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幸存者回忆往事：被残暴日军灌药终身未育

【人物档案】汤根珍，97岁，湖南岳阳人。她是湖南最后一名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1938年，汤根珍被迫沦为“慰安妇”，其间，她被侵华日军强行灌避孕药，致终身未育。

今年6月，记者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岳阳市郭镇乡建中村，看望汤根珍。老人瘫痪在床，但精神不错、思维清晰，她含泪回忆了那段不堪回首的遭遇。

1938年，汤根珍18岁，长得非常俊俏，是当地“一枝花”。汤根珍记得，当时，有一个叫张康民的单身汉给日军当特务，将她的名字报给了日军，日军就来抓她。那次汤根珍藏进了麻布大山，躲过了日军。

汤根珍的邻居、今年89岁的张春光老人说，日军第一次来抓汤根珍，他至今还记得。当时他在汤根珍家，和汤根珍同母异父的弟弟张存后一起玩。日军没有搜到汤根珍，就逼着张存后说出姐姐下落。张存后只有12岁，他不肯说，就被日军狠狠地摔在地上。

当天晚上，又饿又累的汤根珍刚被母亲从山里接回家，日本兵又来抓人。母亲将汤根珍藏在一道夹墙里，日军再次搜寻未果，非常生气，将干柴堆在堂屋里说：“再不出来，就把这屋子烧了！”

日军的威胁汤根珍记得清清楚楚，她说：“我当时就想，这房子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不能躲着连累了一家人，所以我自己走出去了。”后来，她被日军带走了。和她一起被抓的还有当地另外3名姑娘，都被送到了日军位于汤家排的营地。当晚，汤根珍就被选出来，送给了上田队长，做了他的“姑娘”。

【人物档案】汤根珍，97岁，湖南岳阳人。她是湖南最后一名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1938年，汤根珍被迫沦为“慰安妇”，其间，她被侵华日军强行灌避孕药，致终身未育。

今年6月，记者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岳阳市郭镇乡建中村，看望汤根珍。老人瘫痪在床，但精神不错、思维清晰，她含泪回忆了那段不堪回首的遭遇。

1938年，汤根珍18岁，长得非常俊俏，是当地“一枝花”。汤根珍记得，当时，有一个叫张康民的单身汉给日军当特务，将她的名字报给了日军，日军就来抓她。那次汤根珍藏进了麻布大山，躲过了日军。

汤根珍的邻居、今年89岁的张春光老人说，日军第一次来抓汤根珍，他至今还记得。当时他在汤根珍家，和汤根珍同母异父的弟弟张存后一起玩。日军没有搜到汤根珍，就逼着张存后说出姐姐下落。张存后只有12岁，他不肯说，就被日军狠狠地摔在地上。

当天晚上，又饿又累的汤根珍刚被母亲从山里接回家，日本兵又来抓人。母亲将汤根珍藏在一道夹墙里，日军再次搜寻未果，非常生气，将干柴堆在堂屋里说：“再不出来，就把这屋子烧了！”

日军的威胁汤根珍记得清清楚楚，她说：“我当时就想，这房子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不能躲着连累了一家人，所以我自己走出去了。”后来，她被日军带走了。和她一起被抓的还有当地另外3名姑娘，都被送到了日军位于汤家排的营地。当晚，汤根珍就被选出来，送给了上田队长，做了他的“姑娘”。

汤根珍哭了两个晚上。上田掏出手枪恶狠狠地说：“再哭，打死你！”“当时我只要不从就会被打。必须待在屋子里，出门也要被打。”汤根珍一边说一边挽起袖子，露出变形的手臂——这根突出的骨头就是当时伤着的。有一次因为她不听话，上田拽着她狠狠摔在地上，他穿着军靴，一脚踩在她的手臂上，骨头被踩断了。后来这个手臂再也使不上劲，干不了重活。这么多年了，只要一到阴雨天，骨头就疼。为了防止她逃走，白天，上田将她锁在一间小屋里，晚上再来折磨她。回忆起那段经历，汤根珍泪流不止：“我作了什么孽啊，要受那样的罪……”

在汤家排，汤根珍日复一日地在噩梦中挣扎，被折磨了近一年。上田换防，汤根珍又被带到了新开塘的日军营地。她记得，来到新开塘后不久的一天，上田从一个红颜色盒子里取出一些粉剂叫她服下。“我不知道是什么药，不肯吃。但几个日本兵将我按住，掰开嘴灌了下去。”汤根珍说，后来，她才知道那是避孕药。跟她一同被抓的另外3名女孩，命运比她还惨。她们被分别标上不同代号，关押在不同的屋子里，日军在外面排起长队，凭票发泄兽欲。因为都被灌了这种避孕药，汤根珍和那次一同被抓去的3名姑娘尽管后来都成了家，但都没有生育。

往事成灰，但精神上的折磨却是一场“无期徒刑”。“不能想，不能回忆，想起来整夜睡不着，心口疼……”汤根珍抹着眼泪说，“心里恨啊，没法忘掉，到死都忘不掉。”

这段屈辱经历，汤根珍从不跟任何人说，但在当地已是近乎公开的秘密。后来，汤根珍跟同村的一个小她4岁的小伙子结了婚。“他从湖北一个人逃荒到我们村，然后留在村里。我们都是苦命的人，决定一起过下去。”汤根珍说，他待她很好，重活累活都不用她干，好吃的省给她吃。他也知道汤根珍那段痛苦的往事，但他从来不提。

说起后来的生活，汤根珍渐渐平静，脸上还露出了笑容。她不能生育，后来就领养了一个孩子。如今，老伴已经去世20多年，她还常常念叨他的好：“他是个好人，遇到他是我的福气。”

目前，汤根珍瘫痪在床已经3年。她和养子一家生活在一起。记者看到，老人房间是旧式的床铺和衣柜，收拾得干净整洁。汤根珍告诉记者：“子孙们都很孝顺，孙子昨天才来看我，孙女还给我买了轮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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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越翻越薄的历史：“慰安妇”幸存者黄有良去世

文／记者李金红、卜多门、陈思武

黄有良（生前资料图片）

黄有良老人终究没有等来她大半生都希望得到的道歉和正义。

一间小瓦房，成为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黄有良人生旅途中的终点。饱受屈辱与沧桑的这位老人，12日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的家中离世，终年90岁。

在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当天，她的葬礼在乙堆村举行。

随着黄有良老人离世，中国大陆所有“慰安妇”原告均已逝世。自1995年起，中国大陆24位“慰安妇”幸存者作为原告、在4个起诉案中控告日本政府，全部败诉。

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统计，目前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慰安妇”幸存者仅剩14人。其中，4人生活在海南。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20万以上的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的性奴隶。

在黄有良离世前的一星期，记者探访了老人，见证了她在人世的最后时光。

越翻越薄的历史

黄有良患有严重风湿，体重不足40公斤，生前已经不能下床，只能蜷缩在一张漆色脱落的木床上。屋内物品、家具并不多，一张木桌上零散放着三个塑料盆和碗筷等生活用品，墙上一根细绳上挂着几件老人的衣服，拐角处一部轮椅已落满灰尘。屋里唯一有点生机和亮色的，是邻居送来的一只3个月大的小猫，在老人身边窜来窜去。

一天中大多时候，黄有良都在呆坐中度过。“我老了，在等死，没有什么办法。”黄有良说。

离黄有良家约50公里远的另一位受害者、本号镇宿风村的卓天妹情况也不容乐观，今年92岁的她已卧病不起。

12天前，傍晚时分，当看到记者的镜头，卓天妹试图坐起来说些什么，但她的喉咙里总有一口痰卡着，喃喃自语了几句黎族方言后，便没有了力气，很快躺下。儿媳陈玉琼说，几天前老人气喘加重。

“这是越翻越薄的历史。”从事“慰安妇”调查20余年的志愿者陈厚志叹息，海南仅存的4名“慰安妇”幸存者均已过90岁。这是她们在人世的最后时光。

令人发指的罪行

从1993年起，原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符和积开始实地调研并记录日军侵琼暴行，“慰安妇”幸存者也开始走进他的视野。

这段屈辱往事，似乎是“慰安妇”幸存者们回忆的禁区。

符和积调查记录黄有良的“慰安妇”经历时，黄有良一直缄默不语，只在征得丈夫同意后，她才鼓起勇气，道出往事。伤疤被撕开后，黄有良痛哭流涕，数夜难眠。直到那时，儿子才第一次知晓，原来自己的母亲就是曾在电影中看到的“慰安妇”。

据符和积耗时三年撰写的《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一书记载，1941年，日军入侵了黄有良的家乡。当年10月，15岁的黄有良在收割水稻时被日军撵至家中并遭到性侵。之后日军夜夜上门，她只好躲进了邻居家。找不着人的日军就对黄有良的父母拳打脚踢，黄有良只能放弃躲藏和反抗。转过年，日军将她抓进了“慰安所”，年轻的黄有良在那里受尽欺凌。不少同伴因不堪折磨而自杀。

暗无天日的生活过了两年，一位村民壮着胆子向日军谎称黄父去世，央求放黄有良回家奔丧，她这才逃离了“慰安所”。之后，家人在村里起了两个坟堆，假装是自杀的黄有良和其父的坟墓。随后，一家人连夜逃往100多公里外的保亭县。直到日军战败，她才敢回到家乡，后来嫁给了患有麻风病的丈夫。

卓天妹的情况更为悲惨。在四年时间里，卓天妹除被迫充当“慰安妇”外，还要给日军挑水、洗衣、煮饭。在强暴、殴打、劳累、饥饿的多重打击之下，卓天妹的身体终于被击垮。直到日本战败，她才回到家。彼时，她的父母都已离世。

不该忘却的记忆

91岁的李美金和92岁的王志凤都住在澄迈县中兴镇土龙村。由于媒体采访和外界关于“慰安妇”的调查，她们的“慰安妇”身份近些年才被村民知晓。

1940年，王志凤在澄迈县山口村家中被日军强掳，关押在附近的大云墟据点。一年后，李美金在澄迈县茅圆村被掳，关押在日军设在隔壁临高县加来机场的据点。

日军投降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两位女孩再也没有提过自己的这段经历，都选择偷偷嫁人，恰巧都远嫁到了土龙村。

为了守住秘密，王志凤前后四次搬家，丈夫去世时也不知道她此前的痛苦经历。王志凤夜里仍会做噩梦，这几年睡眠也越来越差。

家住万宁市大茂镇进坑村、91岁的陈连村身体状况略好一点。虽然她还能做家务，但单靠自己，再也走不出自家大院。天黑之前，她都要回到自己的房间。儿子将老人卧室里的电视机搬走了，因为母亲看到电视剧中的日本人依然感到害怕。

当年最早一批开展海南“慰安妇”调查的符和积已经68岁了。他不知道今年五月份另一位赴日上诉的“慰安妇”幸存者陈亚扁已经逝世。

“还有一些健在的，只是年岁已高，记忆模糊了。这是不该忘却的记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