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符瑞文化

符瑞，或称之为“祥瑞”“瑞应”“祯祥”“符应”“嘉瑞”“嘉祥”等，是古代帝王承天受命、施政有德的征验与吉兆。符瑞文化生于殷周之际，殷周之际新天道观念的形成是其产生的关键因素，图腾崇拜、征兆信仰、史官文化等因素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符瑞文化产生后，经历了先秦滥觞、秦汉繁荣、魏晋嬗变、六朝整合、唐宋复兴和元明清衰落几个主要阶段，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宗教、礼制、文学等众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符瑞文化与政治。符瑞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政治功能是其基本功能。首先，符瑞文化具有政治建构功能。符瑞文化为王权政治的合法性提供了强有力的天命依据。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较为普遍的思想信仰与观念是：王权嬗替乃天道必然，一切政权的更迭皆由乎天命，取乎天道。然而，“神道阐幽，天命微显”，天命又需要借助符瑞现象来显示。因此，符瑞实际上起着昭示天命、彰显德行的重要作用。正如沈约所说：“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其次，符瑞文化具有政治评价功能。董仲舒说：“至德以受命。”又说：“天瑞应诚而至，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可见，“天命有德”“瑞应之来，必昭有德”的符瑞理念，使德行、德政和德治直接与君王关涉。符瑞不仅是王者承天受命的天意灵征，更是王者圣德充溢的天意嘉奖。这样，符瑞文化不仅以天命、征兆与王权、德行的完美契合构建了我国古代王权统治合法性的理论根据，同时也构建了统治阶级自我肯定、自我宣扬和自我美化的评价机制，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提供了有力的思想资源。这种对功德的宣扬、太平的粉饰又从某种层面上增强了王权政治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了王权政治的统治。最后，符瑞文化具有政治调节功能。符瑞显现促使统治阶层调整统治策略：或改元以应天瑞，如汉武帝因获白麟、得宝鼎改元元狩、宝鼎；或立祠设祭，以合符应，如秦献公因栎阳雨金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或赏赐功臣、大赦天下以收揽人心，如汉宣帝时，每有符瑞显现，就遍赐群臣、大赦天下。这些举措缓和了阶级矛盾，加强了统治阶级的凝聚力，形成了统治阶级内部别具特色的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和自我完善的运行机制。

符瑞，或称之为“祥瑞”“瑞应”“祯祥”“符应”“嘉瑞”“嘉祥”等，是古代帝王承天受命、施政有德的征验与吉兆。符瑞文化生于殷周之际，殷周之际新天道观念的形成是其产生的关键因素，图腾崇拜、征兆信仰、史官文化等因素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符瑞文化产生后，经历了先秦滥觞、秦汉繁荣、魏晋嬗变、六朝整合、唐宋复兴和元明清衰落几个主要阶段，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宗教、礼制、文学等众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符瑞文化与政治。符瑞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政治功能是其基本功能。首先，符瑞文化具有政治建构功能。符瑞文化为王权政治的合法性提供了强有力的天命依据。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较为普遍的思想信仰与观念是：王权嬗替乃天道必然，一切政权的更迭皆由乎天命，取乎天道。然而，“神道阐幽，天命微显”，天命又需要借助符瑞现象来显示。因此，符瑞实际上起着昭示天命、彰显德行的重要作用。正如沈约所说：“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其次，符瑞文化具有政治评价功能。董仲舒说：“至德以受命。”又说：“天瑞应诚而至，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可见，“天命有德”“瑞应之来，必昭有德”的符瑞理念，使德行、德政和德治直接与君王关涉。符瑞不仅是王者承天受命的天意灵征，更是王者圣德充溢的天意嘉奖。这样，符瑞文化不仅以天命、征兆与王权、德行的完美契合构建了我国古代王权统治合法性的理论根据，同时也构建了统治阶级自我肯定、自我宣扬和自我美化的评价机制，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提供了有力的思想资源。这种对功德的宣扬、太平的粉饰又从某种层面上增强了王权政治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了王权政治的统治。最后，符瑞文化具有政治调节功能。符瑞显现促使统治阶层调整统治策略：或改元以应天瑞，如汉武帝因获白麟、得宝鼎改元元狩、宝鼎；或立祠设祭，以合符应，如秦献公因栎阳雨金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或赏赐功臣、大赦天下以收揽人心，如汉宣帝时，每有符瑞显现，就遍赐群臣、大赦天下。这些举措缓和了阶级矛盾，加强了统治阶级的凝聚力，形成了统治阶级内部别具特色的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和自我完善的运行机制。

符瑞文化与宗教。符瑞文化是中国古代宗教文化或宗教意识的一部分，强化君权天授的政治观念、弘扬神道设教的伦理思想，具有巨大的道德作用，同时也具有劝善惩恶的宗教功能。尤其是随着谶纬神学的盛行，符瑞文化中德行因素得到凸显和泛化，不仅是统治者的为政之德，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道德伦理规范也都与符瑞相关涉。《孝经左契》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则凤凰巢。”《瑞应图》曰：“王者仁义，则紫脱见。”《礼稽命征》曰：“王者制礼作乐，得天心，则景星见。”这些文献中，孝悌、仁义和礼乐等德行范畴都被包括进去。凡恪守德行规范，天便降下符瑞，否则就降之以灾异。这种思想信仰的内在逻辑是“以类相召”的“天人感应”观念。实际上是“善恶报应”思想的反映，是对中国古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类思想的继承和提升。因此，儒学宗教化、道教诞生、佛教传入均出现在符瑞思想流行的汉代社会便不足为奇。此后，在符瑞思想流行的魏晋六朝以及隋唐时代，佛、道二教深受符瑞文化影响，进而多向互动也就成为大势所趋。如著名道士陶弘景、寇谦之，僧人昙无谶、释玄畅等人，他们通晓图谶，倡导、援引，甚至造作天命符瑞，或借以自神其身，增强宗教的神圣性，从而赢得了大众信仰；或借以向皇权靠拢，发挥其“资于治道，辅翼王化”的政治作用，从而获得了皇权支持。这些举措都使佛、道二教获得了长足发展。

符瑞文化与礼制。隋文帝杨坚曰：“王者承天，休咎随化，有礼则祥瑞必降，无礼则妖孽兴起。治国立身，非礼不可。”礼作为“天地之序”，在古代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是必须躬身践行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而符瑞是天降吉兆，是天人感应的体现。天降瑞兆，人君必须恭领天命，践行一定的礼仪规范来作为答谢。因此，“符瑞昭晢，宜答天神，以光上帝”，是历代统治者倡导王权天授及符瑞思想的基本逻辑。出于这种目的，每当有奇异兆征显现并被判定为符瑞时，各种形式不一、规模有别的祭祀礼仪便随之举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既定的礼仪制度。周成王时见“凤皇”“蓂荚”之瑞，周公与成王沉璧河、洛以祭神；文帝时见黄龙之瑞，文帝郊见雍五畤；汉武帝时见一角兽之瑞，武帝“荐五畤，畤加一牛以燎”祭神；三国时期吴主孙权屡获嘉瑞，登坛燎祭以奉天神。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更有甚者，若众瑞并至，则“报告成功，封禅以答之”。《尚书·中候》曰：“自昔古帝王，功成道洽，符瑞出，乃封泰山。”封禅是古之帝王祭祀天地、报告成功的盛大典礼。符瑞文化与封禅礼仪都只与帝王有关，一为天意嘉奖，一为盛礼答谢，二者完美契合：一方面，符瑞显现引发封禅动议并进而促成封禅典礼的举行；另一方面，封禅典礼的举行又需要符瑞显现作为其天命依据。因此，符瑞成为祭祀礼仪特别是封禅典礼能否举行的重要条件。

符瑞文化与文学。刘勰在《文心雕龙·正纬》中说：“白鱼赤鸟之符，黄银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符瑞文化有助于文章，是不争的事实。在符瑞文化流行的时代，文学创作“用瑞”是极其普遍的现象。“用瑞”是指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援引符瑞或直接以符瑞为述写对象。“用瑞”是文学与符瑞文化关联的重要形式。文学创作“用瑞”含有颂美时政、粉饰太平的政治目的。文学创作“用瑞”的普遍性，既表征符瑞文化在此时期的流行，又表明文学文本、颂美主题与符瑞所具备的颂美功能相契合。以诗歌为例，“用瑞”主要表现在溢美时政的政治诗歌中，仅就《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来看，它辑录汉至隋时期的乐府歌辞，其中郊庙歌辞、燕射歌辞、舞曲歌辞、鼓吹曲辞分别为347、126、85和71首，相应的“用瑞”诗歌就有92、40、20和28首。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一旦文学创作较多地关注政治，服务王权、歌颂帝德，符瑞文化潜在的颂扬功能便会被激起。久成惯例，屡见不鲜。因此，一旦颂声兴起，符瑞文化与文学契合的历史情境重复显现，符瑞文化必然会现身于中国文学的殿堂。这是符瑞文化与文学关联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