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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毛泽东说了什么致与彭德怀分歧到势不两立

2017-08-31 13:15 中国新闻网  作者:冯建辉

核心提示:不料毛泽东听了大为恼火,认为彭德怀“从打击斯大林后,服从赫鲁晓夫”,“要鞭我的活尸”。甚至说:“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解放军”。一下子把他和彭德怀之间的分歧,推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庐山会议的参加者们,也一下子被推到这样一种境地:在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必须选其一。

毛泽东与彭德怀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冯建辉,原题:晚年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统一梦

我曾翻阅多种《词典》、《辞海》、《辞源》之类的工具书,竟然找不到“个人崇拜”这个词,令我大吃一惊。个人崇拜,不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曾是风靡全党、全国,且曾绵延一二十年之久的重要历史现象。其直接后果,导致苏联发生肃反扩大化和中国的十年浩劫。特别是在苏联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不久,中国也兴起个人崇拜,这段历史给予人们的启示,是不应该忘掉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50年代的苏联,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国。那时流行着“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1956年传来令全中国震惊的消息——苏联开始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从此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流行着一个新的政治词汇:反对个人崇拜。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核心提示:不料毛泽东听了大为恼火,认为彭德怀“从打击斯大林后,服从赫鲁晓夫”,“要鞭我的活尸”。甚至说:“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解放军”。一下子把他和彭德怀之间的分歧,推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庐山会议的参加者们,也一下子被推到这样一种境地:在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必须选其一。

毛泽东与彭德怀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冯建辉,原题:晚年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统一梦

我曾翻阅多种《词典》、《辞海》、《辞源》之类的工具书,竟然找不到“个人崇拜”这个词,令我大吃一惊。个人崇拜,不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曾是风靡全党、全国,且曾绵延一二十年之久的重要历史现象。其直接后果,导致苏联发生肃反扩大化和中国的十年浩劫。特别是在苏联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不久,中国也兴起个人崇拜,这段历史给予人们的启示,是不应该忘掉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50年代的苏联,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国。那时流行着“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1956年传来令全中国震惊的消息——苏联开始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从此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流行着一个新的政治词汇:反对个人崇拜。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在苏联,一位前苏共高级官员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年轻的读者难以理解,对我们这一代苏联人来说,对那些青少年时代在可怕的世界大战和斯大林个人迷信期间度过的人来说,赫鲁晓夫的名字和赫鲁晓夫时代意味着什么。你不妨想象一下,千千万万的人汇成人群,面对被崇拜的雕像,跪倒在地,匍匐在地。可突然出现一个人,他说:‘你们看,这只不过是一个你们自己塑造、你们自己将其扶到高座上的铜偶像而已’。他说毕,就把铁索套到偶像脖子上,用推土机和坦克把它拉下了底座”。接着,他作了如下评论:“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分析和结论是不够的。他谴责了独裁,但未触及专横的权力。他抛弃了个人崇拜,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产生个人崇拜的体制。至于鞭挞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他的霸道性格,这实际上是政治思考的幼儿水平”。

在东欧,波兰、匈牙利等国家,长期以来照抄苏联模式进行革命和建设,处处按斯大林的意志行事,脱离本国的实际。这些国家的群众对本国政府和苏联的控制平时就不满,得知苏联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下子几十万人上街游行,酿成著名的“波匈事件”。波、匈等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表示:要“保卫民主与社会主义事业,这种事业的实现不该凭借盲目地摹仿外国样板,而应当通过与我国经济和历史特点相适应的途径”,并着手对本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某些改革。

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受到巨大冲击。在意大利,“许多曾为党增光的优秀知识分子纷纷退党。党对工人的吸引力也远不如从前了。战后初期,24%的意大利工人加入了共产党,现在已不足14%”。意共党的领导人及时总结教训表示:“莫斯科不再是共产主义的中心,我们将继续走我们意大利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美国,“退党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在赫鲁晓夫发表关于斯大林的专门报告以后”。美国共产党也发生了分裂,一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说:“我们有责任自己进行思考,再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靠自称万能和永远不犯错误而使别人立即效忠于他了”。

在中国,同样引起不小的波动。一些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要求公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纷纷发表评论。如认为“斯大林错误应该从社会制度中去找根源”,“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是斯大林错误的根源”,“权力的高度集中是极大的危险”,“斯大林错误的原因和三害的根源是由于把民主看成是手段的缘故,而民主只应该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有的人热衷“大民主”,主张“大民主好,效果好,波匈事件大民主不是改正许多缺点吗?”甚至有个别党员借口“独立思考”,表示:“党内没有批判马列主义的自由,故只好退出党”。

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对待激起千层波浪的这块“石头”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并且日渐在毛泽东的心中郁结成一块含义颇为复杂的“赫鲁晓夫情结”。

毛泽东的“赫鲁晓夫情结”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朱德、邓小平等回国以后,于1956年3月17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议题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报告。毛泽东作了主调发言,他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当时毛泽东处于“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矛盾之中。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以积极的态度,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不是偶然的。我们党在建国以后曾多次采取措施,反对过分突出领袖个人。如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了反对突出个人的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禁止歌功颂德,保持艰苦奋斗作风。1950年5月,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毛泽东于5月20日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只有讽刺意义”。1953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军委报送的内务条令等文件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1954年3月17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重申:“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

这里还应该提及张闻天的历史功绩。50年代张闻天作为中国驻苏大使,在斯大林去世以后,敏锐地观察到苏联政治思想动态的变化,以肯定赞成的态度向中央及时通报了苏联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方面所做的工作。1954年3月27日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材料指出:这种改变从1953年4月已有些端倪,到7月后便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过去对于斯大林的功绩提得过高,有些个人崇拜的偏向,目前宣传苏联各方面的成就,多强调群众的功绩,强调党的功绩,强调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二是过去往往把斯大林和列宁相提并论,甚至比列宁提得还多些,现在有所纠正。毛泽东及时批阅,并认为是个“重要文件”。1954年4月,中国驻苏大使馆研究室还整理了《苏联纠正反世界主义斗争中的某些偏向》一文,及时传递了苏联纠正过去对历史遗产和现代外国科学技术成就持全盘否定的错误倾向的信息。指出其表现是,拒绝接受外国科学技术成就,否认各民族间精神上的交往和互相影响。毛泽东认为:“此件值得一看”,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

这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历史教训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联系中国的实际作了研究,胡乔木谈到毛泽东时讲:“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专门有一部分谈“领袖对党的作用”,指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表示“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毛泽东对反个人崇拜的态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又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

苏共二十大以后,东欧出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国各地也发生了些小的乱子,特别是中共领导人内部,对农业合作化是快些好,还是稳妥一些好,以及要不要“反冒进”等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这些事使得毛泽东对“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思考重点有了转移。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到苏共二十大时,口气明显发生了变化。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同年11月30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时,进一步明确表示:“斯大林执政时期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11月1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他提出: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

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两点明确的看法:一是斯大林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批判斯大林就是搞修正主义;二是东欧出现波匈事件是因为阶级斗争没有搞好。这期间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一文,正式提出“反对修正主义”问题,并对修正主义从内容上作了如下界定:“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对“反对照抄苏联经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等口号,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此后,毛泽东多次在党的会议上以“反斯大林”为话题,对党内某些现象提出批评。如1957年1月18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指责“苏共‘二十大’以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缺乏革命道德”,是“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甚至激动地说,赫鲁晓夫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别人崇拜自己。

上述情况表明,在毛泽东心目中,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成了万恶之源。在以后的年代里,“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中国会不会也“出赫鲁晓夫”,成为毛泽东念念不忘的话题。毛泽东的这一“赫鲁晓夫情结”症结在于,过分看重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言辞过激的一面,而忽视了这一批判触及苏联高度集权体制问题的重大意义;只看到赫鲁晓夫是个改革失败者,而对其失败原因缺乏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过分归罪于赫鲁晓夫个人。

1958年成都会议提出“两种个人崇拜”毛泽东由反对个人崇拜到维护个人崇拜不是偶然的。一位老同志讲,毛泽东反对崇拜斯大林,但不反对崇拜自己,这话有一定道理。1970年11月16日接见美国友人斯诺时,毛泽东曾说:“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但仅此认识不够,我们还要注意毛泽东与斯诺谈话的另一段。斯诺说:“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到胜利的终止。”毛泽东说:“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刘少奇、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这表明,毛泽东不只欣赏个人崇拜,更重要的是把个人崇拜作为解决矛盾和开展斗争的一种手段。这在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两种个人崇拜”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为全党进一步推行个人崇拜,在理论上开了绿灯。其主要内容是:

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话,使我们大惑不解的是,作为伟大理论家的毛泽东,为什么会讲出理论上如此不通的话呢?个人崇拜是一种蒙昧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它把领袖个人神化,强调人民群众对领袖必须绝对忠诚,无条件的服从,有什么“正确”可言呢?对待真理,“崇拜”并不是科学的态度,这也是毛泽东过去一贯的主张,只有认真学习,努力实践,并“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是正确的。更不能因为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就否定集体领导的原则和制度。不管谁搞独裁都是不正确的,因为“独裁”作为一种制度,早已为历史所否定。我想,只能把这段话作为斗争需要和斗争手段去理解。

在成都会议上听到毛泽东的“两种个人崇拜”观点,许多人立即检讨和反省自己“跟不上主席”。不少人表示:“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很多重大问题都是主席提出来的,我们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个别人如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甚至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在这种浓烈的气氛中,即使是周恩来和薄一波,也不得不一再检讨。周恩来在发言中专门谈了“向毛主席学习”的问题,他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薄一波也表示:“我们有了毛主席这样的舵手,有了这样英明的领导,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地向他学习,老老实实地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就可以避免犯反‘冒进’那样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上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许多干部的这一表态,仅仅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来解释是不够的,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看,第一个掌握国家政权的俄国共产党,没有能正确解决领袖与政党、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在贯彻民主集中制中,往往过分强调集中而忽视民主。形成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有效的民众监督,以至出现斯大林的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无产阶级政党一直遵循的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关系的论述,今天看起来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列宁在这里着重讲了领袖的重要地位这一面,强调了领袖与政党、阶级的一致性,而没有讲到另一面,即党的领袖必须置身于党员群众之中,不能站在党之上,领袖同样必须受到党的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监督。领袖与党、与阶级既有一致的一面,也会有矛盾的一面。”

中国共产党由于受苏共建党思想和模式的影响,再加上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种种辉煌的胜利,使得我们党在建国初期,对领袖的宣传也出现了某些不正确的倾向。如在高度评价领袖的作用时,很少科学地说明在何种历史条件下领袖才能正确地发挥作用;越来越把领袖说成只是一个人,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革命理论的形成说成只是个人的贡献,不讲或少讲集体的智慧;把一切成就归功于个人,不讲或少讲党和人民的作用;把领袖说成绝对正确,不讲他也会有缺点,也会犯错误,并且不允许对领袖人物进行批评。这种倾向影响我们党在50年代末至六七十年代,当领袖内部出现矛盾时,不能按民主集中制的正确原则给予解决,而是采取了进一步突出个人、树立个人绝对权威的办法。

1959年庐山会议,在全党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就大跃进问题向毛泽东提出意见,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不料毛泽东听了大为恼火,认为彭德怀“从打击斯大林后,服从赫鲁晓夫”,“要鞭我的活尸”。甚至说:“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解放军”。一下子把他和彭德怀之间的分歧,推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庐山会议的参加者们,也一下子被推到这样一种境地:在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必须选其一。由于毛泽东在全党的巨大威望和无上权威,绝大多数人自然选择了毛泽东。于是,庐山会议成了全党动员,维护和树立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的会议。

一些老革命家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并不都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对彭德怀的认识和处理上,也并不认为毛泽东的做法很妥当。但是在权力高度集中于某一个领袖的情况下,无条件地维护领袖的“形象”和权威,便成为全党头等重要的大事,即一人身系天下安危。于是,他们都颇为理性地、自觉地站在维护毛泽东的立场上,宣扬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如刘少奇发言,指出彭德怀“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这样做“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要么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周恩来的发言,指责彭德怀“犯上”,表示“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是“感情问题”(即缺乏或没有无产阶级感情),是“没有领袖观点”,“没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朱德的发言,希望彭德怀“永不反水”,“永远跟着毛主席”。

上述几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的言论,大体上代表了全党绝大多数干部当时的认识状况。他们确实是出以公心,从党和革命事业的大局出发,来对待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发生的这场争论的。可惜,认识并不正确。因为把对无产阶级政权的重视变为对掌握最高权力个人的无条件维护,便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庐山会议上还有些干部,以封建主义的思想来看待无产阶级领袖问题。“朕即国家”,对待领袖要绝对忠诚,无条件服从,认为这就是“党性”。如有的指责彭德怀“有魏延的反骨”,有的表示要做“歌德派”。中共中央中南局一位领导人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他把无产阶级的政治操守,完全等同于封建道德所要求的好女不嫁二男。基于这种认识,他指责彭德怀、张闻天:“口口声声是拥护毛泽东同志的,但为什么不满,甚至刺儿毛泽东同志?”在他看来,拥护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即使领袖错了也不许“不满”,更不许提意见。

在庐山会议上和庐山会议以后,林彪的表演,对于全党进一步掀起个人崇拜之风起了特殊的作用。林彪在拼命向彭德怀头上泼脏水的同时,别有用心地以最高的调子歌颂毛泽东主席。他激昂慷慨地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指彭德怀)觉得他也是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林彪讲的是什么“规律”呢?真正的英雄世界上只能有一个,不能有两个。毛泽东是真正的大英雄,所以别人只能处于惟命是听的地位,谁要是给英雄提意见,谁就是也想当英雄,我们必须打倒他。林彪正是用“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帝王理论,取代了“无产阶级领袖是个集体”、领袖内部关系要遵循民主集中制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赤裸裸地宣扬了封建主义。

庐山会议以后,军委总政治部发布《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1959年11月27日)的学习文件,其中专门讲“阶级、政党与领袖的关系,领袖的作用和意义”的部分,问题就很多:

——文件说“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借口反对所谓个人崇拜,来否认革命领袖的作用,实质上是企图破坏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威信,妄想由他们自己窃取领袖的地位,从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这无疑是把反对个人崇拜视为十恶不赦的罪行。

——文件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是最好、最正确的领导”,“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认为毛泽东对缺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这完全是造谣诬蔑”。这实际上是把党的领导完全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的领导,对毛泽东的“左”的错误,不能作任何批评,只能歌功颂德。

——文件说“革命领袖的威信,和党的、阶级的威信是不可分离的”,“所谓‘反对领袖不等于就是反党’的谬论,是反党野心家别有用心的胡说”。这段话显然是歪曲了领袖与政党、阶级的关系,混淆正常批评与反党的界限,其结果必然是把给领袖提意见的人,“名正言顺”地打成“反党分子”。

军委总政治部的这一文件,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县以上干部阅读”,从而在全党、全国范围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后来,阴谋家林彪看准风向搞投机,利用他手中的权势,进一步把个人崇拜从理论上、内容上、表现形式上推向荒谬绝伦的地步。

近些年,人们就苏联批判个人崇拜之后中国又相继兴起个人崇拜的历史教训,作过多方面研究和总结。这是很有益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有一条重要的原因被忽视了,即“权力崇拜”思想的影响,所谓有了政权就有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个人崇拜,是高度集权领导体制的历史产物,从政治本质上说,就是对个人手中权力的崇拜。一个很长时间内,不管是苏联还是中国,在考虑社会主义前途问题上,片面地强调维护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而忽略了发展经济和扩大民主生活,甚至出现批判“唯生产力论”和“运动群众”的荒唐事情。在这种认识下,领袖作为政党和政权的代表,自然被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变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偶像。苏联的垮台和我国“文化大革命”的破产表明,必须真正把人民群众当“上帝”,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中心位置。无产阶级政党和政权,只有老老实实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努力发展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永葆青春,才能实现自己的最终理想。

(责任编辑:余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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