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西藏时毛泽东第一反应　给养供应麻烦多

西藏和平解放是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进行的。由于当地特殊的政治社会状况和险恶的地理交通条件，进藏部队的补给供应是否通畅就成为能否顺利解放西藏的关键。毛泽东对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高度重视，做出一系列决策进行指导。这些决策不仅保障了进藏部队的物资供应，而且对此后经营西藏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解决西藏问题，“给养供应麻烦多”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西藏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完成全国统一大业的题中应有之义。西藏的解放是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顺利发展，于1949年开始逐步提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的。1949年2月，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会见了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A.米高扬一行。谈话中，在展望解放战争的进程时，毛泽东谈到了西藏问题。他指出：解放全国，“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一）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二）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就迄今为止所公开的材料来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到“解决西藏问题”，而毛泽东对大军进藏的第一反应就是“给养供应麻烦多”。

西藏和平解放是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进行的。由于当地特殊的政治社会状况和险恶的地理交通条件，进藏部队的补给供应是否通畅就成为能否顺利解放西藏的关键。毛泽东对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高度重视，做出一系列决策进行指导。这些决策不仅保障了进藏部队的物资供应，而且对此后经营西藏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解决西藏问题，“给养供应麻烦多”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西藏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完成全国统一大业的题中应有之义。西藏的解放是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顺利发展，于1949年开始逐步提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的。1949年2月，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会见了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A.米高扬一行。谈话中，在展望解放战争的进程时，毛泽东谈到了西藏问题。他指出：解放全国，“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一）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二）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就迄今为止所公开的材料来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到“解决西藏问题”，而毛泽东对大军进藏的第一反应就是“给养供应麻烦多”。

毛泽东的这一看法是正确而深刻的，抓住了进军西藏的要害和关键。“给养供应麻烦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环境恶劣，交通不便。当时从康定、西宁骑马或步行到拉萨，要翻雪山、渡激流、趟冰河、过索桥，一般行程均在三四个月以上，补给运输之困难可想而知。二是政治社会情况复杂。解放前的西藏是全国各省区中唯一没有建立起党的组织体系的地方，党对群众的影响几乎空白。部队进藏沿途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处于土司头人和寺庙的统治之下，匪患肆虐、人心不稳，根本不可能承担供应大军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之下，进军西藏最大困难莫过于补给，一旦粮草弹药不济，解放军将不战自败，甚至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毛泽东在指导解放西藏的过程中，对后勤补给始终高度关注。早在谋划解放西藏之初，毛泽东就曾为此向苏联请求空军支援。1950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提出了在人民解放军对藏军事行动中请苏方提供空军支援的要求。在解放新疆的军事行动中，苏联已经提供了类似帮助，把解放军运往新疆。毛泽东对斯大林说：“您派往中国的飞行团给了我们巨大帮助，运送了大约一万人。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对您的援助表示感谢，并请您把这个飞行团继续留在中国，帮助准备进藏的刘伯承将军运送粮食。”斯大林答复：“你们准备进军西藏这很好。关于飞行团我们要同军方商量一下，然后再给你们答复。”（〔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估计是因为技术方面的原因，此项空军支援后来并未落实。部署昌都战役期间，毛泽东于1950年8月18日致电西南局询问部队进军的情况，提出的三个问题中，就有两个是关于补给运输的：“（一）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长道路是否能随军队攻进速度修筑通车；（二）昌都能否修建机场及是否适于空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接到西南局“飞机到昌都上空是有可能的”答复及“增三十架飞机”用于空投粮食的请求后，他立即致电周恩来和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李涛，指示他们分头督促空军司令部尽快筹备三十架飞机，并特别嘱咐“三十架飞机要是高空使用的，驾驶员亦须适合此项条件”（《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5页。），同时命令立即赶修甘孜机场。23日毛泽东再次致电西南局、西北局，询问：“你们一万六千人由甘孜向昌都进军，粮食全靠部队携带及耗牛载运，其中三千人须有过冬粮食，准备撤回的主力一万三千人至少须有往返期间三个月粮食，甘孜是否已有这样多的粮食，部队及耗牛是否有这样大的运输力，仍望查告”，“昌都等处可能购买一部粮食及肉类，你们是否已准备一批金银及藏民需要的货物如绸茶等带去”。（《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2、93页。）1951年1月29日，毛泽东又致电西南军区，询问十八军入藏物资准备情况。电报中说：“入藏部队必须携带之皮衣、皮帽、帐篷、饭锅、水桶、黑矾、大蒜、料袋、牛绳等二十余种物品，十八军是否业已准备好，望查告。”《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42页。电报中对入藏部队所需物品一口气列了9种，细至“大蒜”、“牛绳”，部队物资供应在毛泽东心目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二、“进军西藏，不吃地方”

既然交通不便，运输困难，那么进藏部队物资供应问题怎样解决，能否大量就地采购？这一想法在最初考虑解决西藏问题时，就被毛泽东断然排除。邓小平1950年7月21日曾说：“毛主席对西藏问题就确定了两条，第一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二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员会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1950年12月，毛泽东在给西藏阿里两位地方官员的信中，进一步指出：“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决不侵扰老百姓。”（《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36页。）“不吃地方”成为部队后勤保障的总方针。

毛泽东提出这样的方针，很可能是总结了红军长征的历史教训。他知道，青藏高原地广人稀，高寒缺氧，生产水平低下，加上社会制度落后，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广大藏胞的生活十分贫穷，更谈不上供应几万大军。红军长征时擦了西藏的边儿，三个方面军都从四川、西康藏区穿过，对此有过切身体验。1950年7月，邓小平在谈西南少数民族问题时，也提到：“红军北上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一些犯纪律的事，那时饿慌了，没有办法……这次我们到那里，一些藏族人士也很坦白地说，那时把粮食吃光了，心里不愿意。”（《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96页。）所以，这个地区的人民到现在对共产党的政策半信半疑。邓小平由此得出结论：进军西藏，经营西藏，要由民族团结入手，重视经济问题的解决，经济问题也可能引起政治问题。（参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如果我们只给人家一个民族区域自治的空头支票，而把人家的粮食吃光，这是不行的。”（《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200页。）邓小平的看法也是当时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共识。

大军西行，粮秣自备。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西南局、西南军区提出了进军西藏“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口号，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组织后方运输。首先，组建了支援运输司令部，并着手建设甘孜后勤基地，在雅安至甘孜沿途设立兵站。同时，“不惜一切代价”突击抢修雅安至甘孜路段。除了已通公路的地段用汽车、马车运输外，还组织了大批牦牛运输支援进军。另外，还加大了部队人员的携行量。进军的运输补给是按人头逐日计算的。战士除武器装备外，每人要携带10日的粮食，平均负重七八十斤。（参见《解放西藏史》编委会编《解放西藏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页。）战士们背着粮食行军，过去人们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进藏部队却是“兵马出动，粮草同行”。后来，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回顾当年运输补给的艰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从1950年4月至12月，先后组建了廿二个兵站，三个航空地后勤站，经常使用500辆汽车，3300头骡马，358辆胶轮大车和大批牦牛，形成空中和地面、军队和地方、人力和畜力、现代和原始的多层次多手段的立体运输，大力向甘孜、昌都地区抢运粮食，才基本上保证了当年的进军，即使这样，154团还一度断粮，靠野菜、地鼠充饥才支撑下来。”（党雨川：《张国华同志在西藏》，《西藏党史资料》1994年第1、2期合刊，第13、14页。）

三、“一面进军，一面筑路”

张国华所说“保证了当年的进军”指的是靠多种运输措施基本保证了部队进军昌都。“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后，随着部队由昌都向拉萨继续前进，运输补给线不断延长，粮食和物资供应越来越困难。特别是1951年下半年，十八军部队陆续进入拉萨，虽后方部队大力组织运输，但由于路途遥远（内地至拉萨运输补给线长达2500多公里），路上损耗大，物资供应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许多部队和进藏工作人员处于半饥饿状态，形势相当严峻。

改善交通是保障供应的关键。形势的发展使向西藏修路变得刻不容缓。“西藏的公路建设，是有关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整个西藏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重大的首要问题。如果推迟三至五年完成，长期由牦牛驮运，不仅使今后在工作（上）均处于被动地位，且脱离群众，很可能使经济上的问题发展下去，而有引起政治上变化的危险。”（《解放西藏史》，第261页。）于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了“一面进军，一面筑路”的方针，决定修筑康藏、青藏公路。

康藏公路是从西南进入西藏的通道。1950年公路从成都只通车到雅安，经过西南军区的抢修，8月下旬公路通甘孜。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筑路的指示发出后，西南局、西南军区立即开始康藏公路甘孜至拉萨路段的修建。毛泽东闻讯欣然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87页。）之后，毛泽东又亲自审核康藏公路昌都至拉萨的定线方案康藏公路通车昌都后，面临昌都至拉萨路线的选择问题。在此之前，筑路指挥部已派出数支勘测队，勘测了通往拉萨的南、北、中三条线路。1952年8月，工程委员会在昌都召开定线会议。经过反复论证比较，会议倾向于走南线，即昌都经邦达、波密、林芝至拉萨。9月中旬，筑路指挥部司令员陈明义和政委穰明德带领有关人员到重庆，向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汇报定线问题。贺龙司令员仔细询问了有关情况后，赞成走南线，并把这一方案上报中央。，并于1953年1月1日正式确定了路线走向。（参见《解放西藏史》，第263页。）

青藏公路是由西北进入西藏的通道。修筑青藏公路，也早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关注。昌都战役后，为准备继续进军，西南军区于1950年12月9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公路“从玉树经黑河到拉萨线，比较从昌都经三十九族太昭到拉萨线要易于修筑，因前者是高原的脊背较平。据报，后者则山大河多，困难特多”（《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39页。）。毛泽东于1951年1月4日向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明确指出：“是否令西北负责修玉树、黑河、拉萨公路？”（《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38页。）5月25日，毛泽东发布的进军训令中，责成西北军区负责修筑西宁－－黄河沿－－玉树－－囊谦－－类乌齐－－丁青公路和派人对敦煌－－柴达木－－黑河－－拉萨线路进行实地勘测。（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西北军区遵此训令作了部署，并在当年开始了青藏公路的线路勘察和修筑工作。

为修筑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西南局、西北局陆续投入了11万部队和筑路工人、藏族民工以及800多名工程兵技术人员，经过4年多的艰苦劳动，于1954年12月25日使两条公路同时通车拉萨。康藏公路东起西康雅安（当时西康省的省会），西至西藏拉萨，全长2255公里。1955年10月，西康省撤销，康藏公路改称川藏公路，并改为以四川成都为起点，全长2416公里。青藏公路从西宁到拉萨，全长2100公里（后经改建全长1948公里）。这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交通的历史。毛泽东为此题词：“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08页。）

康藏、青藏公路通车拉萨后，每年由汽车运入西藏的粮食、物资约10万吨，基本保障了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的物资供应。人民解放军在西藏站稳了脚跟。

四、“生产与筑路并重”

筑路是解决进藏部队运输补给的关键，但道路的修建比较缓慢，需要较长的时间。1950年毛泽东发布的进军《训令》中，对修路的任务规定为：“甘孜－－昌都－－丁青－－乌所－－太昭－－拉萨公路由十八军负责抢修，力争于明年年底完成。”（《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第51页。）此后，毛泽东对修路的艰巨性有了较充分的认识，指出：“康藏公路短期难通”（《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60页。），“明年（指1952年－－引者注）修通是不可能的，也许需要两年至三年才能修通”（《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54页。）。公路缓不济急，牦牛运力有限，为解进藏部队物资之急需，毛泽东又适时提出了“生产与筑路并重”的方针，指示前方部队在进军的同时，开展生产自救。

还在先遣部队刚到拉萨、十八军主力尚在进军途中时，毛泽东就于1951年9月13日电告邓小平：部队进藏后“（公路）也许需要两年至三年才能修通（拉萨）。似此，如果我军不从事生产，则给养将成严重问题，靠藏政府供给，或靠购买，则对藏民影响不好。因此请你考虑是否可以定为生产与筑路并重，即令甘孜到拉萨沿途所驻部队以一部分担任生产，以一部分担任筑路，在生产季节以较多的人从事生产，在其他季节则以全力筑路。”“此点在现在就应确定，以便在冬季有所准备。”（《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54页。）

十八军主力抵拉萨后，1952年4月6日，毛泽东在《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又指出：在西藏“我们惟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公路即使修通，也不能靠此大量运粮。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入藏，但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将来有一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去。”“凡此均须依靠精打细算，生产自给。以这一条最基本的政策为基础，才能达到目的。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61、62页。毛泽东未雨绸缪，适时提出“生产与修路并重”的方针，为解决进藏部队的物资补给问题，争取在藏站稳脚跟指明了方向。刘伯承对毛泽东的这一方针进一步阐述道：部队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生产，历代王朝在边疆也搞戍边屯垦，我们叫建设边疆。（参见李觉：《回忆和平解放西藏》，《西藏党史资料》1993年第1期，第33页。）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西南局、西南军区立即进行部署，并强调“搞好生产是进藏部队长期的一项中心任务”。部队进驻拉萨后不到20天，还没有消除千里行军的疲劳，即以战斗姿态投入大开荒运动。1952年2月，西藏军区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主要研究的就是开荒生产问题，会议提出了“开荒生产，自力更生，站稳脚跟，建设西藏，保卫边防”的战略方针，号召各部队“向荒野进军、向土地要粮、向沙滩要菜”。随后，进藏工作人员也相继加入，开荒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从1951年冬到1954冬，共开垦荒地61000亩，修水渠20000多米，收粮食35万多公斤，土豆76万多公斤，蔬菜600多万公斤，缓解了物资供应危机，帮助部队熬过了进藏初期那段最艰难的岁月。

五、深远的历史影响

如上所述，为保障部队的物资供应，毛泽东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针对补给中出现的问题，制定了“不吃地方”、“一面进军，一面筑路”、“生产与筑路并重”等相关决策，指示部队所需粮草弹药及衣、食、住、行所需物资绝大部分从内地运来，在当地只作少量采购；部队在进军的同时，应担负修路、生产的任务；部队到达西藏后，仍由中央保障供应，不增加西藏的负担。毛泽东的考虑是深远的，他制定的后勤决策，立足于民族团结，着眼于西藏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这些方针的实行，不仅保障了进藏部队的物资供应，使解放军顺利进军西藏并站稳脚跟，而且产生了超出军事意义的深远历史影响。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由于西藏的贫困，粮食问题是西藏地方政府最大的担心和阻止解放军进藏最主要的借口之一。1950年12月17日，西藏地方政府制订的关于和谈的五项条件中，第四项即以“西藏地区农田不多人口也少，缺乏食物，百姓易遭饥荒”为由，要求“汉政府军队撤回内地”。（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和平解放西藏》（内部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十七条协议”签订4个月后，噶厦召开机要扩大会议，会议连续讨论了3天，最后写了一份会议纪要呈报给达赖，其中拒绝解放军进藏的一条主要理由就是“应向中央说明西藏和汉族不同，一年只收一季粮食，且收成极差，即使秋收季节，食物也很短缺”（陈竞波：《先遣进藏与统战工作》，《西藏党史通讯》1988年第1期，第18页。）。“不吃地方”化解了西藏上层的担心和恐惧，促进了和平解放西藏的顺利实施。1951年中央和西藏地方代表谈判时，焦点问题之一是人民解放军进藏问题。西藏地方的和谈代表土丹旦达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关于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这一条，我们鉴于噶厦曾交待不得许诺，所以不愿接受。”（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和平解放西藏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页。）在中央代表反复劝说下，首席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首先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意见，并劝说其他代表也逐渐接受了这一意见。事后，阿沛回忆这段经历说：“我们代表团一致认为，向边境派部队守卫，是一个国家的责任，不派不行。特别是中央确定进藏的边防部队由中央供给，不让地方负担，这样，更没有理由不同意。”（阿沛·阿旺晋美：《回顾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27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这一方针后来还长期影响了西藏的财政政策和体制。195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将毛泽东提出的“不吃地方”进一步明确规定为：“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和平解放西藏》（内部本），第129页。）后来军政委员会撤销，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建立，有关行政开支和筹委会组织兴办的各项事业也由中央政府负责。1952年西藏地方财政建立之后，中央逐步通过财政管理法规、预算管理制度将“以中央财政全额拨款方式，逐步发展西藏的农工商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治藏方略长期固定下来，成为基本财政政策。从这年起，进藏机关内部实行配给制，西藏经济建设的开支全部由中央负担，此后就形成了西藏地方政府靠中央政府支付为主的供给型财政体制。1959年毛泽东对这种财政体制做了言简意赅的说明：“西藏工委和军区的全部工作经费，完全由中央负责，不从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中开支。西藏无力举办的事，中央还可以帮助。”（《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00页。）

向西藏修路在根本上解决进藏部队物资供应的同时，也改变了西藏长期封闭的状态，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加拿大学者谭·戈伦夫高度评价这些公路对西藏发展的促进作用。他说：上世纪50年代中共在西藏“最重要的建树是修筑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批公路”，“无论从经济上或军事上看，这些公路将成为变革的最伟大的先驱”，“这些公路使从中国内地运来的某些主要商品的价格下降。如两年内，茶的价格降低三分之二。由于这些公路的建成，一辆汽车用两天时间运送的货物就等于过去60匹牦牛12天运送的物资”。（〔加〕谭·戈伦夫著，伍昆明、王宝玉译《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7、178页。）

进藏部队和进藏工作人员开荒生产的实践，更是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还产生了良好的群众影响。1954年3月，中央全面评价了西藏部队、地方机关农业生产对站稳脚跟、团结西藏人民、带动群众生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指出：这种增产的数量，纵然很少，甚至从财政上来说是得不偿失的，但它的实际意义却很重要，它在藏族人民中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多杰才旦、江村罗布主编《西藏经济简史》（上），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由于上述方针政策的执行，西藏物价基本稳定，实现了毛泽东“藏民的生活水平不因我军入藏而下降”的目标，直接而有力地争取了民心，促进了和平解放西藏的顺利实施，而且发展了西藏地方经济，增进了民族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