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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教授有什么本事 能跟毛泽东、周恩来并称“三大巨头”?

2017-09-11 18:24 说人解事  作者:李怀录

资料图片:出席六届六中全会前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人员合影。前排右起:王明、项英、朱德、王稼祥、毛泽东、康生。后排右起: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秦邦宪、陈云。

军事斗争是长征中压倒一切的问题。军情多变,复杂严峻,军事指挥需要高度集权,果断处之。

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在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鉴于以前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缺乏民主,独断专行,故为加强民主,常召集20多人的中央会议,对军事行动开会讨论,集体决策,懂与不懂军事的人都参加,常为军事行动争论,这样既牵扯了精力,更与军情的瞬息万变、需要集权相矛盾,实际上又妨碍了军事指挥。

特别是在1935年3月10日,开会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时,唯毛泽东一人不主张打,并以辞去“前敌总指挥(3月5日被任命)的职务力争”,但在“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意见被表决否定,还失去了刚被任命不到一星期的前敌总指挥职务。后来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还是毛泽东高明。

此事后,为适应军事指挥的需要,毛泽东提议可继续采用长征初期的 “最高三人团”的方式,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以加强和保证军事的集中指挥。据周恩来回忆说:“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张闻天1943年12月也在笔记中写道:“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经过打鼓新场之事,张闻天也认识到军事指挥需要临机决断,经常开会来决定,对军事指挥不利,自己对打仗是外行,成立“三人团”,便于集中,也省掉召集会议的麻烦。

资料图片:出席六届六中全会前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人员合影。前排右起:王明、项英、朱德、王稼祥、毛泽东、康生。后排右起: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秦邦宪、陈云。

军事斗争是长征中压倒一切的问题。军情多变,复杂严峻,军事指挥需要高度集权,果断处之。

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在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鉴于以前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缺乏民主,独断专行,故为加强民主,常召集20多人的中央会议,对军事行动开会讨论,集体决策,懂与不懂军事的人都参加,常为军事行动争论,这样既牵扯了精力,更与军情的瞬息万变、需要集权相矛盾,实际上又妨碍了军事指挥。

特别是在1935年3月10日,开会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时,唯毛泽东一人不主张打,并以辞去“前敌总指挥(3月5日被任命)的职务力争”,但在“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意见被表决否定,还失去了刚被任命不到一星期的前敌总指挥职务。后来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还是毛泽东高明。

此事后,为适应军事指挥的需要,毛泽东提议可继续采用长征初期的 “最高三人团”的方式,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以加强和保证军事的集中指挥。据周恩来回忆说:“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张闻天1943年12月也在笔记中写道:“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经过打鼓新场之事,张闻天也认识到军事指挥需要临机决断,经常开会来决定,对军事指挥不利,自己对打仗是外行,成立“三人团”,便于集中,也省掉召集会议的麻烦。

于是,经张闻天同意,报中央政治局批准,大约在1935年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附近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即“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从“新三人团”成立看,人选名单是毛泽东提议的,政治局决定的。“新三人团”为什么是这样的人员组成呢?笔者以为,主要是因为周、毛、王搭配是当时的最合理组合,能充分保证军事指挥的集中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行动是服务于目的的。从“新三人团”成立的背景看,当时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军事指挥集中专断,故人不能太多;二是为了保障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故人选要有利于此。在当时形势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合应该说是最合理组合,能充分实现这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最重要,但易于实现,因为遵义会议后党内政治生活正常了,周、毛、王都已是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此前为候补委员,遵义会议后成为正式委员)。第二个目的的实现就涉及到人选搭配问题,在当时还是很敏感的。三人中,毛泽东自不必说须参加。

就周恩来而言。周恩来和朱德是遵义会议决定的军事指挥者,特别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又兼红军总政委(当时红军中政委负最后责任,权力大于同级军事领导,是各级最高领导),在长征初期实现红军“转兵”和纠正“左”倾军事错误中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在红军中都有深远的影响和很高的权威性。加之周恩来为人谦和、灵活、易相处,能在红军高级指挥员及党中央的同志中间起到一种特殊的纽带作用。周恩来在长征初期和遵义会议前后,就对毛泽东予以极大的信赖和坚定的支持。正是他的坚持,毛泽东才得以随行长征,是他的坚定支持和信赖,毛泽东的一系列主张和建议才得以采纳,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更是少不了周恩来的贡献,如果周在“新三人团”中自然会全力支持毛泽东。所以,以周恩来当时的地位、权力、影响、能力,周参加“新三人团”必不可少。

而选王稼祥,人们的疑问就多一点。因为比王稼祥地位高、职位高、懂军事的人有的是,而别人都没有参加,王却为毛泽东提名,且得到政治局批准。笔者认为,这不仅仅因为王稼祥是毛泽东的支持者,还有更为重要的考虑。一是从策略上可以团结留苏归来人员,遵义会议解决的只是最为迫切的军事路线和领导的局部调整,而组织路线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并没有完全解决”,或者说“是勉强解决了”,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当时就得以解决,即使军事路线在遵义会议上也曾展开激烈的争论和辩论。当时博古“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则更是“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他的批评”。

遵义会议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凯丰参加遵义会议回去后就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当时,无论是从政治上考虑,还是从军事上考虑,都需要团结留苏归来人员,需要他们的支持。王稼祥是从“左”的阵营分离出来的留苏人员,让王稼祥参加军事领导,作为代表,就可以团结留苏归来人员群体,赢得一大批人的支持,避免思想上的分歧、内部的矛盾影响到军事指挥。这体现了毛泽东的一种高超的斗争策略和大局观念。二是可以解决毛泽东与王稼祥的矛盾。

王稼祥在根本上是全力支持毛泽东的,但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战略战术原则并不完全理解。在毛泽东就任前敌总指挥后,王稼祥对其指挥“发些议论,经常要求中央开会,讨论军事行动”。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主持召开过几次这样的会议。经过打鼓新场事件后,张闻天认识到这样会妨碍军事指挥,就很赞成毛泽东成立“三人团”的建议,希望通过“三人团”使“毛王之间的矛盾可以由他们自己解决”而不影响军事决策。

毛、王的矛盾只是军事指挥上的具体问题上的矛盾,在一起只要加强交流沟通,增强理解,就可解决,从而有利于军事指挥。三是毛泽东可获得强有力的支持。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成为常委,但常委分工,毛泽东只是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许多人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并不了解,对其军事才能信任也不足,毛泽东要充分发挥自己军事才干,实践自己的军事思想,需要强有力的支持。但当时,毛泽东获得的支持还不够,有不服气者、有不信任者、有不理解者。打鼓新场争论集中说明了这点。

张闻天后来曾讲,当时一些领导包括他在内对毛泽东的信任“还是不坚定的”。在这种情形下,王稼祥参加“新三人团”,对毛泽东就可获得强有力的支持。除了加强团结消除矛盾,减少阻力外,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遵义会议上增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本身是长征中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这时,长征途中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中,张闻天已在中央负总责,王稼祥再进入“新三人团”就更加强了支持毛泽东的力量。因此,在人员受限的情况下,“新三人团”人选很重要,不能只从单纯的军事观点出发决定人选,还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既讲根本,也要讲究策略,所以,毛泽东提议由周、毛、王组成军事领导小组是当时最佳的人员搭配结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新三人团”人员组成是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基于当时形势,全盘考虑后确定的,能最大限度保证军事指挥的顺畅。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责任编辑:李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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