微信和微博的市场是有重合的。

在用户关系上,相比于微博的非对等多向度错落关系,微信是对等的双向关系,更强调用户之间的私密性。即使是微信订阅号,文字的使用较其他网络媒体更能体现互联网时代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表征。

(一)日常审美的泛娱乐化

中国古代对于文艺功能的探讨,从先秦儒家孔子的“诗言志”走向了南北朝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从唐代古文运动和宋理学的“文以明道”“文以载道”,到元四家之倪瓒的“聊以自娱”,总体中国文人骚客对艺术的审美作用的观点,从比德走向了娱人。现代中国文艺评论家尹鸿在《后现代语境与当前中国电影文化》中曾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语境有了很大变化,精英文化退守边缘,主流意识形态的统帅力大为削弱,而以娱乐性、消费性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则不断向文化中心游移。”[4]作为社交媒体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新闻娱乐化不仅体现在写作方式上,而且还强调新闻内容的故事性与曲折性,微信文字的使用在含义和形态上都迎合了受众碎片阅读和轻松阅读的需求。

以主流媒体人民日报社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为例,如何把时政性的新闻赋予娱乐精神?比如一篇关于最新交通法规的报道,从标题上看,“最新交通违法违章处罚大全!别怪我没提醒你”,从正文来看,对于所列举的违法行为则以“不记分,只罚款:你一定做错了什么”为小标题作引,以及像“记3分:提醒你开车要守规矩”此类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向作为“你”的身份的读者阐述违法行为。再比如关于近期中国雾霾现象的报道,则采用反讽式的标题——“这一次,韩国终于承认有东西不是他们家的了”。无论韩国雾霾现象是否与中国有关,从新闻的传播意义上,实则是对中国城市雾霾恶劣现象的移花接木式报道。正文结尾更大胆运用网络用语,“在短期内雾霾无法根治的情况下,北京的孩子们终于不必‘看天上课’了。希望其他省份的教育部门也能尽快跟进,毕竟无论哪儿的孩子,都是祖国的花朵,不是绿萝”。可见,新闻娱乐化也带来了理性客观化视角的消解,而更倾向于采用个人叙事。

 

(二)消费文化作为隐藏驱动

著名学者迈克·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认为:“消费文化是后现代社会的动力,以符号与影像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消费,导致了艺术与生活、学术与通俗、文化与政治、神圣与世俗间区别的消解,也产生了符号生产者、文化媒介人等文化资本家。”[5]粉丝经济时代,用户作为强大的消费动力,不仅是阅读对象,也是内容生产对象,即近几年出现的媒体现象——用户生成内容,也称UGC(User-generated content),通常指用户将自己原创的内容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展示或者提供给其他用户。微信订阅号不仅可以是专门的机构建立公众号,需要一定的机构注册证明认证,也可以是个人作为类似自媒体进行运营,当然二者皆可成为商业经营媒介。以新闻类的订阅号为例,传统报纸的新闻标题强调概括性和完整性,而网络新闻标题则强调吸引力和诱惑力,如同私人订制一般的微信图文更是如此。如媒体公众号常常使用类似“标题党”的词句,既泛故事化,又制造悬念,尤其是“只因为”“一定”等绝对化用语,“必看”“警惕”等诱导性用语,“震惊中外”“国人惊呆”等夸张性用语,“没想到”“竟然”等表示意外的用语,还有“揭秘”“真相”等诸如此类表示悬念的用语。除此之外,微信图文还肆无忌惮地使用问号、感叹号等带有情感色彩的标点符号,或涉及“性”话题、粗话等不良用词,加上网络流行语进行修饰。

题文相符是传统新闻标题制作的基本原则之一,但这在网络标题中却常被打破,微信社交和服务的捆绑式设计,迎合了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消费所形成的消解,既使后现代社会形成一个同质、齐一的整体,又使奇异性的追求生活方式,甚至是反叛性合法化。

(三)大众文化对通俗的召唤

在互联网诞生后的两年,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问世,这是一位被西方媒体推崇为电脑和传播科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大师之一,这本书也被誉为20世纪信息的技术及理论发展的圣经,对后现代社会作为信息时代的启蒙、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中认为“‘信息的DNA’正在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基本交换物,从前所说的‘大众’传媒正演变成个人化的双向交流”。[6]的确,信息不再被“推给”消费者,相反,大众将对他们所需要的信息采取“拿来主义”,并参与到创造信息内容的活动中,即前文提到的“UGC”。对于微信来说,“拿来主义”和“UGC”的结合则导致了一种现象,就是素材累积式的“改编”。在新媒体运营中,“拿来”进行碎片式拼凑,加上“萌”化的网络措辞,比起完全原创的推文效率要高。借用电影领域的一个词“网生代”,在此特指伴随着网络兴起而成长的年轻群体。对于许多“网生代”来说,带“吐槽”性的行文则成了微信热点,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自运营,莫衷一是地选择了“幽默滑稽”“方言土话”的语言风格,又张扬着“接地气”的大旗。“接地气”原本的含义是指我们既需要“阳春白雪”,但我们更需要“下里巴人”,而如今微信公众号的图文编辑理念似乎已经把“接地气”变味成“多用网络用语”。

但是从大众审美风尚的角度来看,“接地气”的变味本身并不是审美的堕落,而是传媒发展的必然,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主义对审美大众化的回归。另一方面则是上文提及的“泛故事化”。以微信图文的标题来说,相比于依照严谨语法写出的标题,泛故事化则是更为平面化和感性,既是历史的深度又是具体的直白。从形式上说,泛故事化体现在微信图文标题往往取得较长,相当于是把传统纸媒的引题、主题、副题,因为编辑排版的限制,将三行标题合并成一句或不分段的几句。

比如浙江的《都市快报》官方微信公众号,每日推送基本为5条以上,且最常用“泛故事化”的长标题。作为浙江尤其是杭州的都市报,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举行前后,其公众号连续几天以“G20头条”作标题进行头条报道。如“G20杭州峰会新闻中心今起运行!里面长什么样?都来了哪些国际大牌媒体?一起来看看吧”;再如“央视:美总统专车‘陆军一号’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运抵萧山机场”;“人民日报:世界经济将从杭州再出发”;“奥巴马的空军一号就要来了,加拿大帅总理还带来一对漂亮母女,快看快报记者拍的靓照!”;或者如“我曾在这里工作了六个年头,熟悉这里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习主席下午G20主旨演讲充满对杭州的关切和期许”,此为直接引用了习主席的会议讲话,直观地拉长了微信图文标题;以及“明晚9:15记得打开电视,杭州这场诗情画意的演出震撼上演!”“朋友圈刷爆,惊艳全世界!《最忆是杭州》美爆了!”“G20峰会闭幕,习主席向全世界说了一句对杭州超级有爱的话”,诸如此类长标题还加入了上文提及“标题党”元素的字词和网络用语。

都市报作为与消费社会接轨的媒体,浏览大部分中国的都市报,比如南方报业集团的《南方都市报》、四川日报报业集团的《华西都市报》、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楚天都市报》和福建《海峡都市报》等报公众号,皆可发现泛故事化长标题的应用甚为流行。消费主义的反审美性质决定了后现代社会文化、艺术、传媒和审美的大众化与商品化,“通俗”正是消费社会的大众对于泛审美文化的呼唤,正如泛故事化的标题,看似是对新媒体碎片化和短、平、快式传播的叛离,但又何尝不是为了迎合快节奏生活下的快速阅读,而对文字进行新型“破碎”呢?

 

二、私人语境中的合作原则

所谓私人语境,即特指微信首先作为网络聊天工具,第一也是最基本的“互动层”应该是一对一的私人对话,在对话中只有“我”和“你”的关系,没有第三者的“他”。第二“互动层”才是“群聊”。第三“互动层”则是“朋友圈”。第四“互动层”是“微信公众平台”。随着“互动层”的推进,可对话人数呈递增趋势,互动性也愈来愈强。

“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是由美国著名语言哲学家格莱斯所提出,他最先是1967年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论及此原则,认为在人们的交往过程当中,对话的双方有意无意地依照某一个原则,得以有效地相互配合,最终达到交往的目的和任务。当时新媒体网络通信尚未出现,格莱斯的“合作原则”理论更多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言语交流,但网络交往作为现实生活交往的延伸,网络平台上的语言应用习惯仍然是现实的影射,“合作原则”同样适用。试想,以中国人的对话习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见面打招呼便是:“你吃饭了吗?”其实潜在含义:一是向你问好,给正式对话一个类似引子的开头;二是问最近身体状况如何、心情怎样;三是有可能约你一起吃饭、增进感情,以及其他意义。这诸层意义是在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形成并能为双方所熟知和默认的“合作原则”。在微信平台私人语境的对话中,因为对话双方并非是“面对面”的现实关系,而是经虚拟空间构建的“聊天室”,对话“引子”则演化为“在?”或“在吗?”以确认对方是否在线。显然,无论是现实交往还是虚拟交往,“引子”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属于非问题性,即题外话,但人们习惯于在正式谈话之前加一个“引子”,且如今也无法找寻出始作俑者,更像瑞士的精神分析学家卡尔•荣格所提出的集体无意识。

格莱斯在1975年的《逻辑与对话》(《Logicand Conversation》)一文中进而提出人们在会话中的“合作原则”有四大准则,即量的准则、质的准则、方式准则和关系准则。[7]

1.量的准则

会话中“量的准则”则是指双方所说的话应该满足且不超过交际所需的信息量。如微信作为网络社交媒体,非面对面式的对话方式决定了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所以每条文字信息呈简约化和碎片式,但为了保证对话的进行,使双方得以理解,简易倾向中又遵循着量的准则,确保言简而意足。比如网络用语“表”即“不要”从读音上简约演化的变体,“886”即“拜拜了”从读音上进行数字化变体,甚至回答对方疑问的万能语气词“嗯”“哦”“呵呵”,以及表示吃惊、鄙视含义的“噗”,诸如此类只需一两个字词,即可满足交际所需的信息量,且又不易引起歧义。

2.质的准则

人际交往中对话所遵循的“质的准则”是指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或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在微信传播中,因为网络媒体是非现实性交往,所以“我”是无法具体感知对话另一方的“你”的表情神态、动作姿势、语气语调等,判断的客观依据的单一性,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媒体传播信息的真实性。网络信息的安全性与真实性恐怕是每一个网络应用程序都面临的共同问题,但微信的交往方式主要以私人性为定位,不仅“你”的一言一语要有足够证据,而且“我”的一言一语也要具有可信度,才能保证对话进行并达到目的,“质的准则”的遵守在微信传播中更加严苛。我们将微信和腾讯的另外一款社交软件QQ对比,微信的个人用户设置几乎不用填写个人资料,而QQ则有详细的个人资料填写的选择。QQ空间的开放性程度也比微信朋友圈高,只要QQ用户没有设定特别的访问限制,即使非QQ好友也能看到其空间动态和所有“说说”评论。而微信朋友圈则不同,朋友圈动态只有微信用户的好友方能看见,每一条朋友圈的评论也只在评论者是共同好友时方能看见。如果说腾讯的QQ相比于新浪的微博,前者是客厅,后者是广场,那么腾讯的微信相比于QQ,更像是私人卧室了。也正因为微信是“私人卧室”式的交往空间,在正常情况下,双方更像是闺房式会话。在微信文字使用中严格遵守“质的准则”,最常见的就是表情符号的辅助应用,即用一些标点符号、数学符号等加以组合,模拟出漫画式的人物表情,形象生动地辅助表达情绪和态度。

正如《新闻爱好者》的《人际传播的符号回归——网络表情符号emoji在社交媒体爆红的因素分析》一文中,张美静认为:“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不论哪一种语言文字,清楚表达编码者意图的诉求与掌上的小屏幕所希望的简洁性之间都存在天然的矛盾。此外,社交软件所期待的即时回复诉求也与在手机上打出这些字词所需的时间耗费又构成另一对矛盾。而表情符号,恰好可以起到平衡这两种矛盾的作用。”[8]网络时代,智能手机与社交软件的普及使网络表情成为网络人际交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元素。微信传播中网络表情符号emoji的爆红现象,不仅是高科技的新产物,也是一场文字的革命。

3.方式准则

格莱斯“合作原则”中所提出的“方式准则”,大体上分为四条要义,即一是避免晦涩难懂,二是避免引起歧义,三是表达要简练,四是井井有条。首先,避免晦涩难懂。这不仅是在现实生活中对话的日常性要求,也是作为新媒体的微信传播过程中大众文化的趋向。随着宏大叙事的解体,数字电视、品牌广告、网络文学、网游漫画、流行音乐等迅速取代了精英文化昔日的统治地位,感性成为大众文化突出的美学原则,历史的、深度的理性概念逐渐被平面化、直观化的新文化特征所取代。微信传播中,充分利用移动客户端一对一式的聊天,形成一种有效的强关系链交流环境,但又因为是非面对面的传播,文字代替了声情并茂式的演说,决定了文字应用不能是严肃刻板的形式,这一点与“量的准则”有些类似。

其次,避免引起歧义,即一个“能指”只能指向一个“所指”。“能指”和“所指”是由瑞士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所提出的一对概念,“能指”是指描述物体的声音、文字或图形等形态,“所指”则指的是此物的概念、含义,而两者发生关系的过程则是“意指”。[9]虽然“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却是约定俗成的,以保证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的顺利进行。比如微信中大量网络用语的使用,“造”则是代表了“知道”的概念,“吃藕”则是指“丑”的意义,“+1”表示赞同以上观点,“火星”一词在网络中多指对新事物或者常识不知晓,并不是八大行星中的一颗行星,“囧”本义为光明,却因其字形类似人物表情忧伤之态,而延伸为“郁闷”之义。诸如此类,都是在网络交往中形成的文字使用习惯,用户几乎忘却了这些词的原始含义,在文字使用时则是默认了网络用语中的新含义,又符合微信传播便捷有效的特点。

再次,表达简练与“量的准则”异曲同工,和“井井有条”构成矛盾统一体。私人语境下的微信交流中,将行文去掉主语和宾语,只留谓动词,甚至连谓动词都不必使用,反而用在语法结构上处于次要地位的“定状补”就能简练地表达意义,比如上文提及的“在”,是表示一种状态的副词。

 

4.关系准则

顾名思义,“关系准则”是指会话时前后要有关联,并且和上文所述的“井井有条”含义略同。即使私人对话中微信文字比口语更加口语化,但为了保证解码不易失真,微信传播中文字的使用双方要在共有的文化背景中,这就是微信文字语言应用上的关系准则有别于传统现实生活对话。比如,微信朋友圈的一些流行语,有“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画面太美,我不敢看”,最常用的莫过于“我也是醉了”源于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令狐冲曾讽刺他人的谄媚:“我一看到那些人的谄媚样儿,就浑身难受,摇摇晃晃几欲醉倒。”被游戏玩家改造成一种对无奈、郁闷情绪的表达方式,和“无力吐槽”换用,相当于早些年流行以省略号“……”来简练地表示“无语”含义。又如“城会玩”“然并卵”“不明觉厉”等是一句话的“缩写”,这些用词用语,有的是现实新闻事件在网络传播中的产物,有些本身就是源自网络,深刻影响着“网生代”的日常交往用词。微信的高用户量,更加速了这些特有文字的使用和传播,久而久之成为一种对话习惯。当然,前提在于主体必须是“网生代”,在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关系准则才能在微信传播中产生文字语言之妙,“破碎”才得以“缝合”。

三、符号消费中的“公私”合流

从理论上,微信传播中文字语言应用的“破碎”和“缝合”分为公共平台和私人语境两块社会交往空间来讨论,实际上在后现代社会,大众传播中渗透着人际传播,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呈交织式的碰撞,私人语境下的合作原则也未免不能在公共平台上找到蛛丝马迹,而公共平台上的对话机制也同样影响着私人语境下的互动方式。

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是“消费社会理论”的代表,在其著作《消费社会》中对于后现代社会打了这么一个比方,认为“这是一种符号化的世界,它不是通过自己的能指实现所指,通过符号反映真相,而是自身进行循环,成为一种互相指涉的能指”。[10]“能指”和“所指”已在上文中阐述,但鲍德里亚的符号学观点不同于结构主义符号学大师索绪尔。鲍德里亚生活的时代正是大众媒介兴起的时代,大众传媒以技术优势对人们进行系统的符号驯化。以往符号学以“能指”为中心,符号被看作是“能指”与“所指”的连接,而在鲍德里亚眼中的符号,是以“所指”为中心,大众媒介使“能指”通过传媒进行编码,通过形象化的传播美化了符号社会中商品内容。微信传播中的文字语言犹如符号社会中的拟像,既是一种日常的交流,也是一种文字的狂欢,符号消费中的满足程度成为文字语言的衡量标准。无论是文字异化的“破碎”,抑或是审美风尚下新规则的“缝合”,都将人们带入一个符号王国。

参考文献:

[1]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5.

[2]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9.

[3]丹尼尔·达扬.古典电影引导符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4]尹鸿.后现代语境与当前中国电影文化[D].

[5]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5.

[6]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1.

[7]格莱斯.逻辑与对话[D].1975.

[8]张美静.人际传播的符号回归——网络表情符号emoji在社交媒体爆红的因素分析[J].新闻爱好者,2015(12).

[9]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10.

[10]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0.

(作者为南充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系讲师)

(责任编辑:马潇(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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