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意义是生产出来的吗？

来源：《新闻爱好者》

【摘要】新闻研究文章中频繁出现“新闻意义的生产”“新闻意义的再生产”“新闻意义的生产符号”等概念与用语，这都是机械照搬西方新闻学概念，不会产生学术增值。新闻的意义主要来自新闻事实，不是媒体凭空生产出来的。记者揭示新闻的意义，有明示和暗示两种方法。

【关键词】新闻的意义；意义生产；新闻工业；事实的意蕴；意义发现

近年研究新闻意义的文章，常常出现“新闻意义的生产”“新闻意义的再生产”“新闻意义的生产符号”等概念与用语。读后不禁产生疑问：新闻的意义是生产出来的吗？媒体究竟如何生产新闻的意义？新闻意义的生产与新闻报道有什么区别？目前还没有一篇文章回答这些问题。有学者认为：“选择事实是建构意义的基础，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以选择事实为起点。”“受众心理客观产生的效果也是一种意义生产。”[1]说来说去，不过是把记者（媒体）赋予新闻的意义或受众对新闻意义的理解视为“生产”。这种对西方新闻学概念的“硬译”或机械照搬，不会产生学术增值，反而会使新闻学的科学性遭到破坏。

一、“生产”一词在新闻研究中的滥用

当下是新闻与传播学成果大丰收的年代，大量模仿西方观点和句式的论著，以及生吞活剥的新论层出不穷。新闻研究中频繁出现的“新闻生产”“内容生产”“新闻意义的生产”“新闻价值的生产”就是一例。这些既不是译作，也不是引用西方学者的原话，而是把新闻采访写作视为“生产”，可说是借鉴西方观点到了囫囵吞枣、食而不化的地步。

令人深思的是，在别的学科和领域，这种亦步亦趋、紧跟西方走的现象很难见到，即使有也没有达到如此不求甚解、全盘照抄的程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艺术劳动”和“艺术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还多次使用“精神生产”的概念，把它们作为同物质生产相对的精神活动的称谓，但他们二人从未把人类的具体精神活动称作“生产”。至今理论界没有出现过“理论生产”的说法；音乐界也没有“音乐生产”“歌曲生产”的提法；在文学界，很少有人使用“文学生产”一词，尽管这一概念被列入网络百科，但多数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却耻于使用它，因为文学是一种神圣的创作，不是一般的手工或机器操作。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2]。而精神生产却不改变自然物的形式，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构成语言表达形式的观念活动。[3]因而，任何具体的精神劳动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生产。精神生产有时是对生活的虚构，不等于现实存在，例如文学、戏剧或影视艺术作品；它也可能是符合实际的观念活动，例如真实的新闻报道和正确的理论。但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一篇新闻文本，通过反映事物的过程和结果完成无形的精神生产，完全不同于使用模具的物质生产构型。《现代汉语词典》把“生产”界定为“人们使用工具创造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辞海》对“生产”的注释同样是：“以一定生产关系联系起来的人们，利用生产工具改变劳动对象以适合自己需要的过程。”《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及其他英语词典对“生产”（produce production）的解释同汉语词典一样，都是制造、制作的意思，多指客观世界没有的东西被创造出来，其产品是有形状、有质地、能够拿起来放得下的物品。

“新闻生产”的原料，即新闻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能被媒体制造或创作出来。如果媒体无中生有地创作或制造新闻，报道出来的新闻则是谣言。不考虑概念的语境和所指，滥用“新闻生产”“内容生产”“意义生产”或“新闻价值生产”，轻点说是语言使用上的问题，用挑唆和煽动性的语言歪曲新闻规律；重点说就是鼓吹编造新闻，愚弄受众。

考察西方新闻理论史，曾出现过“报纸生产”的概念。1924年美国学者卡斯帕•约斯特在《新闻学原理》一书的第二章论述了“报纸生产原理”。他指出：“报纸的生产使其成为企业，它的销售是很重要的。”“报纸必须用机器制造，制造好了必须销售出去，要完成这些步骤，报纸就得和其他商业一样，要非常注意商业训练。”[4]“报纸生产”或“生产报纸”都是正确的概念，因为报纸是物品，是报社在车间里用机器印刷出来的。把文字稿及版面印在纸张上，印刷和剪裁纸张后还要做成开张折叠的外形，这一过程完全符合“生产改变自然物的形式”这一属性，说报纸是生产出来的，不会有任何异议。

正因为如此，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尽管认为，新闻采访和写作同报纸的印制是相互连续、不可分割的，但他强调新闻采访、写作与编辑是脑力劳动，而报纸的印制则是物质生产。他在《当代新闻学》中写道：“新闻工业，至少是报刊，是通过两种方法进行这项工作的。一是把模糊不清的事件制作为清晰明确的材料——消息；二是把另一种原料——新闻纸制成成品——报纸或期刊……即使在电子大众传播媒介中，也不能把二者截然分开，前者是脑力劳动，后者是使前者具备交流形式的生产过程。”[5]广播电视新闻需要用机器录制和剪辑，制作录像带、光盘或输入电脑后才能播放，这种生产形态不同于新闻的采写过程，那是思维的结晶。所以，所谓的“内容生产”“话语生产”“价值生产”“意义生产”等概念既不适用于报刊新闻，也不适用于广播电视和网络新闻，完全是生编硬造的词语。

人们不禁要问，西方一些新闻传播学者为什么把“生产”这一概念引进新闻采写，把记者编辑的脑力劳动随意说成“生产”呢？这和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媒体公司化、市场化和逐利化的“市场驱动”有关。[6]在这种潮流的冲击下，媒体老板和某些学者不仅把新闻传播视为工业，而且把一切文化事业看作产业，出现“文化工业”“文化生产”“媒介生产”以及“新闻生产”的概念。他们强调文化的制度化、社会化和媒介运作的高度利润化，力求保持其意义生产（sense-making）的结构和形式，把持社会话语权，不断对现存关系进行再生产（reproduce）。[7]迈克尔·舒德森在《新闻生产的社会学审视》一文中指出：“新闻作为动态化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实践与社会影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相联系。它一方面是媒体‘自下而上’的思想机构，被消费者的需要和记者的多元价值观所左右；另一方面又充当‘自上而下’的控制机构，为大型商家、广告商、‘权威’信息源、政府和精英人士所支配。新闻必然由媒体机构或官僚政治生产出来，为资本谋取利益和控制大众服务。”[8]这就出现了新闻业的“市场理论”，“新闻生产”“话语生产”和“意义生产”正是这种学说的产物。

媒介市场理论出现不久，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和批判，认为它的某些观点有助于维护现行的社会制度和传播制度，为媒体及其管理者实现政治、经济功能提供理论根据，形成传播学批判学派，构成“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较为激进的批判学派代表有J.阿特休尔、H.席勒、H.甘斯、R.威廉斯、N.加汉姆、P.布尔迪厄、H.麦克马纳斯等人，他们从不同视角对传媒的权力体系与新闻的商业化进行了批判。正如约翰•麦克马纳斯所说：“获取最大化利润的商业目标主导着新闻生产，以至于理性运作的新闻部门必须照此行事，市场逻辑指导着新闻生产的例行程序……这些例行程序构成了组织文化，形成生产新闻的习惯性认识。”“掌握权力的利益各方希望隐瞒一些事件，突出对他们有利的事件，进而制造新闻，以影响公共议程。公众不再被看作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而是被当作一群消费者。”[9]

批判学派针对的是媒介的过度市场化和对资本统治的效忠，提出的结论深刻而尖锐。但有些观点十分激进，公然否定新闻市场和媒体营销规律，不免带有乌托邦色彩。从新闻载体的制作、媒介经营和新闻产品的销售看，“新闻生产”的概念是成立的，在这个领域使用“新闻生产”是无可指责的。但新闻的“内容生产”“新闻价值生产”“话语生产”和“意义生产”则为虚构新闻打开大门，为媒介和统治集团曲解新闻事件制造理论根据。B.迈克奈尔指出：“对立的政治家、新闻从业人员和新闻媒体在虚构事件的战场上相互竞争。他们彼此之间比试谁能提供更加吸引眼球与更具‘曝光度’的故事及对世界的描述。”“我们的意见自由市场是这样一个地方，人们可以在这里采购相互竞争的虚构事件，并对这些事件做出评价。”[10]可见，“内容生产”“价值生产”和“意义生产”违背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只能是故弄玄虚的学术糟粕，在新闻研究中滥用这些概念和理论，是在啃噬新闻媒体的健康肌体。

来源：《新闻爱好者》

【摘要】新闻研究文章中频繁出现“新闻意义的生产”“新闻意义的再生产”“新闻意义的生产符号”等概念与用语，这都是机械照搬西方新闻学概念，不会产生学术增值。新闻的意义主要来自新闻事实，不是媒体凭空生产出来的。记者揭示新闻的意义，有明示和暗示两种方法。

【关键词】新闻的意义；意义生产；新闻工业；事实的意蕴；意义发现

近年研究新闻意义的文章，常常出现“新闻意义的生产”“新闻意义的再生产”“新闻意义的生产符号”等概念与用语。读后不禁产生疑问：新闻的意义是生产出来的吗？媒体究竟如何生产新闻的意义？新闻意义的生产与新闻报道有什么区别？目前还没有一篇文章回答这些问题。有学者认为：“选择事实是建构意义的基础，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以选择事实为起点。”“受众心理客观产生的效果也是一种意义生产。”[1]说来说去，不过是把记者（媒体）赋予新闻的意义或受众对新闻意义的理解视为“生产”。这种对西方新闻学概念的“硬译”或机械照搬，不会产生学术增值，反而会使新闻学的科学性遭到破坏。

一、“生产”一词在新闻研究中的滥用

当下是新闻与传播学成果大丰收的年代，大量模仿西方观点和句式的论著，以及生吞活剥的新论层出不穷。新闻研究中频繁出现的“新闻生产”“内容生产”“新闻意义的生产”“新闻价值的生产”就是一例。这些既不是译作，也不是引用西方学者的原话，而是把新闻采访写作视为“生产”，可说是借鉴西方观点到了囫囵吞枣、食而不化的地步。

令人深思的是，在别的学科和领域，这种亦步亦趋、紧跟西方走的现象很难见到，即使有也没有达到如此不求甚解、全盘照抄的程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艺术劳动”和“艺术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还多次使用“精神生产”的概念，把它们作为同物质生产相对的精神活动的称谓，但他们二人从未把人类的具体精神活动称作“生产”。至今理论界没有出现过“理论生产”的说法；音乐界也没有“音乐生产”“歌曲生产”的提法；在文学界，很少有人使用“文学生产”一词，尽管这一概念被列入网络百科，但多数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却耻于使用它，因为文学是一种神圣的创作，不是一般的手工或机器操作。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2]。而精神生产却不改变自然物的形式，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构成语言表达形式的观念活动。[3]因而，任何具体的精神劳动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生产。精神生产有时是对生活的虚构，不等于现实存在，例如文学、戏剧或影视艺术作品；它也可能是符合实际的观念活动，例如真实的新闻报道和正确的理论。但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一篇新闻文本，通过反映事物的过程和结果完成无形的精神生产，完全不同于使用模具的物质生产构型。《现代汉语词典》把“生产”界定为“人们使用工具创造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辞海》对“生产”的注释同样是：“以一定生产关系联系起来的人们，利用生产工具改变劳动对象以适合自己需要的过程。”《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及其他英语词典对“生产”（produce production）的解释同汉语词典一样，都是制造、制作的意思，多指客观世界没有的东西被创造出来，其产品是有形状、有质地、能够拿起来放得下的物品。

“新闻生产”的原料，即新闻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能被媒体制造或创作出来。如果媒体无中生有地创作或制造新闻，报道出来的新闻则是谣言。不考虑概念的语境和所指，滥用“新闻生产”“内容生产”“意义生产”或“新闻价值生产”，轻点说是语言使用上的问题，用挑唆和煽动性的语言歪曲新闻规律；重点说就是鼓吹编造新闻，愚弄受众。

考察西方新闻理论史，曾出现过“报纸生产”的概念。1924年美国学者卡斯帕•约斯特在《新闻学原理》一书的第二章论述了“报纸生产原理”。他指出：“报纸的生产使其成为企业，它的销售是很重要的。”“报纸必须用机器制造，制造好了必须销售出去，要完成这些步骤，报纸就得和其他商业一样，要非常注意商业训练。”[4]“报纸生产”或“生产报纸”都是正确的概念，因为报纸是物品，是报社在车间里用机器印刷出来的。把文字稿及版面印在纸张上，印刷和剪裁纸张后还要做成开张折叠的外形，这一过程完全符合“生产改变自然物的形式”这一属性，说报纸是生产出来的，不会有任何异议。

正因为如此，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尽管认为，新闻采访和写作同报纸的印制是相互连续、不可分割的，但他强调新闻采访、写作与编辑是脑力劳动，而报纸的印制则是物质生产。他在《当代新闻学》中写道：“新闻工业，至少是报刊，是通过两种方法进行这项工作的。一是把模糊不清的事件制作为清晰明确的材料——消息；二是把另一种原料——新闻纸制成成品——报纸或期刊……即使在电子大众传播媒介中，也不能把二者截然分开，前者是脑力劳动，后者是使前者具备交流形式的生产过程。”[5]广播电视新闻需要用机器录制和剪辑，制作录像带、光盘或输入电脑后才能播放，这种生产形态不同于新闻的采写过程，那是思维的结晶。所以，所谓的“内容生产”“话语生产”“价值生产”“意义生产”等概念既不适用于报刊新闻，也不适用于广播电视和网络新闻，完全是生编硬造的词语。

人们不禁要问，西方一些新闻传播学者为什么把“生产”这一概念引进新闻采写，把记者编辑的脑力劳动随意说成“生产”呢？这和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媒体公司化、市场化和逐利化的“市场驱动”有关。[6]在这种潮流的冲击下，媒体老板和某些学者不仅把新闻传播视为工业，而且把一切文化事业看作产业，出现“文化工业”“文化生产”“媒介生产”以及“新闻生产”的概念。他们强调文化的制度化、社会化和媒介运作的高度利润化，力求保持其意义生产（sense-making）的结构和形式，把持社会话语权，不断对现存关系进行再生产（reproduce）。[7]迈克尔·舒德森在《新闻生产的社会学审视》一文中指出：“新闻作为动态化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实践与社会影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相联系。它一方面是媒体‘自下而上’的思想机构，被消费者的需要和记者的多元价值观所左右；另一方面又充当‘自上而下’的控制机构，为大型商家、广告商、‘权威’信息源、政府和精英人士所支配。新闻必然由媒体机构或官僚政治生产出来，为资本谋取利益和控制大众服务。”[8]这就出现了新闻业的“市场理论”，“新闻生产”“话语生产”和“意义生产”正是这种学说的产物。

媒介市场理论出现不久，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和批判，认为它的某些观点有助于维护现行的社会制度和传播制度，为媒体及其管理者实现政治、经济功能提供理论根据，形成传播学批判学派，构成“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较为激进的批判学派代表有J.阿特休尔、H.席勒、H.甘斯、R.威廉斯、N.加汉姆、P.布尔迪厄、H.麦克马纳斯等人，他们从不同视角对传媒的权力体系与新闻的商业化进行了批判。正如约翰•麦克马纳斯所说：“获取最大化利润的商业目标主导着新闻生产，以至于理性运作的新闻部门必须照此行事，市场逻辑指导着新闻生产的例行程序……这些例行程序构成了组织文化，形成生产新闻的习惯性认识。”“掌握权力的利益各方希望隐瞒一些事件，突出对他们有利的事件，进而制造新闻，以影响公共议程。公众不再被看作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而是被当作一群消费者。”[9]

批判学派针对的是媒介的过度市场化和对资本统治的效忠，提出的结论深刻而尖锐。但有些观点十分激进，公然否定新闻市场和媒体营销规律，不免带有乌托邦色彩。从新闻载体的制作、媒介经营和新闻产品的销售看，“新闻生产”的概念是成立的，在这个领域使用“新闻生产”是无可指责的。但新闻的“内容生产”“新闻价值生产”“话语生产”和“意义生产”则为虚构新闻打开大门，为媒介和统治集团曲解新闻事件制造理论根据。B.迈克奈尔指出：“对立的政治家、新闻从业人员和新闻媒体在虚构事件的战场上相互竞争。他们彼此之间比试谁能提供更加吸引眼球与更具‘曝光度’的故事及对世界的描述。”“我们的意见自由市场是这样一个地方，人们可以在这里采购相互竞争的虚构事件，并对这些事件做出评价。”[10]可见，“内容生产”“价值生产”和“意义生产”违背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只能是故弄玄虚的学术糟粕，在新闻研究中滥用这些概念和理论，是在啃噬新闻媒体的健康肌体。

二、新闻的意义从何而来

凡是新闻都有意义，都在向受众说明某个道理，给人以启示或教益。但它不是由媒体生产出来的，而是从新闻事实的属性和意蕴引申出来的结果。新闻既是记者对事实的陈述，又是对事实的进一步追寻，揭示意义是新闻报道的主要目的。让受众认识事物的真谛，获得某种理念，甚至直接粉碎谎言或假象，是新闻意义的价值所在。新闻的意义往往隐藏在事实背后，再由记者编辑通过挖掘、整合而显露出来。记者没有新闻敏感很难迅速、全部地发现它，更不会准确、深刻地再现它。不同的媒体与记者由于立场差异，对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感受，对事实本身就有不同的认识，揭示出的新闻的意义也就不同，这给媒体生产新闻的意义提供了可能。

新闻的意义首先寓于新闻事实之中，其次需要记者的发现、鉴别与诠释，才能完美地再现。记者对新闻意义的发现，通过考察和透视新闻事实，发现它同人的关系和可能导致的后果，确定它对受众能够产生的思想与心理引导。逻辑实证主义者把事实看作是价值中立的，认为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唯一不变的是客观事实，它们是一种离开人的意念而客观存在的，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依据这种观点，万事万物与人无缘，既不重要也无利害，这种价值中立的观点完全是主观臆断。如果把人摒弃在社会现象之外，任何社会事务都被视作毫无人迹的自然现象，就会抹杀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别。这种唯心的社会观，否定社会事实的人为性，势必否定事实意蕴的存在，即否定社会事实对人的作用和影响。

实际上，无论是一般事实还是新闻事实，只要它们发生在人类社会，都与人有特定的关系，何况它们一旦被记者选择并加以陈述，成为新闻事实之后，就会形成受众的某种认知和情感反应。这样，新闻事实对人就有了某些意蕴，受众对它无论如何不会无动于衷，把它当作“中立”的东西来对待。新闻事实“中性说”的理论偏失，不是把新闻事实与一般事实混为一谈，而是忽略了新闻事实与人们的固有联系。正是基于这一点，西方一些新闻学者认为，新闻的意义并不存在于客体，而是纯粹的主观认识，只能由媒体生产出来。“意义不应被假定居于任何东西之中，不管它们是文本、言说、节目、行动或行为，即使这种活动和对象可能被理解为充满意义。意义是传播的结果”“而意义就成为文化的产物”[11]。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新闻的意义就完全是记者头脑和文化习俗的产物，无须根据事实而仅凭自我体验就可产生。

但是，新闻实践和社会实践发现，多数记者和媒体对新闻意义的揭示，都来自新闻事实，从新闻事实中概括出新闻的意义。2001年西方各类媒体对“9·11”事件的报道都揭示了这样的意义：这次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暴露了美国社会严重的安全漏洞，美国政府的防范能力不堪一击。此次事件遇难者总数高达2996人，美国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美元，使全球经济遭受1万多亿美元的破坏，给美国民众和西方国家造成极度的心理恐慌，经济及政治安全感遭到重挫，必将发动大规模的反恐战争，这又可能引起西方世界和中东地区严重的社会动荡。这一新闻意义究竟是恐怖袭击事件显露出来的，还是记者与媒体遐想与传播的结果呢？答案十分明确，没有“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西方媒体能够生产出这一新闻意义吗？

正如霍尔描绘的不同空间所代表的不同意义那样，“一个人可以抱住和抓住另一个人……如果是妻子处于丈夫的个人距离内，这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如果是另一个女人这样做，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与他人保持一臂之距的意义”。美国新闻学者盖伊·塔奇曼引用了霍尔这一论断后得出结论：霍尔认为不同的距离产生不同的社会意义，电视人通过不同的镜头距离可以表现特定的意义，但这一原理很少在电视新闻片中得到反映。[12]一定的空间距离产生某种意义，空间的远近则是不同意义形成的前提与根据，尽管人们对这种意义的领会和认知来自文化，但这是第二位的。二者是皮与毛的关系，没有“皮”怎么能长出“毛”这个“意义”呢？

只要把客观事实与人联系起来，大量事实都显露出同人的关联性，最普遍的关系就是它对人是否有好处，是否符合某些人的观念和利益，人们是关注它还是毫不理睬它。记者正是用这些尺度来观察和选择重要的事实，从中发现新闻的意义。新闻事实一方面具有事实的属性，是有根有据的、客观的自在之物，另一方面又是作用于人们的思想、引发其思考与感受的他在之物。这两个因素使新闻事实显露出意蕴，经过记者的提炼揭示出新闻的意义。多数记者采访同一个事件，在一般情况下，对其意义的看法大体一致，因为这个事件的意义对谁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对同一个事件报道意义不一致，是因为受媒体制度的支配，有人任意“生产意义”的结果。2015年，世界各国记者对猖獗一时的伊斯兰国极端势力都做了谴责性报道，认为极端组织作为人类的公敌，是残害生命、毁灭文化的邪恶势力，合作反恐是各国头等的国际任务和义务。除了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外，没有人否认上述这些意义。

新闻的意义能被客观地呈现，需要记者运用唯物主义世界观（worldview）的方法做指导，尊重客观事实，这样对新闻事实的看法才会和新闻的自在意义一致。如果媒体及记者在观察和理解事件时，从自己的利益和信念出发，不考虑事实同公众的实际联系和它的客观情况，就会进入“意义生产”，构思脑海里的自我蓝图。这时记者通常把事实中的某些因素放大或缩小，以改变事实本身的意指。这是某些记者进行意义生产的惯用手法。

事实的意蕴和新闻的意义是多维的，甚至是多重的，在一条消息中可能透露出多种意义，也可能只显露出一种意义。这种区别虽然没有在根本上否认新闻的自在意义，但说明不同媒体和记者的观察方法和角度不同，对新闻意义的揭示也有了差别。概括地说，新闻的四种意义——利害意义、是非意义、好坏意义和善恶意义，只有在受众内心产生引导与转化作用，提高受众识别和掌握真理与实践道德的能力，才能全部地体现出新闻的现实性。

这四种意义既有分割性，也有内在的联系性，分别或共生于某个事实中。一个事件发生后，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一部分人有害，不同的人对它的感受也不一样，由此产生是非、好坏或善恶的不同判断。不过有些事件，对所有人都有利或有害，这也是常见的现象。在利害关系上，还有一些事件确实是中性的，对人们既没有什么害处也没有好处，记者就不应做出是非、好坏或善恶的揭示。报道太阳黑子爆发、街道上偶发的交通事故或一场失利的足球赛等，这类新闻不直接涉及多数人的切身利益，新闻不会、也不应显露出特定的意义。这类事件都不是重要新闻，任何媒体对它的报道不会特意注入意义观察和说明。那些对人有利或有害的事实，反射出人们的肯定或否定、喜欢或厌恶、兴奋或惊悚的态度，这类对立的认识和情感在报道中显露出来，新闻就表达了某种意义。如果一场足球赛的输赢是由于裁判员被收买、吹黑哨的结果，揭露裁判作弊的新闻就包含了记者的正义感，新闻就会显露出鲜明的意义。作为新闻媒体报道的主要对象，反映人类的政治经济生活、道德面貌、社会变迁或国际关系事件，都包含了利害、是非、善恶与好坏的意义。

新闻事实的不同意指和优劣属性，令受众牵肠挂肚或触物生情，与其说受众有时被事件的冲突性、异常性所震撼，不如说是被事件中的是非善恶所感染。是非善恶彰显了人类对良知的追求，提振人的道德感和对真理的信仰，这类新闻的意义成为受众的精神食粮。任何时代都有浩气凛然的事件，也有各种各样的困惑和危机。许多事件本来是尽人皆知的常识，许多人却违逆潮流、无视惯例、矢口否认；还有些事实被新闻揭示于天下，是非分明、善恶对决，引发无数人的共鸣。“中国政府倡导‘一带一路’、合作共赢，有的国家则唯我独大，遏制别国的发展”；“有的国家把自古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硬说成是他们的国土，毫无羞耻感”；“有的国家到处炫耀武力，却声称别国构成威胁”；国内“有人越省偷偷地倾倒垃圾，对害人之恶潜行遁迹”；“农民工范雨素靠苦力谋生，做好我自己”……。这些新闻中的是非利害和善恶，明晰地立在受众面前，它们的意义悄然进入受众的脑海，用不着煞费苦心地去“生产”编造了。

三、记者对新闻意义的明示和暗示

一般而言，事实的意义不是外露的，要通过记者的描述表现出来，才能被受众完全、直接地感受到。记者对新闻事实意蕴的挖掘、引申和阐释，是明示新闻意义的方法。媒体通常用两种方式明示新闻的意义：一是在新闻叙事中插入解释，说明道理，引导受众对事实的理解；二是针对新闻事件发表评论、专论或社论，集中分析事实的是非和利害，引导受众全面了解事件的性质和后果，强化人们对时事认识的深刻性和系统性。

媒体明示新闻的意义，通常是对意义隐蔽和含义复杂的新闻事件采取的方法。这类事件不仅重大，而且迷雾重重，受众容易被某些假象所迷惑。对这类新闻的意义作出准确的披露，要抓住新闻事实的真相，反映事物的主导面，在理论上做出深刻和实事求是的分析。手机刚刚普及时，有的媒体报道它是毒害思想、传播下流段子的有害工具，弊大于利，应当限制使用。对手机利害作出这一报道，夸大了手机的负面因素，建构出消极的意义。新闻解释紧紧贴近事实，从事实中抽引出的道理符合事实的逻辑，新闻的意义就能经得起推敲。新闻评论、专论或社论只有立于全面事实之上，浸润正确的观点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才能增强新闻意义的说服力和渗透力。

暗示新闻的意义是最有感染力的揭示新闻意义的方法。对具有明显意义的新闻事件，新闻叙事清楚明晰，其意义也就会被受众察觉出来，这就是我国新闻界长期坚持的“用事实说话”的方法。记者选择重要、奇特和有利害关系的事实，让受众认识它们的紧迫性，新闻就表现出紧要的意义。记者用事实暗示的意义是否准确，要看新闻事实能否显露出符合事实性质的意蕴，否则新闻的意义就会模糊不清。

新闻事实是个复合体，由若干事象、事因、事理所构成，每个事象、事因或事理是整个事件的一个侧面，显露出不同的意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新闻的角度。新闻是异常丰富的角度组合，构成事件的各种动态，呈现出不同的意指。新闻事实的角度有主次之分，选择事实的不同角度，新闻就有不同的意义。

显然，暗示新闻的意义应由新闻事实的主要角度来承担，说明事实的主要倾向；而次要角度则由次要事象来显露，代表事实的其他意义，甚至包含与其基本性质相反的意义。事实的角度是客观的，作为事实固有的指向，记者不能把主观确定的角度强加给它。一个事件由主要角度把其本质显露出来，如果选择次要角度而抛弃主要角度，就会曲解新闻的意义。选择事实的角度时，记者要依据事实的本来面目，全面、正确揭示事象之间的联系，再现新闻事实的主要角度的同时也要再现次要角度，揭示重要事件的全面意义。

参考文献：

[1]王静.从事实到新闻：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M]//天津学术文库（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418.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2.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卡斯帕·约斯特.新闻学原理[Ｍ].张隆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资料室藏，1960.

[5]贝尔纳·瓦耶纳.当代新闻学[M].丁雪英，连燕堂，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

[6]约翰·麦克玛纳斯.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M].张磊，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9.

[7]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68-69.

[8]Schudson，M.（1991）“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Revisited”，1n Curra-n，J.，Gurevitch，M.（ed）Mass Media and Societ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9]McManus，J.(1994)Market Driven Journalism：Let the Citizen Beware??London:Sage.86，79，108.

[10]McNair，B.(1995）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London:Routledge，31.

[11]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60.

[12]盖伊·塔奇曼.做新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120.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