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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现场会代表们关心 地从哪出?钱从哪来?人往哪去?

2017-09-18 08:41 四川日报  作者:侯冲 张庭铭 王成栋 钟振宇 李淼

9月16日,参加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现场会的代表在蒙蒙细雨中考察一路、讨论一路。

  加强就业培训,提高搬迁户劳动技能,也是鼓起“钱袋子”的重要手段。河南通过在安置点建设扶贫就业车间,打造“十分钟”就业圈,探索出一条“送岗上门、就近就业”的扶贫模式;陕西省则以安置社区为单位,精准对接人与岗位,确保一户至少有一名主要劳动力稳定就业。(记者 侯冲 张庭铭 王成栋 钟振宇 李淼)

9月16日,参加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现场会的代表在蒙蒙细雨中考察一路、讨论一路。

  “搬迁的资金从哪里来?”“这么多群众搬走了,有安置的土地吗?”“搬出来之后,如何发展产业增收?”无论是车内讨论,还是进村入户询问贫困户,这些问题是代表们提得最多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易地扶贫搬迁最核心的三个问题:地从哪出?钱从哪来?人往哪去?

  地从哪出?土地置换、进城安置是普遍选择

  在旺苍县嘉川镇五红村安置点参观时,代表们要走几百米的坡路。旺苍县发展改革局以工代赈办公室负责人解释说,在大山之间找到一块平地不易。

  遇到同样情况的地方不少。来自云南的代表说,云南森林覆盖率59.3%,少部分地区是干旱河谷,再排除有地灾隐患、喀斯特地貌等因素的地方,可供安置的区域少之又少。

  “广西也一样,大都是石山地,盖房打地基得先炸石头,成本太高。”广西壮族自治区移民工作管理局韦朝永说。

  地从哪来?置换是一种办法。青海省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会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土地指标进行置换,然后再对迁出地宅基地复耕平整,耕地和居住地两不误。

  进城安置是另一个选择。广西将部分贫困户集中安置到县城,建起10多层高楼供搬迁户统一居住。来自云南的代表说,云南省同样采取往城镇聚集、向中心村社靠拢的方式,提高土地使用率和安置点人口密度。

  “贵州搬迁的主要方式是进城安置。”贵州省水库和生态移民局局长王应政介绍,受条件限制,贵州耕地资源非常稀缺,如果只是搬迁到相邻地区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贫困户的生产生活条件不会有根本性变化。进城安置不仅解决搬迁问题,同时也解决了现在盖房若干年后没人住的问题。

  宅基地还好办,耕地问题却是全国普遍的问题。一些贫困户搬得较远,迁入地因已完成确权拿不出耕地,这样就出现了其原有耕地被撂荒的情况。在剑阁,村集体统一流转耕地给企业搞产业,破解撂荒问题。

  国家开发银行扶贫金融事业部基础设施局局长顾永东表示,流转要注意规避风险。他建议由有市场经验的国有企业或国有平台来流转土地,以降低风险,保护贫困户利益。

  钱从哪来?创新融资模式用活用好政策

  “十三五”期间,我省易地扶贫搬迁总投资700亿元,主要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债务资金、专项建设基金、低成本长期贷款和农户自筹等渠道解决。

  巴中市首先感到了资金压力。要全面完成40余万户贫困户、受灾户的“巴山新居”建设,需耗资数百亿元,而2015年全市公共财政收入仅39亿元。类似的状况并不是巴中独有,“用钱的地方太多了。”山西省扶贫办副主任张玉宏说。

  创新融资模式是有效办法。去年,巴中将4500亩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流转给成都高新区,筹集逾13亿元用于易地扶贫搬迁。河南也创新开展宅基地复垦券交易,将建档立卡搬迁贫困户和同步搬迁户宅基地拆旧复垦后的结余指标在省域内公开竞价交易。“已拍卖两批9291亩,筹集资金27.87亿元,实现贫困地区土地价值最大化。”河南省相关负责人介绍。

  流转指标是中央为解决易地扶贫搬迁“不差钱”的重大创新政策。然而现实是,在房地产市场发展放缓的情况下,指标交易并不旺。甘肃省发展改革委以工代赈易地搬迁办主任贾永安介绍,甘肃从出台政策至今,没有一起流转成功。

  顾永东认为,由于过去老百姓宅基地面积较大,集中安置节余的指标较多,而其中一部分就可以支撑易地扶贫搬迁成本,因此只要指标价格不太低,也可以流转,“眼光还应放长远,要充分利用国家的低息长期贷款,等节余指标交易有起色后再流转。”

  山西主动对接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争取贴息贷款。“采用信贷、地方债的量是浮动的,但这个是量出为入,不能多也不能少。”张玉宏表示,山西搬迁安置经费来源主要包括项目资金、搬迁户自筹、信贷、土地增减挂钩营收4个方面。

  人往哪去?发展脱贫产业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广元市朝天区蒲家乡罗圈岩村给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西林留下深刻印象,“安置小区变成景区,通过发展旅游产业,找到一个脱贫致富的好门路。”

  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的,产业是根本。巴中市巴州区曾口镇书台村张家大院安置点引进科技公司成立农民专合社,建立产业示范园3000亩,年人均可增收1600元。湖北省相关负责人介绍,湖北引导各地走特色脱贫道路,如黄冈市形成了“罗田一只羊”“麻城一朵花”“英山一片茶”等一批特色产业;甘肃古浪县则依托黄花滩和生态绿洲小城镇安置区,整村整组搬迁南部山区贫困群众3.6万人,建成设施农牧业1.73万亩,特色林果业1.39万亩。

  光有产业规模还不行,代表们纷纷表示,风险意识一定不能缺位。“可以引入大数据分析,避免农户一拥而上的行为。湖南冰橘种植就曾是个教训。”湖南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年来说。国家发展改革委稽查办副主任孙继宇则认为,不能盲目跟风,“都养土鸡,市场饱和怎么办?”

  建立利益联结机制非常重要。广元市建立起“新型经营主体+集体经济组织+搬迁贫困户”机制,将有条件的搬迁群众吸收为农民合作社会员,引导无经营能力的搬迁户通过股份合作等方式参与产业发展;湖北远安县则采取“政府+企业+金融+保险+贫困户”的肉牛产业发展模式,将贫困户养殖风险降到最低。

  加强就业培训,提高搬迁户劳动技能,也是鼓起“钱袋子”的重要手段。河南通过在安置点建设扶贫就业车间,打造“十分钟”就业圈,探索出一条“送岗上门、就近就业”的扶贫模式;陕西省则以安置社区为单位,精准对接人与岗位,确保一户至少有一名主要劳动力稳定就业。(记者 侯冲 张庭铭 王成栋 钟振宇 李淼)

(责任编辑:蒋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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