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沿大运河北上的文化绝响

潜行阅古今的京杭大运河，似飘拂在华夏民族胸前的一缕白色长髯，捋动它的是一个民族的万丈豪情。它在履行属于自己的神圣使命的伟大历程中，不断演化，演化成了偌大的文化符号，演化成了一条文化带，演化成了漫长的遗产长廊：城有北京、天津、沧州、德州、济宁、扬州、苏州、杭州……物有陶瓷、丝绸、园林……桥有万福、清明、宝带、枫桥、广济、拱宸……书有三国、水浒、西游、红楼、三言二拍……戏曲有昆曲、评弹、越剧……特别是孕育滋润了国粹京剧，成为大运河留给世界的文化绝响。

源于苏州的昆曲以雅见长，婉转清柔，腔多字少，颇有南国柔丽之风，被清朝廷推崇为“雅戏”，这使咿咿呀呀的昆山腔有了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地上红极一时的“样板戏”的身价。“雅”，正规、标准、高尚的意思，而“雅”外的所有戏曲都属“花部”，“花”，混杂、零乱、粗俗的意思，又称“乱弹”。清王朝扬“雅”抑“花”，以致一枝独秀，“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一体严行查禁。”（见苏州《老郎庙碑记》）百花凋敝。

皇家的推崇，捧了昆曲，使它有了超越所有戏曲之上的身价，出没于宫廷，行走于帝王身边；也害了昆曲，使本来沾带着运河水的鲜活艺术，迅速宫廷化、士大夫化，远离了布衣，最后被百姓小民无情抛弃。“查禁”是查禁不止的。有需求就有发展是文化的本来法则。虽然“乱弹”登不上庙堂之高，但如野火，在江湖之远燎原：“长安梨园称盛，……而所好者惟推秦声、罗、弋，厌听吴骚，闻歌困曲，辄哄然而去。”（见《梦中缘》）

潜行阅古今的京杭大运河，似飘拂在华夏民族胸前的一缕白色长髯，捋动它的是一个民族的万丈豪情。它在履行属于自己的神圣使命的伟大历程中，不断演化，演化成了偌大的文化符号，演化成了一条文化带，演化成了漫长的遗产长廊：城有北京、天津、沧州、德州、济宁、扬州、苏州、杭州……物有陶瓷、丝绸、园林……桥有万福、清明、宝带、枫桥、广济、拱宸……书有三国、水浒、西游、红楼、三言二拍……戏曲有昆曲、评弹、越剧……特别是孕育滋润了国粹京剧，成为大运河留给世界的文化绝响。

源于苏州的昆曲以雅见长，婉转清柔，腔多字少，颇有南国柔丽之风，被清朝廷推崇为“雅戏”，这使咿咿呀呀的昆山腔有了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地上红极一时的“样板戏”的身价。“雅”，正规、标准、高尚的意思，而“雅”外的所有戏曲都属“花部”，“花”，混杂、零乱、粗俗的意思，又称“乱弹”。清王朝扬“雅”抑“花”，以致一枝独秀，“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一体严行查禁。”（见苏州《老郎庙碑记》）百花凋敝。

皇家的推崇，捧了昆曲，使它有了超越所有戏曲之上的身价，出没于宫廷，行走于帝王身边；也害了昆曲，使本来沾带着运河水的鲜活艺术，迅速宫廷化、士大夫化，远离了布衣，最后被百姓小民无情抛弃。“查禁”是查禁不止的。有需求就有发展是文化的本来法则。虽然“乱弹”登不上庙堂之高，但如野火，在江湖之远燎原：“长安梨园称盛，……而所好者惟推秦声、罗、弋，厌听吴骚，闻歌困曲，辄哄然而去。”（见《梦中缘》）

好戏文的乾隆皇帝，在皇宫里“雅”腻了，心往“花”之。在紫禁城里“花”当然不便，得到京外去。沿京杭大运河南巡应该说是个“花”的好机会。可是，前四次乾隆是“奉母揽胜”，同时“问风俗，咨疾苦”。皇太后在身边，不敢造次。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皇太后病逝。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月，乾隆皇帝开始了沿京杭大运河的第五次南巡。没了皇太后的约束，朝廷在筹备皇帝南巡事项时，向各省衙门发出了训令征调地方戏曲班子汇集扬州，为乾隆路经扬州时唱堂会。

接到通知，各省巡抚哪个敢怠慢，迅速行动，立即征集本地最好的戏曲班子，政府拿出银两，衙门派出领队，去扬州讨皇上欢心；而压抑得太久太久的“乱弹”得到召唤，更是鼓弦钹锣之声喧腾一片！

弋阳腔戏班来了，秦腔来了，徽戏班来了，罗罗腔戏班来了，柳子腔戏班来了，勾腔戏班来了……南昆、北勾，东柳、西梆云集，昆、高、梆、簧、柳五腔齐聚，以满足皇上的“花”心。

为了乾隆帝的到来看戏，扬州府在运河边文峰塔下的“扬州三湾”专门搭起舞台，为乾隆帝准备的看戏包厢更是金碧辉煌。

乾隆帝抵达当晚，好戏开锣。首场演出当然得安排“样板戏”“雅部”昆曲。

接下来数天，在乾隆“雅俗共赏，与民同乐”的恩准下，“花部”登场。各戏班使尽浑身解数，你刚唱罢我登台，场面之盛大、热闹，沸腾了扬州，《扬州府志》用赞叹的笔调记载道：“此次堂会，实乃空前未有之盛举。”

这是一次各地方特色文化的展示，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戏曲荟萃，平日里分散在各地的戏班演员有了一次难得的汇聚，日常活跃在乡村码头的“草台班”有了一次登上繁华都会进行宝贵交流的机会。

“花部”徽戏上演的是《徐策跑马》，用高亢的“高拨子”唱成。高拨子，令乾隆振奋，一听就喜欢，问陪在身边的扬州府督：“这是什么曲调啊？”扬州府督急忙派人请来徽戏班主回禀皇上的问话。“高拨子”源出于运河支脉边的江苏高淳县境。高淳县境多湖，湖中渔民时常需要拨船过坝。他们在拨船时众人会齐唱，用歌声来鼓劲。因为是在拨船时所唱，因此，他们合唱的这种腔调被称为“拨子”。此腔调传出高淳县后，人们又在“拨子”前面加了一个“高”字。徽戏班主的解释使乾隆很满意：“好。高拨子！”随行朝廷大臣把这一细节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扬州堂会是一个文化的节日，是一次戏曲的盛会。乾隆离开扬州只是堂会曲终，而十数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戏班子并没有马上离开，他们敲起锣，打起鼓，拨起弦，拉起琴，向运河水滋润的扬州市民献上各自的绝活，“锣鼓之声，无日不闻；冲僻之巷，无日不有。”

又十余天的演出之后，各戏班班主们做出了结伴自扬州晋京的一致决定。一字排开十余艘班船。各戏班带着刚刚为皇帝御演的兴奋和激动，带着对京城的向往和渴望，也带着对未来的期盼，船头接船尾，首尾相衔，浩浩荡荡，结伴向北进发。

他们每经过运河边的一个城镇，就拢船登岸，就地搭台演出。走一路演一路。十数种地方戏曲同时漂流在千里京杭大运河上，京杭大运河以它的博大接纳着它们，滋养着它们，使一次自发晋京寻找舞台的历史性行动，变成了一次文化之旅：一路上，不同的戏曲班子同台演出，你借我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戏曲文化间的交融汇合，在运河的舞台上轰轰烈烈地上演。

经过长达一年的盘桓，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春天，当这支荟萃了中国不同地方戏曲品种的浩荡队伍到达他们梦想中的京城，在前门一带的太平园、四宜园、查家楼、月明楼、吉祥、中华、东安、丹桂、庆乐、中和等戏楼亮相的时候，一个令这些戏班自己也感到惊讶的文化奇观发生了：昆弋同班、“雅”“花”杂陈，徽戏中融进了二簧腔、昆曲、吹腔、高拨子等各类声腔，融进了弋阳戏曲中精湛的武打做功……原本地方色彩虽很浓郁但显得单调的戏曲，变得丰富起来，艺术形式更加多样，表演手段更加多彩，魅力横生。像用水和面一样，运河水用它无可比拟的柔情和黏合力，将不同地域的文化融合在一起，使广集多种腔调于一体、博采众长于一身的京剧，不断丰满，发育成型。

又八年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80大寿。随乾隆南巡的朝廷大臣记得乾隆在扬州问一声“这是什么调”的徽戏，征徽班晋京为乾隆庆寿。三庆、四喜、春台、三和“四大徽班”再沿运河入京，原列入“花部”的徽戏进入宫廷，登上了“大雅之堂”。朝廷特别申明，名角高朗亭必须到。时年三十岁的高朗亭，演技超群，他“体干丰厚，颜色老苍，一上氍毹，宛然巾帼，无分毫矫强。不必征歌，一颦一笑，一起一坐，描摹雌软神情，几乎化境。”（《日下看花记》），徽戏，唱红了宫廷。

走出红墙，徽班接着又唱红了民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徽班逐渐由诸腔杂呈局面走向和谐统一，以皮黄为主，兼容昆腔、吹腔、拨子、罗罗等地方声腔于一炉的新剧种诞生了，它就是日后被称为“国粹”的京剧。

没有大运河滋润出“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的扬州，就不会有十数种地方戏曲汇聚这里的堂会；没有这次堂会，就不会有之后它们沿京杭大运河北上；就不会有一年间各戏曲班子间的同习同研，就不会有后来它们同聚北京“九门轮转”演出中的借鉴、杂交、融合。“徽班晋京”，在扬州埋下伏笔；是大运河的腹胎，孕育出了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