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髦莫过“的确良”

1957年6月，为节约棉布支援工业生产，华北直属工程公司工人们提出“一年不领工作服”，依靠缝补克服困难。高宏/摄

1989年9月，北京时装节一瞥。叶用才/摄

这个夏天街上流行穿什么？一千个人恐怕有一千二百个答案。但放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说起时髦，绝对绕不过一个词——“的确良”。这种现在看来颇为土气、也并不舒适的化纤面料，在当时引领了鲜亮、挺括的服装风潮。也正是这种“不用从地里长出来的布”，帮助中国人结束了“大改小、旧翻新，补丁摞补丁”的穿衣日子。

“我们能不能也搞点化纤”

新中国成立之初，工农业基础薄弱，吃穿用度各方面，生产的发展都赶不上几亿人生活改善的需求。那会儿大家穿的全是棉布衣裤，而有限的土地顾得了吃（种粮食），就顾不了穿（种棉花），纺织品异常紧缺。

1954年9月，全国启动实施棉布计划定量供应，各地分期按人头发放布票，布料、成衣、床上用品统统凭票购买。1956年，国内遭遇水灾，棉田减产，纺织品供应愈发吃紧，不得不强化“凭票买布”措施，“大小童装和五寸以下的布一律按实收布票；蚊帐布按二折收布票，蚊帐成品的顶布、边布和衣着用的网眼布都按实收布票”。（1957年2月10日，《北京日报》1版）1957年4月，国务院通过决定，该年度第二期布票“一律按面额对折使用”，并向全国人民发出“战胜困难 精打细算 节约棉布”的号召。9月，北京市宣布新一年棉布供应计划，城市居民、大中学生，全年的布票定量由36市尺下调到24市尺。

24市尺是什么概念？一件衬衫做下来要7尺5寸布、一身棉衣要16尺布……布票不够，钱也不宽裕，穿衣必须精打细算、艰苦朴素。再加上纯棉服装容易破损，穿打补丁的衣裤、戴保护衣袖的袖套，成了那个年代的标志。一般人家的孩子一年到头难得穿身新衣裳，不是拾爸爸、妈妈穿旧了的，就是捡哥哥、姐姐穿小了的。

怎么解决老百姓穿衣难？布如何“不用从地里长出来”？根本办法就要靠化学纤维。据报道，毛主席就曾对周总理说：“我们能不能也搞点化纤？不要让老百姓穿衣这么千辛万苦。”

“的确良”，化纤的一种，1950年代在国际上开始流行，也称“达可纶”“涤纶”，有纯纺的，也有跟棉、毛混纺的，通常用来做衬衫。据说这种面料最初在广东按音译被唤作“的确靓”，传至北方后变为“的确凉”，后来大家发现穿起“的确凉”并不凉快，才改成了“的确良”。

“的确良”的“优良”显而易见。尽管不吸汗、不透气，可挺括滑爽、易洗快干，还比棉布结实，“经蹬又经踹、经铺又经盖”，一件顶三件。更重要的是“的确良”虽然贵，但不按实收布票，而是打折收取，对布票不够用的人家是个大好消息。

1960年代初，“的确良”开始在京津沪小批量试制。由于当时中国人还没有从石油到化纤的生产能力，只能靠进口涤纶纤维来开发“的确良”，后来又靠进口聚酯切片来制造涤纶纤维，所以生产出来的产品都尽量用于出口创汇，比如北京产的冰山牌漂白“的确良”、天坛牌衬衫等等。少量在大城市上市或出口转内销的“的确良”料子、成衣，是排大队抢购的紧俏货。直到1970年代，国家决心大手笔引进石化装备，发展化纤工业全产业链，上海金山石化等大厂陆续建成，曾是高档商品的“的确良”才逐渐普及。

街上流行花衣裳

“的确良”带给中国人的，还有巨大的视觉冲击。

1950、60年代，中国没有时装概念，衣服款式基本男女一个样，颜色只有灰、蓝、黑，被外国媒体形容为“蓝蚂蚁”“灰蚂蚁”。而“的确良”的出现，让大家见识到了衣服不但可以周身没有一点“死褶”，还能如此鲜亮，尤其是后来各种花型不断面市，让街头突然流动起了色彩。一时间，想要洋气点，少不了省吃俭用置办“的确良”。

最开始，大家买不到也买不起几件“的确良”衬衫，只能购买“的确良”做的假领子，几件假领轮流穿，每天给人焕然一新、体面高级的感觉。哪个姑娘有件格子“的确良”衬衫，足以引发极高的回头率。1970年代中后期，随着“的确良”普及，姑娘们纷纷穿上小碎花裙子、带里衬的白裙子，走起路来裙角飞扬，男士们则热衷雪白的“的确良”衬衫，不少人还把下摆扎在裤腰里。

对那个年代的时装记忆，在本报报道中可以找到不少记述。有人回忆：粉碎“四人帮”后，自己有幸作为学生代表接待外宾，为此一连几天到亲戚家搜寻装备，最后精选出一双只有在上海才能买到的白边白塑料底方口布鞋，一条表姐舍不得穿的隐条“的确良”长裤，一件妈妈的“的确良卡其”（简称“的卡”）上衣，还戴了圈假领子。这身拼凑出的行头吸引了众人视线，后来好多年都是自己炫耀和臭美的资本。（1994年9月17日，《北京日报》8版《回望那个年代》）

还有人回忆：1970年代初，王府井有家益民商店专卖出口转内销服装，一下子成了沙漠里的绿洲，姑娘们为买一件衣服要在人群里挤上数小时。自己曾在益民买过一件14元钱的长丝“的确良”绣花短衫，商标上绣着“精工巧制”和“made in China”，因为太奢华，只好把它锁进箱子里，直到1978年上大学时才拿出来穿，依然很显眼。（1994年11月21日，《北京日报》7版《时装记趣》）

1957年6月，为节约棉布支援工业生产，华北直属工程公司工人们提出“一年不领工作服”，依靠缝补克服困难。高宏/摄

1989年9月，北京时装节一瞥。叶用才/摄

这个夏天街上流行穿什么？一千个人恐怕有一千二百个答案。但放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说起时髦，绝对绕不过一个词——“的确良”。这种现在看来颇为土气、也并不舒适的化纤面料，在当时引领了鲜亮、挺括的服装风潮。也正是这种“不用从地里长出来的布”，帮助中国人结束了“大改小、旧翻新，补丁摞补丁”的穿衣日子。

“我们能不能也搞点化纤”

新中国成立之初，工农业基础薄弱，吃穿用度各方面，生产的发展都赶不上几亿人生活改善的需求。那会儿大家穿的全是棉布衣裤，而有限的土地顾得了吃（种粮食），就顾不了穿（种棉花），纺织品异常紧缺。

1954年9月，全国启动实施棉布计划定量供应，各地分期按人头发放布票，布料、成衣、床上用品统统凭票购买。1956年，国内遭遇水灾，棉田减产，纺织品供应愈发吃紧，不得不强化“凭票买布”措施，“大小童装和五寸以下的布一律按实收布票；蚊帐布按二折收布票，蚊帐成品的顶布、边布和衣着用的网眼布都按实收布票”。（1957年2月10日，《北京日报》1版）1957年4月，国务院通过决定，该年度第二期布票“一律按面额对折使用”，并向全国人民发出“战胜困难 精打细算 节约棉布”的号召。9月，北京市宣布新一年棉布供应计划，城市居民、大中学生，全年的布票定量由36市尺下调到24市尺。

24市尺是什么概念？一件衬衫做下来要7尺5寸布、一身棉衣要16尺布……布票不够，钱也不宽裕，穿衣必须精打细算、艰苦朴素。再加上纯棉服装容易破损，穿打补丁的衣裤、戴保护衣袖的袖套，成了那个年代的标志。一般人家的孩子一年到头难得穿身新衣裳，不是拾爸爸、妈妈穿旧了的，就是捡哥哥、姐姐穿小了的。

怎么解决老百姓穿衣难？布如何“不用从地里长出来”？根本办法就要靠化学纤维。据报道，毛主席就曾对周总理说：“我们能不能也搞点化纤？不要让老百姓穿衣这么千辛万苦。”

“的确良”，化纤的一种，1950年代在国际上开始流行，也称“达可纶”“涤纶”，有纯纺的，也有跟棉、毛混纺的，通常用来做衬衫。据说这种面料最初在广东按音译被唤作“的确靓”，传至北方后变为“的确凉”，后来大家发现穿起“的确凉”并不凉快，才改成了“的确良”。

“的确良”的“优良”显而易见。尽管不吸汗、不透气，可挺括滑爽、易洗快干，还比棉布结实，“经蹬又经踹、经铺又经盖”，一件顶三件。更重要的是“的确良”虽然贵，但不按实收布票，而是打折收取，对布票不够用的人家是个大好消息。

1960年代初，“的确良”开始在京津沪小批量试制。由于当时中国人还没有从石油到化纤的生产能力，只能靠进口涤纶纤维来开发“的确良”，后来又靠进口聚酯切片来制造涤纶纤维，所以生产出来的产品都尽量用于出口创汇，比如北京产的冰山牌漂白“的确良”、天坛牌衬衫等等。少量在大城市上市或出口转内销的“的确良”料子、成衣，是排大队抢购的紧俏货。直到1970年代，国家决心大手笔引进石化装备，发展化纤工业全产业链，上海金山石化等大厂陆续建成，曾是高档商品的“的确良”才逐渐普及。

街上流行花衣裳

“的确良”带给中国人的，还有巨大的视觉冲击。

1950、60年代，中国没有时装概念，衣服款式基本男女一个样，颜色只有灰、蓝、黑，被外国媒体形容为“蓝蚂蚁”“灰蚂蚁”。而“的确良”的出现，让大家见识到了衣服不但可以周身没有一点“死褶”，还能如此鲜亮，尤其是后来各种花型不断面市，让街头突然流动起了色彩。一时间，想要洋气点，少不了省吃俭用置办“的确良”。

最开始，大家买不到也买不起几件“的确良”衬衫，只能购买“的确良”做的假领子，几件假领轮流穿，每天给人焕然一新、体面高级的感觉。哪个姑娘有件格子“的确良”衬衫，足以引发极高的回头率。1970年代中后期，随着“的确良”普及，姑娘们纷纷穿上小碎花裙子、带里衬的白裙子，走起路来裙角飞扬，男士们则热衷雪白的“的确良”衬衫，不少人还把下摆扎在裤腰里。

对那个年代的时装记忆，在本报报道中可以找到不少记述。有人回忆：粉碎“四人帮”后，自己有幸作为学生代表接待外宾，为此一连几天到亲戚家搜寻装备，最后精选出一双只有在上海才能买到的白边白塑料底方口布鞋，一条表姐舍不得穿的隐条“的确良”长裤，一件妈妈的“的确良卡其”（简称“的卡”）上衣，还戴了圈假领子。这身拼凑出的行头吸引了众人视线，后来好多年都是自己炫耀和臭美的资本。（1994年9月17日，《北京日报》8版《回望那个年代》）

还有人回忆：1970年代初，王府井有家益民商店专卖出口转内销服装，一下子成了沙漠里的绿洲，姑娘们为买一件衣服要在人群里挤上数小时。自己曾在益民买过一件14元钱的长丝“的确良”绣花短衫，商标上绣着“精工巧制”和“made in China”，因为太奢华，只好把它锁进箱子里，直到1978年上大学时才拿出来穿，依然很显眼。（1994年11月21日，《北京日报》7版《时装记趣》）

一度产销不对路

1970年代末，化纤工业全产业链逐步建成，市场上却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同为“的确良”，有的品种老百姓想买买不着，而大家不愿买的品种供应却很多。

1978年10月，记者就北京市面上“的确良纱卡”大量积压，而“的确良府绸”供不应求的现象展开调查。结果发现，府绸用途广，群众十分喜欢，尤其是军绿色府绸，一上市就一抢而空。而纱卡太薄，外观也不大好，一米纱卡比府绸还贵六角钱，所以卖不出去。

奇怪的是，商业部门明知纱卡积压，却继续大量调进。市纺织品公司说出了苦衷：纱卡和棉布一样，都是国家统购统销物资，工厂生产出来了，商业部门就得收购。其实纱卡跟府绸，都是市第二棉纺织厂用同样的纱织成的，生产纱卡的设备只要稍加修改，就可以织府绸。纺织品公司早就向厂方提出调整，但大半年过去了，织机一台也没有改。那么，纺织厂为什么要坚持生产滞销品种呢？原来纱卡的产值比府绸高，如果把纱卡改为府绸，工厂的产值减少，企业就评不上先进，工人就拿不到奖金。

类似“的确良”产销背离的怪现象并非个例。当时，中国还没有市场经济概念。企业按照上级下达的计划和任务生产，不是按照需求生产，至于产出的东西有没有人要，企业不关心。这也导致了普遍的产销不对路。

改革开放的到来，迅速打破了闭门生产。1979年12月5日，本报头版刊文《逐步树立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而生产的正确思想》，报道了纺织部门的变化：过去产值低的品种不干、生产难度大的不干、花色多的不干，现在开始考虑市场需要，确定不同品种的增产、减产、停产。市第二棉纺织厂以前一年调整不了几次品种，织机很少翻改，现在每月都要调整品种，翻改机台。

感受到时代微妙变化的还有第一拨闯市场的人们。大新纺织品公司总经理王玉清回忆：1980年代初，他领着几个待业青年开起了绸布店。当时市民还要凭票买布，买一米“的卡”，需要6元多现金和3寸布票。他看准商机，买了白色“的卡”布，自己送到印染厂加工再拿到店里销售。由于减少了中间环节，这样的“的卡”一米只卖3.6元，而且不需要布票，一天卖了好几万元钱。没想到这被认为是典型的“投机倒把”行为，正等待处理时，统购统销政策取消，国家定调“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商品经济”，这才免了牢狱之灾。（2004年8月19日，《北京日报》12版《邓小平与市场经济》）

“还有使用布票的必要吗”

进入1980年代，棉花连年增产，涤纶混纺布产量比1960年代末增长了三十多倍，纺织品生产已经能够满足老百姓需要。从1982年开始，国家陆续对部分纺织品减收或免收布票，敞开供应，曾经捉襟见肘、无比金贵的布票一时间“家家有余”。1981年11月、1983年1月，国家根据实际成本的变化，连续两次大幅下调“的确良”、腈纶毛线等化纤织品价格，过去价格高昂的“的确良”变得经济实惠。

1983年9月26日，本报印发《还有使用布票的必要吗？》内参。记者在取得大量市场一手材料后，提出取消布票的建议。1983年11月22日，商业部发出通告，宣布从该年12月1日起全国临时免收布票、絮棉票，1984年也不再新印发。通行了30年的布票终于废止。

穿，不再愁了，棉纺织品、化纤织品的种类样式越来越多。到了1980年代中期，风行一时的“的确良”逐渐没落，开始讲究穿得舒适的人们认识到化纤面料不透气、不吸汗的缺点，一统天下的“的确良”衬衫向涤棉、纯棉、牛津纺、丝绸、绒布格衬衫等转变。

时间推移，北京人的穿着打扮、审美情趣不断更新，纯棉织品重新成为时髦，当然，质地、花色都和曾经软塌易破的棉布不可同日而语。而“的确良”，则成为“短缺的时尚”中一段特殊的记忆。

文字：简汐 历史资料：北京日报图文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