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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首任驻美大使回忆中美建交:美国人为何两次食言

2017-11-08 08:54 人民网  作者:柴泽民

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1972年打破坚冰,到1979年实现邦交正常化,风云迭起,在两国关系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我作为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亲身经历了其间的坎坷和曲折,也目睹了两国领导人所做的种种努力。

美方的两次食言

中美关系的改善要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始,但在尼克松访问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些迹象。尼克松访华结束了双方的敌视与对抗,实现了两国领导人具有历史意义的握手,发表了《上海公报》。尼克松访华是出于美国利益的考虑。那时,中苏在黑龙江的珍宝岛发生冲突,他觉得中苏关系接近破裂,拉拢中国来共同对付苏联的时机已经成熟。当时有一个传说,说尼克松来华后,一见到毛主席就大谈苏联部队怎么突破了中国边疆,苏联又发明了什么新式武器,借此挑拨中苏关系。毛主席当即识破了他的图谋,说我对这些没兴趣,我想跟你谈台湾问题。

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会见尼克松的时候,都提出要谈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由于两国都有自己的考虑而没有实现。在我们来看,中美打开关系之门后,美国必须结束越南战争,再来谈两国建交的问题。我们提出,只要越南战争不停,那里的人民还在遭受灾难和牺牲,远东局势的缓和和中美建交问题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先解决越南问题,才能谈解决台湾问题以及中美关系问题。尼克松也有自己的考虑。当时苏联对美国威胁很大,如果中国同苏联站在一起,那它就不是对手,如果趁机把中国拉到自己一边,那就可以摆脱苏联的压力,在美苏斗争中就可处于有利地位。

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1972年打破坚冰,到1979年实现邦交正常化,风云迭起,在两国关系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我作为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亲身经历了其间的坎坷和曲折,也目睹了两国领导人所做的种种努力。

美方的两次食言

中美关系的改善要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始,但在尼克松访问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些迹象。尼克松访华结束了双方的敌视与对抗,实现了两国领导人具有历史意义的握手,发表了《上海公报》。尼克松访华是出于美国利益的考虑。那时,中苏在黑龙江的珍宝岛发生冲突,他觉得中苏关系接近破裂,拉拢中国来共同对付苏联的时机已经成熟。当时有一个传说,说尼克松来华后,一见到毛主席就大谈苏联部队怎么突破了中国边疆,苏联又发明了什么新式武器,借此挑拨中苏关系。毛主席当即识破了他的图谋,说我对这些没兴趣,我想跟你谈台湾问题。

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会见尼克松的时候,都提出要谈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由于两国都有自己的考虑而没有实现。在我们来看,中美打开关系之门后,美国必须结束越南战争,再来谈两国建交的问题。我们提出,只要越南战争不停,那里的人民还在遭受灾难和牺牲,远东局势的缓和和中美建交问题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先解决越南问题,才能谈解决台湾问题以及中美关系问题。尼克松也有自己的考虑。当时苏联对美国威胁很大,如果中国同苏联站在一起,那它就不是对手,如果趁机把中国拉到自己一边,那就可以摆脱苏联的压力,在美苏斗争中就可处于有利地位。

1973年尼克松连任总统之后,派他的安全助理、国务卿基辛格来中国,同中国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及越南战争后的国际形势进行了讨论,彼此交换了意见。这时美国的承诺是:在尼克松打算任第二任总统的头两年,大量削减驻台美军,后两年则以类似日本的方式,实现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即同台湾当局断交,与中国建交,只同台湾保持民间往来。

1973年5月作为中美建交前的过渡措施,双方先在对方首都建立联络处,享有外交特权。中国任命黄镇担任第一任驻美联络处主任,美国派戴维?布鲁斯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在此之前,1973年1月,美国与越南签订了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的条件似乎已经水到渠成,人们开始翘首期待中美关系迈向正常化,但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却停滞不前了。1974年8月8日,由于水门事件,尼克松正式辞职,辞职前的尼克松自顾不暇,更谈不上关注与中国建交的问题。美国政府本来就因为右派反对而对同中国建交顾虑重重,尼克松的下台无疑给了他们最好的借口。

尼克松辞职后,副总统福特接替为总统,虽然他表示对华政策不变,在他当总统期间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这更多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1975年12月,福特访华的时候,向中国领导人表示,由于美国国内形势的需要,中美邦交正常化要推迟到1976年大选以后,也就是他第二次当总统以后。很可惜,他没有当选,这可以说是美国人的第二次食言。

风云际会

1977年,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先忙于同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对苏谈判几经碰壁后,才于1977年8月派国务卿万斯来中国。万斯在同中国领导人正式会谈的时候提出,“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基础,既不会损害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景,又可使非正式接触继续下去,则总统准备使美中关系正常化。”进而提出,根据《上海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美国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逐渐消失(Lapse),而不是“废除”(Abrogate)。万斯强调,重要的是中国不反驳美国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声明,也不重申用武力解放台湾。万斯带来的美国方案,集中起来就是要中国保证不用武力解放台湾,把台湾与美国之间的“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美国外交官在非正式安排下继续留在台湾。而让中美之间的联络处升格为正式外交使团。这个方案被称为“倒联络处方案”。邓小平当即拒绝了这一方案,指出美国的立场从《上海公报》后退了,“如果要解决,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为了照顾现实,我们还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大陆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当时万斯不好接受,只得无功而返。尽管美国没有接受我们提出的三原则,但对于中方立场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万斯回国后,中美关系又进入一段“冰河期”。中国领导人需要解决急迫的国内问题,美方卡特总统认为苏联的实力不断发展,苏联的战略武器比美国的多,对于美国的威胁很大,甚至其影响力有可能会超过美国。因此,他把同苏联谈判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排在优先的位置,把与苏联的“缓和”放到了前列。中美双方继续相互试探。但此时,美国在同苏联谈判的过程中处处碰壁,不得已,被迫转向中国,希望通过加速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借助中国这张牌来压制苏联,让苏联坐下来同美国谈判。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卡特开始主动向中国作出友好的姿态,派遣使者传递邦交正常化的意图。1978年5月,卡特派布热津斯基一行10人访华。布热津斯基一到北京就说,总统派我来是谈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我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因为卡特总统和我都相信,美国和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相似的长远的战略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反对全球和地区霸权主义方面有共同的立场。因此,我们要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这不是一种暂时的策略,而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目标基础之上的。我们曾经是盟国,我们在面对共同的威胁的时候应该再次合作。因为,当代世界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苏联崛起为全球大国,这个特征使我们团结起来。”他对邓小平说,美国方面准备就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开始“积极的会谈”。他表示美国将信守《上海公报》,遵循只有一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你们自己的事这条原则。但他又说,美国还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要解决,即使实现了美中关系正常化,“我们对台湾的安全义务还要继续下去。”

7月5日,中美在北京举行了双方政府间的第一次建交秘密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部长黄华,我此时从泰国调回来准备接替黄镇去美国任驻美联络处主任,也参加了建交谈判。美方代表是伍德科克和他的参赞。伍德科克向黄华递交了关于进行中美建交谈判的议程:

1.正常化之后美国在台湾存在的性质;2.正常化时美方的声明;3.正常化之后美台间的商务关系;4.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格式。

7月14日,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谈。对于前次美方提出的4项议程,黄华指出:美方应先就中方提出的建交三条件和建交联合公报作出响应,提出具体意见。

这两次会谈完全是前哨战,中美双方相互摸底,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8月9日,我抵达华盛顿赴任,国内给我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密切关注美国政府动向和谈判进展情况,这是当时的中心任务;另一个是摸清美国的底细,配合国内谈判。在国内的时候,由于参加接待布热津斯基的工作,我和他已经很熟悉了。到美国之后,和他关系更加密切。每当双方谈判遇到困难,谈不下去了,他就请我去白宫吃饭,一边吃一边谈。他知道我会把谈的结果报到国内的。这样的饭吃了多次。

正当中美建交谈判进入异常紧张的时刻,9月19日,卡特总统在白宫亲自接见我,把他对同中方建交谈判的精神讲了一下,实际上以后的谈判美方就是根据这个谈话内容进行的。他说,1978年将是中美两国关系中重要的一年,美方对会谈是认真的。现在,接近于完成谈判的时候了,美国愿意履行中方提出的建交三条件,希望中方也照顾到美方的政治需要。进而他提出:美方需要照顾的有两条,一条是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第二条是美方要表示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但是他理解中国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关切。卡特说,华盛顿将会避免向台出售“进攻性武器”。我根据国内的原则性指示精神回答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外人干涉,美方应该从长远的政治和战略利益来考虑,使两国关系尽快正常化。现在建交谈判的结果取决于美方。”最后,我向卡特表示,将把这次谈话的内容立即报告中国政府。在我经历的中美建交谈判历程中,与卡特的这次会谈,是最重要的一次。美方向中国领导人交了底,双方由此加快了建交谈判的进程。

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再次约见我,谈话中心内容是强调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他指出,今后两个月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好时机。中美双方要迅速地就正常化问题作出决策。过了这个特殊时期,美国国会将要讨论美苏核条约以及其他问题,中美建交谈判就会推迟到明年秋天以后了。听了这番话,我意识到这个信息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当即向国内作了汇报。

11月2日,美方准备在北京同中方代表的谈判中亮出自己的底牌,因此,布热津斯基向我传达的这个信息实际上是向中国领导人预先打个招呼,让中方能够了解美方的意图。11月2日中美在北京举行第五次会谈,美方提出中美建交联合公报草案,共16条,内容包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相互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行政部门将为调整与台湾的关系向立法部门提出特别立法。草案提出,中方可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别国无权干涉,中国统一问题是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的事情,中方还应表示,统一问题将和平地实现;美方将表示,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中方立场不提出异议,重申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当天,刚刚从日本访问回来的邓小平审阅了美方的草案和我报回的口信,当即作出加速正常化的决定。当黄华外长汇报的时候,他指示说,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步伐,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美方提的问题谈。但是,“同美国正常化要加快,这样对我们比较有利”。之后,他对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也做了相应的指示。

一波三折

12月4日,中美两国代表举行第六次建交会谈,美方对中方关切的几个问题表明了立场:

1.公报发表后,美国将终止美蒋条约,撤销对台湾的承认,关闭美驻台使馆,同时召回美国大使。一年内撤出一切军队和设施。

2.美国将保持与台湾的商务、文化联系,包括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仍向美国在台湾的企业提供资助、信贷和信用保证。继续美台原子能合作,保证其非军事性质。继续保持航空和海运联系,现行关税安排仍旧有效。

3.在台湾设立非官方机构,由不在政府任职的人员担任,但机构的部分资金来自国会拨款,这和日本做法一样。

4.由国会通过立法调整(调整原来与台湾的关系),但不会构成对台湾的外交承认。

由于黄华外长生病,中方代表团由韩念龙副外长率领。他表示将研究美方表态,他同时通知美方,邓小平将亲自会见伍德科克大使。美方得知这一消息以后非常高兴。

12月11日,布热津斯基再次在白宫约见我,要我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以下口信:现在是“我们应当在正常化问题上迅速行动的时候了,你们应当同意接受我们对邓小平或对华国锋发出在1月访问华盛顿的邀请。”同时,美国决定在1979年1月1日同中国建交。他强调,正式协商的时间该结束了,作出重大政治决定的时刻现已到来。他再次暗示,如果失去这个机会,中美建交的时间就会后延,就可能拖到1979年下半年才能解决。请将这些话向邓小平先生转达。我回到官邸,立即将布热津斯基的谈话报告国内。

邓小平得到这一报告后,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立即指示,他要会见美国谈判代表伍德科克。这次会见安排在12月13日上午。在会谈过程中,伍德科克向邓小平说明了美方以下立场:

1.美方确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

2.公报发表后,美国立即中止同台湾的外交关系,10个月内撤出美国军队和设施,并通知台湾中止美蒋条约;

3.美国和台湾人民之间废除官方关系,只包括商务和文化联系(这是民间性的不是政府性的);

4.美方在公报中重申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中方将重申统一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

为了避免国会反对,美方要求将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一事推迟一年进行。邓小平问:那么美方是否同意在这一年里不再向台湾作出新的出售武器承诺?他要伍德科克明白美国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都会破坏中国的统一大业,只会增加台海两岸发生冲突的危险。

邓小平会见伍德科克的第二天早上,布热津斯基就让奥克森伯格起草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声明,准备由卡特总统在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后在电视上宣读。在这个时候,美国国会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事情还毫不知情。第二天,北京方面,邓小平收到了伍德科克带来的白宫的函电,接受了邓小平所要求的美国不再向台湾作出新的出售武器承诺。建交公报草案或附件中没有明确提到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权利。同时,美国还同意在暂时保留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一年过渡时间里不再对台作出新的出售武器承诺。美国之所以作出这样迅速的反应,是因为当时卡特总统担心正式建交前走漏消息,他希望由他来首先向全国人民宣布。邓小平看过美国的通电后基本同意,但是建议在公报中增加反对霸权主义的条款。美方表示同意。在会谈过程中,邓小平正式接受了卡特总统邀请1979年1月份正式访美的安排。

为了减少泄密的机会,美方建议提前于美国东部时间1978年12月15日宣布中美建交公报,同时建议邓小平访美时间为1979年1月29日至31日。

达成谈判协定后,为了防止走漏消息,中美双方约定提前于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晚上9点钟正式宣布。但卡特总统害怕国会议员有意见,事先在当天中午约见了几个老资格的参议员,把同中国建交的情况讲了。华盛顿立即沸腾起来,这些参议员都说,这么大的事情事先不讲,我们不知道,于是就在议会里面吵起来了。华盛顿的记者们闻风而动。毕竟,同中国建交是一个重大事件,具有很大的新闻价值。于是他们先到白宫要求采访,但是被拒绝了。接着就跑到我们联络处门口,希望得到中美建交的第一手材料。当时联络处早已得知建交的消息,为了建交公报宣布时有更多的华人和朋友们提早能听到这一喜信,我们举行了电影招待会,把华人和友好的朋友都约来看,电影放完后正好是宣布公报的时间。到晚上9点,公布公报的时间到了。我们把门打开,记者们一拥而入。联络处的门厅比较小,全被他们挤满了。大家齐集在电视荧光屏前,听卡特总统向公众宣读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1979年1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并再次强调: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于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

随后,卡特总统发表了简短的谈话,指出中美建交公报是一个“历史性协议”。他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中国人民是有才能的人民,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未来的岁月中只会越来越重要。”全场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人们争先恐后地和我握手表示祝贺。接着我宣读了早已准备好的新闻发言稿。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在我宣读过程中,布热津斯基打电话给我:大使阁下,我向您祝贺。两国建交了,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也向他表示祝贺,并说希望我们两国关系不断发展。当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历经三任总统的努力,直到第三任才完成这个艰巨任务,这也是卡特一生中最光荣的事情。

以上就是中美建交谈判的大致过程,尽管有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但建交是在美方接受了三原则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建交公报》比《上海公报》又大大前进了一步,这是中美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中美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邓小平1979年1月1日出席伍德科克大使为中美建交举行的招待会上祝酒时所说,“中美建交反映了时代潮流,也是历史的必然,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建交对于发展中美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深远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过程中,我感受最深的是,邓小平对中美关系问题非常清楚。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的过程中,他始终掌握情况,始终驾驭着形势的发展。根据形势变化,他总是从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的角度审时度势,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他能够当机立断,紧紧抓住机遇,把中美关系推进一大步。他处理问题表现出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当美方提出按照日本方式办理的时候,当即识破了其阴谋,迫使美方完全接受了中国的建交三原则;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需要作出一定妥协的时候,他能够针对美国坚持要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提出:“先避开售台武器的问题,留待建交以后再解决,但是要把坚决反对美国售台武器的立场讲清楚。办事情总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为在当时,邓小平认为,实现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中国刚刚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有些问题只能分阶段解决,所以建交后不久,邓小平就提出与美方会谈售台武器的问题,经过1981—1982年的艰巨谈判,双方终于达成《“八一七”公报》,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得到了明显体现。

赴美之旅

中美建交后,邓小平访美的准备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访美代表团的主要议程是同美国方面讨论建交后有关的两国关系问题,以及中国从美国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问题、经贸问题、文化交流问题等。因此,外交部长黄华和国务院主管科技的副总理方毅是邓小平访美的主要助手,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随行。代表团主要由外交、科技、外贸官员,负责安全的警卫人员,以及负责文件工作的政策顾问等人员组成。外交部官员中有副外长章文晋、浦寿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卫永清、美大司副司长朱启祯、冀朝铸(兼译员)。我作为驻美大使,是代表团正式成员。此外,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当时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新华社的彭迪担任“新闻助理”,谭文瑞等担任代表团顾问。

我们驻美大使馆早已开始着手准备邓小平的访美工作。美国方面也考虑得很细致。布热津斯基专门约见我,向我询问,邓小平到美国来将提出哪些问题,想解决什么问题?美国同时也要考虑接待仪式和规格问题。他告诉我一个消息,说邓小平到华盛顿之后可能有游行,主要是台湾的或美国亲台湾的反对势力。他说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允许群众游行示威。我说这不行,我们两国刚刚建交,应该注意到我们的关系正在向友好的方向发展,不要对此施加不友好的影响。邓小平来访问,这是一次友好的访问,游行会破坏友好的气氛,不能够出现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布热津斯基为难地说,美国宪法上有规定,举行示威游行是宪法允许的。以前铁托来美国访问,他们也提出了同一问题,要求美方制止游行。我们没有这样做。但是我们有一条可以管,就是把游行控制在一定的范围里,不使示威者靠近邓副总理,一定保护好贵宾的安全。我回到大使馆查询这个情况,表明布热津斯基所说情况是真实的。当时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到美国访问前表示,坚决反对访美期间出现反对他的游行。但是铁托到了美国以后,虽有示威游行,但都在控制之中。我将这个情况向国内作了汇报。国内同意了这一安排,所以邓小平访美的时候,使一些游行队伍受到限制,不能和邓小平的车队碰在一起。

在接待规格上,据我观察,尽管邓小平是副总理,但接待规格却不亚于总统。当时在安排过程中,美国礼宾官问我,大使阁下,你们邓副总理喜欢吃什么?我好准备,使其在美国生活满意。我想了想,觉得他想吃的恐怕美国人准备不了。所以就回答道:你们认为什么好就拿出什么来就行了。他们认为美国最好吃的是牛排、小牛肉,结果,邓小平访美期间美国方面大部分都准备的是牛排、小牛肉。牛肉在我来说不喜欢吃,邓小平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此外,在日程安排上,美国方面力求要使邓小平满意,也尽量满足美国的要求。所以邓小平一行到达华盛顿后,按一般常规,应该是先同美国总统会晤。但美国是安排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当天晚上设家宴欢迎邓小平,只有国务卿万斯、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以及奥克森伯格等少数人作陪;中方代表团也只是几个负责人参加,以便于畅谈。布热津斯基想了解邓小平这次来美想要看些什么、想了解些什么。在听取邓小平的意见后,布热津斯基提出给邓小平安排几次讲话的机会,在华盛顿安排一次与记者的会谈,把中方认为应该讲的事情放开讲,然后到西部去,西部对中国不太了解,在那里多安排一些活动,在那里多讲一讲,有些人不容易见到,中国代表团时间有限,走的地方有限,在招待会上把客人请到一起,有机会说话。外国元首来美国,在国会里参众议员合在一起,给邓小平则安排两次,众议院、参议院分两次讲。布热津斯基说:这样您能够畅所欲言,分别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1979年1月29日早晨,卡特在白宫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1000多名欢迎者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向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欢呼。白宫大草坪上,按照接待国宾的规格,鸣放礼炮19响。卡特总统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非常希望你们和你们国家的人民来我们国家参观访问,我们也非常希望我们国家的人民去你们国家参观访问。中国有句老话,百闻不如一见。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不能见面。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副总理先生,昨天是中国的农历新年,是你们的春节,是中国人民开始新的历程的传统日子。我听说,在这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所有的门窗。这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这是人们走亲访友的时刻,也是团聚与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邓小平答道:“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晚上8时40分,白宫为邓小平举行的国宴结束后,卡特总统陪同邓小平一行前往肯尼迪中心观看盛大的文体表演。卡特对邓小平说:“观看我国一些最杰出人才的美妙演出,是开辟科学、贸易和文化交流渠道的最好不过的办法。”美国政府接待国宾的通常做法,是在国宴后紧接着在白宫宴会厅,或东厅,或玫瑰园举行小型音乐演出。但是这次,卡特决定将演出改在规模宏伟的肯尼迪艺术中心举行。组织者找到一家石油公司出资25万美元赞助。赞助商看好了中国这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意在乘邓小平访美之际抢占先机。组织者知道邓小平特别喜欢足球和篮球,特意从加利福尼亚请来一队职业篮球选手,走上舞台表演他们的篮球技艺,这在肯尼迪艺术中心还是第一次。著名钢琴演奏家鲁道夫?塞金敲响了琴键,歌唱家兼六弦琴演奏家约翰?丹佛的歌喉使美国观众如醉如痴。他在演唱时用中文说了“家”、“家庭”和“家族”,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招待会上安排的都是著名的表演家、歌唱家、艺术家集中在舞台上表演。每一个节目之间,还邀请了著名人士穿插报幕,连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也出来报幕了。美国第一个上太空的宇航员,已经做了参议员也请来报幕,每次报幕前都是先讲两国关系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然后才正式报幕。我到美国以来,各种节目看了不少,但像那天晚上节目如此精彩、如此隆重的,还没有见到过。最后一个节目,由大约200名小学生用中文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为了表演这个节目,他们练习了整整两个星期。他们的歌是这场晚会的高潮。演出结束后,邓小平夫妇在舞台上热情地拥抱和亲吻了美国孩子。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演出,这次招待会的效果很好。

1月30日中午,邓小平来到美国国会大厦参议院大楼,参加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工作午餐。面对美国参议员,邓小平很快就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关键是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人们担心的是将使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将采取什么政策来解决台湾问题。我肯定你们已经注意到,我们不再使用‘解放’台湾这个字眼了。”他指出,我们一方面尊重台湾的现实,另一方面一定要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尊重台湾现实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速度。此外,他还就朝鲜问题和东南亚局势表明了中方的立场。之后,他又来到众议院,由伍德科克和霍尔布鲁克陪同,与74名众议员一起参加茶会。他对众议员们说,访问美国的目的之一,就是“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不仅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要求我们这两个大国能够永远友好下去。诸位先生和我一样,肩负着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任,我们愿意与诸位一起为尽到我们的责任而努力。”邓小平的讲话非常有趣味、内涵深刻,说服了许多原来持不同意见的议员,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消除了。当然,也有一些议员尽管说不出不同意两国邦交正常化的理由,他们还在抱着成见说“不同意”,固执地反对这一历史进程。

美国方面还安排邓小平参观卡特的家乡乔治亚,可能是出自卡特总统的授意,为了使邓小平能更多地接触一些州长,将附近的二十几个州的州长都请来参加乔治亚州专为邓小平举行的宴会,这是过去没有的。

随后,邓小平一行来到休斯敦,这是美国西部的一座重要城市。在休斯敦的主要活动是看航空展。参观过程中,宇航员艾伦?比恩带领邓小平参观了宇宙空间实验室。比恩5年前曾在月球工作了两天,在宇宙空间实验室一次就工作和生活了59天。他为邓小平讲解了宇航员在太空飞行中怎样进食、睡觉和沐浴。接着,邓小平来到了崭新的航天飞机驾驶舱。他在比恩的指导下戴上耳机,亲自体验了模拟的航天飞机着陆情景。

最有趣的是,美国方面还为中国代表团安排了一次参观竞技活动。邓小平一行来到竞技场观看骑牛表演,2000名观众向邓小平发出了欢呼声。盛情的主人奔上贵宾席,向中国客人每人赠送了一顶当地产的牛仔帽。邓小平笑着接过牛仔帽,毫不犹豫地戴在头上,身边的冀朝铸为他扶正了帽檐。全场一片掌声。骑牛结束后,邓小平受到竞技场主人的邀请,走下贵宾席来到场间,登上了一辆仿制的19世纪马车。马车绕场一周,邓小平在马车上拿着牛仔帽向四周的观众挥动。观众纷纷鼓掌,全场气氛进入了高潮。他走下马车之后,还抱上一个小孩亲了又亲,观众也都特别热情地鼓掌欢呼。

邓小平一行在美国访问的最后一站是西雅图。这是美国西北部靠近加拿大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城市,有名的飞机制造厂——波音飞机厂就在这里,他们希望中国能大量购置该厂生产的飞机,非常热烈地欢迎邓小平的访问。访问结束后,2月5日,邓小平一行乘专机飞返中国。

邓小平这次访美的时间不长,从1月28日到2月5日,但是很成功,满足了美国的要求,也达到了我们访美的目的,在美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正如邓小平在临别演说中所说的那样:“太平洋再也不应该是隔开我们的障碍,而应该是联系我们的纽带。”中美两国的关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扬帆启程。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中美关系由对峙到和解,对于双方而言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我所见证的这一建交风云,也终将在昭昭青史烙刻下凝重的印记。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

(责任编辑:侯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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