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仅存的九座皇家仓厫南新仓：建筑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不读懂仓廒，就读不懂中国的古代社会——封建王朝。

那一栋栋表情木讷、沉默寡语的高脊瓦房，折射着一种制度、一个时代以致一个帝国的辉煌与黯淡。它们与紫禁城同龄，京杭大运河的嫡亲，元、明、清三朝600年皇族的生命所系。如今，尽管已经废弃百年，人们仍然像护卫故宫一样护卫着它的尊严，在无数座玻璃摩天大厦中守护历史记忆。

这就是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22号南新仓，全国仅存的9座皇家仓厫。

南新仓是大运河的骄子

仓廒之廒，古代储粮库房之谓也。从元代起，南新仓就贵为皇家秫米储藏之地。在全国密如星宿的仓廒中，它神圣不可触动。其实，皇帝比百姓更为脆弱，没有秫米支撑，权力和威严就会变得不堪一击。

数百年来，南新仓周边簇拥着一大片粮仓群落：北侧有海运仓、北新仓；中部有旧太仓、兴平仓和富新仓；南侧有禄米仓。它们为什么统统聚集在朝阳门下呢？不仅因为这里地势居高，通风良好，仓储的粮食不易霉变，也不仅因为它们紧依护城河，有着舟楫之便，更重要的是东行40里，就是京杭大运河通州码头。南来的漕粮登陆后可以直抵南新仓，而紫禁城与南新仓也不过是一箭之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令朝阳门成为京城唯一的“运粮门”。

公元1293年，元代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开凿了从元大都到通州的运河——通惠河，使南来的漕粮经驳船能够直达积水潭码头。需要入仓的粮食则可从东便门的大通桥转入东护城河，或是陆路运至朝阳门各仓廒。

以前供应京师的粮仓多建在通州，通惠河开浚后，城里陆续建起了一批以南新仓为代表的大型粮仓。上个世纪50年代，雍和宫西侧意外出土了元代“京畿都漕运使王德常去思碑”，令考古界兴奋不已。这位漕运史官的碑上刻有如下文字：“至正十五年京师有54仓，储粮达百万石。”这无疑是那个时代漕粮运储状况最可靠的佐证。

漕粮多寡是朝代兴衰最敏锐的水银柱。明永乐时期，北运的漕粮每年达到400万石，是元代的数倍。朱棣一方面大肆修船建仓，一方面在今东城区裱褙胡同设立总督仓场公署，统筹漕运仓储大业。南新仓就是于永乐七年(1409年)，在元代北太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之后朱棣还在北京设立军卫，专司守卫仓储皇粮。南新仓升帐为中心仓，管辖8个卫仓。

清代，通惠河在康熙时期最为兴盛。康熙帝曾把三藩、河务、漕运当作统摄天下的三件大事，“书而悬之宫柱之上”。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疏浚通惠河，航运能力大增。千古名画《潞河督运图》，真实再现了当时通州段的繁荣景况，形如《清明上河图》转世。次年，为了使漕粮自大通桥水运至东直门、朝阳门一带京师诸仓，又复浚护城河。诸位皇帝大人为了京城血脉畅达，也算是没少烧脑啊。

身为皇家御用，南新仓更是频频变脸。史载：南新仓在清朝初期有廒46座；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添建5座，五十五年(1716年)添建5座；雍正元年(1723年)添建9座；乾隆元年(1736年)添建1座，到宣统年间又增建到76廒。南新仓的迅速膨胀，既彰显了大运河造福社会的伟业丰功，也无情地拉黑了封建专制帝国的奢靡和卑污。

不读懂仓廒，就读不懂中国的古代社会——封建王朝。

那一栋栋表情木讷、沉默寡语的高脊瓦房，折射着一种制度、一个时代以致一个帝国的辉煌与黯淡。它们与紫禁城同龄，京杭大运河的嫡亲，元、明、清三朝600年皇族的生命所系。如今，尽管已经废弃百年，人们仍然像护卫故宫一样护卫着它的尊严，在无数座玻璃摩天大厦中守护历史记忆。

这就是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22号南新仓，全国仅存的9座皇家仓厫。

南新仓是大运河的骄子

仓廒之廒，古代储粮库房之谓也。从元代起，南新仓就贵为皇家秫米储藏之地。在全国密如星宿的仓廒中，它神圣不可触动。其实，皇帝比百姓更为脆弱，没有秫米支撑，权力和威严就会变得不堪一击。

数百年来，南新仓周边簇拥着一大片粮仓群落：北侧有海运仓、北新仓；中部有旧太仓、兴平仓和富新仓；南侧有禄米仓。它们为什么统统聚集在朝阳门下呢？不仅因为这里地势居高，通风良好，仓储的粮食不易霉变，也不仅因为它们紧依护城河，有着舟楫之便，更重要的是东行40里，就是京杭大运河通州码头。南来的漕粮登陆后可以直抵南新仓，而紫禁城与南新仓也不过是一箭之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令朝阳门成为京城唯一的“运粮门”。

公元1293年，元代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开凿了从元大都到通州的运河——通惠河，使南来的漕粮经驳船能够直达积水潭码头。需要入仓的粮食则可从东便门的大通桥转入东护城河，或是陆路运至朝阳门各仓廒。

以前供应京师的粮仓多建在通州，通惠河开浚后，城里陆续建起了一批以南新仓为代表的大型粮仓。上个世纪50年代，雍和宫西侧意外出土了元代“京畿都漕运使王德常去思碑”，令考古界兴奋不已。这位漕运史官的碑上刻有如下文字：“至正十五年京师有54仓，储粮达百万石。”这无疑是那个时代漕粮运储状况最可靠的佐证。

漕粮多寡是朝代兴衰最敏锐的水银柱。明永乐时期，北运的漕粮每年达到400万石，是元代的数倍。朱棣一方面大肆修船建仓，一方面在今东城区裱褙胡同设立总督仓场公署，统筹漕运仓储大业。南新仓就是于永乐七年(1409年)，在元代北太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之后朱棣还在北京设立军卫，专司守卫仓储皇粮。南新仓升帐为中心仓，管辖8个卫仓。

清代，通惠河在康熙时期最为兴盛。康熙帝曾把三藩、河务、漕运当作统摄天下的三件大事，“书而悬之宫柱之上”。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疏浚通惠河，航运能力大增。千古名画《潞河督运图》，真实再现了当时通州段的繁荣景况，形如《清明上河图》转世。次年，为了使漕粮自大通桥水运至东直门、朝阳门一带京师诸仓，又复浚护城河。诸位皇帝大人为了京城血脉畅达，也算是没少烧脑啊。

身为皇家御用，南新仓更是频频变脸。史载：南新仓在清朝初期有廒46座；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添建5座，五十五年(1716年)添建5座；雍正元年(1723年)添建9座；乾隆元年(1736年)添建1座，到宣统年间又增建到76廒。南新仓的迅速膨胀，既彰显了大运河造福社会的伟业丰功，也无情地拉黑了封建专制帝国的奢靡和卑污。

建筑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南新仓让人们惊讶不已的不仅是规模庞大，更有独树一帜的建筑造诣。人们以为那些秫米，要比人类好伺候多了。其实不然，秫米的保鲜常在毫厘之间，温度、湿度、密实度，以致周边的气味和噪音，都可能成为秒杀的黑手，而“朕”的舌尖则是最冷酷的判官。

明代时期，南新仓在构造上以廒为贮藏单位，每5间为一廒。每廒面阔约23.8米，进深为17.6米，高约7.5米，前后出檐。南新仓的一切都是顶级标配，院墙全部用城墙的大城砖砌成，坚如磐石。仓房亦为砖砌，五花山墙，围墙厚达1.3米至1.5米。廒架结构基本采用独棵圆木，巨大而珍贵的木料伐自四川、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山西等地，圆木直径必须在30厘米-60厘米之间。

廒砖产自山东临清县，大城砖每块长约45.5厘米，宽约22.5厘米，高约11.5厘米，重达25公斤，即使壮硕的小伙子扛在肩上也不轻松。仓房的墙砖虽然较小，那也足有12公斤重。瓦则产自山西。所有这些都是经过严格检验和测量的，在皇上眼皮底下没人敢搞“豆腐渣”工程。

清代仓廒建筑技术较之元、明又上层楼。为防止水淹，地下修有排水管道；为了防潮，每座仓廒的地基都是三合土夯筑的，然后铺撒一层白灰，再用砖铺地面，上加楞木，最后铺满松板；为通风以透泻郁热之气，每座仓廒设有气楼和闸板；廒的墙体底部厚达1.5米，顶部约为1米，足以确保粮仓内部温度的恒定——何为“匠心”，在南新仓你会找到最权威的诠释。

对空间的构想和利用，先人们在南新仓也达到登峰境界，七八十廒竟可以存放近1亿斤粮谷，这实在是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数字。

南粮到京的时间，一般集中在夏、秋季。有时数量来得过猛，仓廒满额，只好露天存放。因此，廒外还有穴位。新到的漕粮往往较湿，要先晾晒，常年存放的廪粮还要翻倒、除糠，所以，还需设有露天晾晒场。

漕粮中江浙一带征收的糯米、粳米称“白粮”，专供皇室及朝廷高级官员廪禄之需。一般漕粮则属军兵食用及养马饲料。而那些久储霉变的“廒底成色米”、“扫收零撒土米”或是有剩余时，才拿出售与市民。在封建帝国的生存链条中，百姓算是最后一环，甚至尾随着犬马。

仓廒绝对不是一个静谧世界，仓中除官员、官役外，还有粮工、驭手、车辆、马匹、工具等。除专司贮粮的仓廒外，另有许多附属建筑，包括官厅、科房、大堂等都是各级人员办公用房；警钟楼、更房为报警巡更人员所用；仓神庙、土地祠、关帝庙，则为祭祀之用；仓院中还凿有多眼水井，为救火水源。乾隆时，南新仓一次就增开8眼井，或许那时的火灾形势严峻。

在仓廒的周边街巷，也是喧哗一片。众多相关行业寄生并繁殖着，如大车店、饭馆、酒店等等。年年月月昼夜不分，演绎着凡世的欢喜与悲苦。

“民以食为天”这句俗语，只有来到仓廒之地，才能真正品味到它的内涵和分量。

仓廒演绎过骇人的反腐大戏

不要以为仓廒的神情只是木讷，其实它是个喜怒哀乐一应俱全的百变表情包，支配它的神经来自深藏在紫禁城太和殿里的那把龙椅。

历朝历代对仓粮的管理都十分严格，特别是对盗窃行为处罚尤为苛酷。以清代为例，盗粮少量的处刑三至五年或流放不等；盗粮百石以上者处死，折钱“得财数至百两者绞”。明代则规定：官、军、民串通作案的，首犯处斩，追回粮食，全家充军。通州有个学官，仓麦已尽，他扫了扫仓底，得麦五斗。本应归公，他私用了，以盗粮论处，判了死刑，全家充军。用刑之苛让人不寒而栗。

这是人祸，还有天灾。乾隆年间的大政治家、大文学家纪晓岚撰有一文《南新仓鼠》，记述了他父亲在南新仓任总监时的亲历：一粮囤（廒）的后墙壁突然倒塌了，令人挖掘，竟挖出死老鼠将近一石（等于十斗），其中较大的几乎和猫一样大小。如此吓人一幕，皆因老鼠挖洞，及至墙壁最终倒塌。看来，这些老鼠们绅士般胡吃海塞，已经很有些时日了。

此天灾归根结底还是人祸，可以想见，南新仓的那些官吏是难逃割头之罪了。

发生在仓廒之间的“明空印案”，则是一起惊心的贪腐大案，即使再简约的中国史册上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页。

京城的粮仓，历来由地方政府上缴“国税”即皇粮来补充。明代立国之初，也照例由地方解粮进京，清点称量后入仓。因为江南至北京路途遥远，免不了人吃马嚼、虫咬鼠窃等损耗发生，人们称为“火耗”。为此就要比预定数量多征一些，以确保入京后称量时不会短缺。由于火耗不可避免，贪官就有了可乘之机——多报火耗，成为各级官吏通行的潜规则。这个公开的秘密一时风行天下，唯有皇帝被蒙在鼓里。

硕鼠们完全跌入癫狂模式，智商变得奇高，火耗数量甚至达到了每百斤四成以上。他们索性手持盖有官府印信的空白凭证进京，届时任意填写火耗之数。进京漕船依然长如蛇阵，而国库皇仓却时常空虚。因缴纳的官粮年年叠加，民怨日盛。明洪武帝朱元璋终于得知真相，勃然大怒，一次就处死近十万名贪污官吏，这就是名传千古的“空印案”。

清代，康熙皇帝尽管治国功绩斐然，却因心慈手软而难敌“硕鼠”，最终含恨离世。享国日短的雍正皇帝同样面对“硕鼠”无计可施。只有年轻的乾隆皇帝即位后，深知“硕鼠”不除，国无宁日。他最先痛下杀手的对象就是京师粮仓，因为所有的官仓中，几乎毫无例外地潜藏着触目的贪腐大案。有些粮仓的粮囤谷廒，竟然只是一个在顶端架棚后，再撒上一层粮谷的空壳！乾隆皇帝对贪官统统严惩不贷，哪怕是自己身边的心腹。“康乾盛世”就是在清仓反腐的节节胜利中，走向峰顶。

还有一个仓廒故事，带给人们的是另一种惊心。同样发生在清康熙年间，有“小包公”美誉的于成龙，时任山东县令。那年黄河突然决口，几十万灾民流离失所、饥不果腹，危在旦夕。于成龙迭奏朝廷请求救济，但远水救不了近渴。他毅然私开官仓，赈济百姓，最终被判死刑。临刑前，幸亏康熙帝明察秋毫，将其赦免，并赐号“一代廉吏”。硕鼠遍地的年代，还有正能量，国运就不会衰竭。

清光绪三十一年，漕运制度废止，由征粮改为征银，京城的官仓纷纷解甲，各奔前程。民国时期南新仓曾改为军火库，如今成为时尚休闲街区。然而，那青砖飞檐、沉稳大气的廒屋仍然散发着难以抵御的气韵。人们聚拢而来的真实目的，不是飙歌狂舞，而是品读这座王朝地标的每一个表情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