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烫个发还要开介绍信！

1961年10月1日，四联理发馆的师傅在理发。高宏／摄

“二月二，剪龙头”，京城美发店顾客盈门，一年新春似乎就这样从捯饬头发开始。有意思的是，时代更迭，回望岁时风物，体察春江水暖，很多故事恰恰也可以从“头”说起。

1950年代

发型师傅上海来

上世纪50年代，北京正处于大规模建设之中，人口猛增，工厂成群，本就落后的服务业愈发跟不上趟。那会儿，服务业主要包括浴池、旅店、照相、洗染、饭店、理发六个部门，样样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解决群众过日子的问题成为政府重要任务，除了大规模改扩建原有网点，发动单位工矿建立内部设施，依靠全国兄弟城市的支援，将精英企业抽调到京城以提升行业水准也是一种方式。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上海照相、洗染、理发名店连人带家伙什儿集体“搬”到了北京，其中就包括“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四家理发馆。

1956年7月26日，本报发布沪上迁来的四家理发馆在京联合营业的消息，新店名号“四联”，落户东单金鱼胡同西口。价格上，男子理发每人8角，女子电烫每人2元2角。相较收入和满城剪发4角的行情，“四联”收费不菲，烫发更可算是享受了。

数据显示，从1954年到1958年，国家投入北京服务业的资金达4300多万元，首都城乡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海淀文教区、朝阳工业区等基本没有服务业的情况得到改观。到1959年7月，北京理发师数量已由1949年的2801人增加到5775人。

服务业队伍壮大，接下来就要改善态度和质量。当时，不少人认为商业服务业“伺候人”低人一等。1962年，北京市服务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丁铁峰撰文《谈谈我们这一行》：工人是通过伺候机器，间接伺候人，农民是通过伺候庄稼，间接伺候人，而服务业是在第一线，直接伺候人，这可比机器、庄稼更难伺候，非得认真努力才行。四联理发馆明星技师高在宏则在《二十四年牛马　十三年主人》中讲述了自己的感受：旧社会干理发这行社会地位低，现在一样受人尊重。有青年说，他吃饭我端饭，他住店我叠被，他理发坐着满舒服，我得围着他团团转，不是“低人一等”么？这可不合实际。我每天给很多顾客理发，京剧演员杜近芳常来，给她理发我也得站着理，可我去看杜近芳演戏，又是她站着演，我坐着瞧，这到底是谁低谁“一等”呢？就是工作性质不同嘛！

1961年10月1日，四联理发馆的师傅在理发。高宏／摄

“二月二，剪龙头”，京城美发店顾客盈门，一年新春似乎就这样从捯饬头发开始。有意思的是，时代更迭，回望岁时风物，体察春江水暖，很多故事恰恰也可以从“头”说起。

1950年代

发型师傅上海来

上世纪50年代，北京正处于大规模建设之中，人口猛增，工厂成群，本就落后的服务业愈发跟不上趟。那会儿，服务业主要包括浴池、旅店、照相、洗染、饭店、理发六个部门，样样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解决群众过日子的问题成为政府重要任务，除了大规模改扩建原有网点，发动单位工矿建立内部设施，依靠全国兄弟城市的支援，将精英企业抽调到京城以提升行业水准也是一种方式。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上海照相、洗染、理发名店连人带家伙什儿集体“搬”到了北京，其中就包括“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四家理发馆。

1956年7月26日，本报发布沪上迁来的四家理发馆在京联合营业的消息，新店名号“四联”，落户东单金鱼胡同西口。价格上，男子理发每人8角，女子电烫每人2元2角。相较收入和满城剪发4角的行情，“四联”收费不菲，烫发更可算是享受了。

数据显示，从1954年到1958年，国家投入北京服务业的资金达4300多万元，首都城乡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海淀文教区、朝阳工业区等基本没有服务业的情况得到改观。到1959年7月，北京理发师数量已由1949年的2801人增加到5775人。

服务业队伍壮大，接下来就要改善态度和质量。当时，不少人认为商业服务业“伺候人”低人一等。1962年，北京市服务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丁铁峰撰文《谈谈我们这一行》：工人是通过伺候机器，间接伺候人，农民是通过伺候庄稼，间接伺候人，而服务业是在第一线，直接伺候人，这可比机器、庄稼更难伺候，非得认真努力才行。四联理发馆明星技师高在宏则在《二十四年牛马　十三年主人》中讲述了自己的感受：旧社会干理发这行社会地位低，现在一样受人尊重。有青年说，他吃饭我端饭，他住店我叠被，他理发坐着满舒服，我得围着他团团转，不是“低人一等”么？这可不合实际。我每天给很多顾客理发，京剧演员杜近芳常来，给她理发我也得站着理，可我去看杜近芳演戏，又是她站着演，我坐着瞧，这到底是谁低谁“一等”呢？就是工作性质不同嘛！

1970年代

烫发要开介绍信

正当“四联”办得风生水起之时，“文革”开始，象征“腐朽生活方式”的一切爱美活动受到冲击，更甭提讲究发型了。“四联”的镜子被糊上，烫发、化妆项目统统取消，操作规程和消毒措施废弛，收费标准降到4角，名字也先后改为“北京理发馆”“新风理发馆”。

1976年“文革”结束，这年年底，“四联”开始偷偷重启烫发。之所以“偷偷”，是因为动乱虽平，但禁忌尚在，穿鲜亮做头发依旧扎眼。初期，烫发只面向有形象需求的出国人员和文艺工作者，且要求单位开具介绍信。不过，烫是烫，还是不允许做大波浪，只能用小刷子给弄点花再扎起来。就算这样，托关系、走后门烫发的人还是络绎不绝。

老顾客王绿纹回忆，当时，有烫发业务的全北京仅“四联”一家，自己代表单位在全市汇演中表演独唱，拿到了一纸介绍信，内容是：“今有我宣传队同志，因演出任务到贵店烫发，请予办理，此致敬礼。”去烫发才发现，变着法儿拿着介绍信的女同志特别多。

又可以烫发了——“头上”发生的悄然变化，在中外媒体眼中，都是中国真正开放的信号之一。1978年12月8日，本报3版刊发“四联”翻修后改回名号，重新开业的消息：新张的“四联”安装了全套新式理发设备和空调设备，根据优质优价原则，恢复了1966年以前的价格标准。两年后，本报再访“四联”，文中（1980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2版《理发行业的一家“冒尖”户》）记录：现在，这里的经营项目除电烫、冷烫、染发外，还增添了修眉、化妆和制作假发等。自实行利润提成以来，经济效果显著。1至9月份，全店营业额实现30万元，职工平均每月获得奖金在30元以上。

1984年，“四联”再次装修改造，并引进全套日本美容、美发设备。1985年春节，本报记者记录了“四联”美容厅从早到晚客满的场景，感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美容这个新兴事业正步入人们的生活。

1980年代

为烫发正名松绑

进入1980年代，改革的空气越来越浓，来自下面要求松绑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1984年6月13日，本报头版刊发评论《谈“松绑”》：“到几个商业、服务业的基层企业走了走，更加痛切地感到，大大小小绳索，把下边捆得紧紧的。不松绑，经济确实难以搞活。全市闻名的四联理发馆，对目前女同志喜爱的几种费工很多的发式，本来是会做的，只因为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烫发必须按一个标准收费，他们怕影响经济效益，不得不假称不会做，即使顾客愿意多付钱，他们也不敢收。”文章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对各方面的经济活动还得实行必要的控制，但“计划”到这种程度，“控制”到这种地步，真可谓“作茧自缚”。当前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下放权力。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以更大的自主权。“松绑”、“层层松绑”势在必行，大势所趋。

关于头发能不能烫、怎么烫，一度还引发精神文明建设的讨论。面对一些地方一些人对爱美之心的种种非难，本报头版转载评论员文章《污染须清除　生活要美化》：女青年爱好烫发（中学生禁止烫发的校规应当遵守），年轻人喜欢服装款式新颖，节假日跳跳健康的集体舞，同所谓精神污染完全是两回事。青年总是向往美的。这种愿望本身是正当的、积极的。在可能的条件下，穿得漂亮一点、吃得丰富一点，不应受到非议。绝不能一说反对精神污染、加强思想工作，就在青年美化生活的要求上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