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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鲁迅等人为何遭秋瑾女侠呵斥:卖友求荣 吃我一刀

2017-11-08 11:34 人民网  

当秋瑾们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民国终于诞生之后,女革命者们惊愕地发现,新政权完全放弃了保障男女平等的承诺。“男女平等”不仅在新宪法《临时约法》中毫无体现,甚至被变相从革命党的原章程中删除。她们在愤怒于被男权社会出卖的同时仍没有意识到:社会革命与女权革命根本就是两回事儿。

1912年3月,距武昌起义仅短短5个月,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就成功地推出了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这部法律在有关人权的章节中明确提出:“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别的方面都考虑到了,唯独对“性别”一项不置一词。那么民国以后男女究竟是否平等呢?妇女能不能与男子一样参政呢?显然,制定约法的参议员们(全部为男性)打起了太极拳,不肯明确表态。

过河拆桥的革命?  

执政者的态度立刻激起了女革命者的强烈不满。《临时约法》出台约一星期后,妇女界代表唐群英、沈佩贞等人便在3月19日、20日、21日连续3天到临时参议院去讨说法。

第一天,门卫不肯放她们进去,女界代表后来是以旁听的名义进了议事厅,进去之后与参议员们说不上几句话就吵了起来。议员们宣布妇女参政问题等国会正式成立以后再议;第二天女界代表再到参议院,遭到卫兵的坚决阻拦。这些亲历过革命枪林弹雨的女侠们怒火中烧,动起手来,把卫兵踢倒在地,把参议院的门窗玻璃砸得稀烂,最后强行闯进了议事厅。但这一天的争辩仍无结果;第三天她们又去参议院,无奈那里已是重兵把守。女界代表于是转去了总统府,要求孙大总统亲自干预。

当秋瑾们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民国终于诞生之后,女革命者们惊愕地发现,新政权完全放弃了保障男女平等的承诺。“男女平等”不仅在新宪法《临时约法》中毫无体现,甚至被变相从革命党的原章程中删除。她们在愤怒于被男权社会出卖的同时仍没有意识到:社会革命与女权革命根本就是两回事儿。

1912年3月,距武昌起义仅短短5个月,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就成功地推出了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这部法律在有关人权的章节中明确提出:“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别的方面都考虑到了,唯独对“性别”一项不置一词。那么民国以后男女究竟是否平等呢?妇女能不能与男子一样参政呢?显然,制定约法的参议员们(全部为男性)打起了太极拳,不肯明确表态。

过河拆桥的革命?  

执政者的态度立刻激起了女革命者的强烈不满。《临时约法》出台约一星期后,妇女界代表唐群英、沈佩贞等人便在3月19日、20日、21日连续3天到临时参议院去讨说法。

第一天,门卫不肯放她们进去,女界代表后来是以旁听的名义进了议事厅,进去之后与参议员们说不上几句话就吵了起来。议员们宣布妇女参政问题等国会正式成立以后再议;第二天女界代表再到参议院,遭到卫兵的坚决阻拦。这些亲历过革命枪林弹雨的女侠们怒火中烧,动起手来,把卫兵踢倒在地,把参议院的门窗玻璃砸得稀烂,最后强行闯进了议事厅。但这一天的争辩仍无结果;第三天她们又去参议院,无奈那里已是重兵把守。女界代表于是转去了总统府,要求孙大总统亲自干预。

这一连串事件史称“女界大闹参议院”。事情在社会上引起一定反响,以至于鲁迅后来在他的杂文《关于妇女解放》里也提了一笔:“辛亥革命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贞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不过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们男人去踢罢,他一定会还踢你几脚。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

在外界看来如同闹剧一般的举动,在当时参与其事的妇女代表们看来则属于忍无可忍、不得不为。《约法》制定期间,女界代表一再要求把男女平等的内容包括到《约法》当中,要求宪法保证女人和男人具有相同的参政权利。孙中山对妇女代表们也表示过口头支持。怎料到了最后,男女平等这一条还是被剔除到宪法之外。在辛亥女杰们看来,当初革命时,女人和男人同样地出生入死、流血流汗,革命党也把男女平等内容写进了党纲,现在革命成功了,手握大权的男性革命者居然玩起了过河拆桥的把戏。

以血争权

其实早在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之前,妇女已经在太平天国掀起的浪潮中显示过自己的力量。但太平天国的妇女多来自底层,难以摆脱被利用的命运。到了清末,闻风而起的多为知识女性,在争取女权方面就主动多了。安徽才女吕碧城,起先是拿笔做刀枪,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时政、提倡女子教育。她继而受到翻译大家严复的栽培、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赏识,年纪轻轻就做上了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的监督(相当于校长);居住在杭州的满族女子惠兴,自己动手筹款兴办女子学堂,当看到办学的钱远远不够,就自杀明志,以自己的生命推动妇女教育。

兴办女学,需要女教师。对女教师的巨大需求刺激了女生留学事业的发展。当时去欧美留学殊为不易,一大批人就近去了日本。清末的留日学生当中,女生占了1%。她们大部分是自费,很多是跟着父亲和兄弟一起去的日本,也有极少数是官派。别小看这区区的1%,她们当中充满了“不安分”的人物。在留学高峰的那几年,她们先后发起了6个组织,创办了7份出版刊物,讨论妇女问题,批判旧观念、旧习俗,提倡天足、女学、婚姻自主等。

虽说当时留日的女生基本上都是抱着学成后回国教书的目的去学习,但日本后来渐渐成了反清革命党的大本营,很多女留学生非但不回避革命,反而应声而起,表现出不让须眉的风采。1903年留日学生中掀起拒俄运动,组织“拒俄义勇队”,就有12名女生加入。1905年孙中山与黄兴携手组建了同盟会,吸引了将近20名女性加入,包括秋瑾、唐群英、张汉英、何香凝、吴木兰等人。革命,成了比教书更值得奋斗的事业。

敢于参加革命的女性,其激烈程度绝不亚于男子。1905年,日本政府在清政府的压力下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留日学生大哗,陈天华在激愤之下蹈海自尽。自费留学的秋瑾就属于激进派。在陈天华追悼会上,她甚至拔出佩刀,对不肯回国的鲁迅、许寿裳等人呵斥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1907年7月秋瑾在绍兴的大通学堂主持浙江地区起义,打算与远在安徽的徐锡麟遥相呼应,却因为机密泄露而被捕。被捕后两天,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引颈就义。

秋瑾之死在社会上引起了极为强烈的震撼。上海的《申报》、《时报》、《神州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等都做了连续报道,并刊载多篇同情秋瑾的文章。她那文采飞扬的诗文和独树一帜的男装照片也频频见报,激发起人们的无穷遐想。到后来,不仅是新闻报道,连有关秋瑾的小说、戏曲也纷纷出台,舆论的浪潮越掀越高,站在秋瑾对立面的清廷大员们的公众形象一败涂地。

通俗历史总不免把典型人物加以放大,以至于让秋瑾的耀眼光芒遮掩了当年与她并肩战斗的同志们。另一位辛亥女杰唐群英,名声不及秋瑾响亮,豪气丝毫不逊,并具有更为成熟的政治素养。唐群英是湖南人,当秋瑾在湖南做媳妇时两人相识,结为至交。正是受到秋瑾的影响,唐群英也去了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她曾参与策划过花石起义,武昌起义之后又与张汉英一起组织过女子北伐队,亲身上过战场。辛亥革命成功后唐群英获得了二等嘉禾勋章。

辛亥革命期间,妇女界组织了多支军事组织,除了上面提到的北伐队之外,还有女子军、女子军事团、女子光复军、女子尚武会、女子决死队、女子暗杀队等等。上海一带由于妇女新式教育起步较早,女子革命队伍尤较北方活跃。不过,组织武装更多的是一种姿态,到底有多少队伍真的上过战场并无确切统计。但那时的革命女性已经很自然地发挥起女性的优势,在医疗、后勤、侦探情报等方面担起责任。

女权变女拳  

在孙中山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一位名叫陈粹芬的女士曾在他身边陪伴多年。在那最艰苦的流亡岁月里,伴随孙中山左右的女人不是后来被视为“国母”的宋庆龄,也不是他的元配夫人卢慕贞,而是这位鲜为人知的陈粹芬。不过在辛亥革命胜利前后,陈粹芬淡出了孙中山的生活。由于她的地位实在是微不足道,以至于现在的史家还在考证她究竟是什么时候、因什么原因与孙中山分手。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陈粹芬对离开孙中山从无怨言,革命胜利后也从不居功自傲,而是安安静静地在南洋隐居。孙中山的家人则把陈粹芬视为他的“侧室”——这好歹是一个身份。

如果所有为辛亥革命出过力的女性都能向陈粹芬这样“识大体顾大局”,那就皆大欢喜,就不会闹出后面的许多纠纷了。但是显然,唐群英、林宗素这些人不仅仅是女革命者(碰巧性别为女的革命者),更是地地道道的女权革命者。男性革命者们争的是人权,在女性革命者看来,这个人权自然而然地包括妇女的人权。男人可以参政,女人也同样可以参政。男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女人也应该有。她们不但抱定这样的信念,而且一早就行动起来。1911年12月20日,民国尚未正式建立,福建女杰林宗素就带头发起了“女子参政同志会”,对女性进行参政培训。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女杰们满怀憧憬,积极准备迎接新纪元。

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向来在理论上支持妇女参政,并做过这样的承诺。1912年1月5日,国会尚在筹建,林宗素代表女界谒见孙大总统,要求他当面承诺允许女子参政,孙中山当即答应了下来。谁知道这条消息一经见报,立刻引来非议。无论是老革命章太炎、手握军权的江苏都督程德全、还是状元公张謇,都表示不满。以章太炎为首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写信给孙中山说:“某女子以一语要求,大总统即片言许可,足未明定法令”,这么说也就罢了,后面紧接着又批评妇女们是无理取闹:“而当浮议嚣张之日,一得赞成,愈形恣肆。”字里行间对女人的蔑视表露无遗。当时正处于南北议和的艰苦时期,孙中山绝不会因为女子参政之事节外生枝,于是赶紧解释说,他那天跟林宗素不过是“个人闲谈”。

接下来,袁世凯同意敦促清帝退位,孙中山则同意辞职,让袁世凯当大总统。为了确保袁世凯领导下的新政府是一个民主政府,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加紧制定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这期间,唐群英、张昭汉、张汉英、王昌国、吴芝瑛、张群英、沈佩贞等女界代表不断上书,要求在《约法》中写进保障妇女参政权的条款,结果等3月11日《约法》出台后,女界代表气愤地发现里面对此不置一词。一个星期后,便发生了“大闹参议院”事件。这些参加过革命的女杰对事态显得缺乏耐心,在议事厅上“咆哮抗激,几至不能开议”。她们最终动起手来,可是卫兵踢倒了,窗玻璃也砸了,有关女子参政的提案还是没通过。大多数参议员认为:连欧美诸国尚未开始女子参政,在中国这事也先放一放,以后再说。 那时袁世凯已经正式成为民国第二任总统。到了4月,政府迁都北京。女界代表不肯放弃自己的诉求,5个妇女团体在南京联合组建了“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并决定派代表到北京。

北京的形势更糟糕。北京的参议院当时正在讨论一项与妇女参政密切相关的问题:国会选举法。该法草案一开始就把妇女剔除在外,规定国会议员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必须是年满25岁以上的男子。唐群英、沈佩贞等“女子参政同盟会”的代表赶到北京,起先是向参议院上书,要求修改法律。可是这个上书连被讨论的资格都没有,交上去后就被闲置了。女界代表与参议院对峙多时,参议院绝无让步之意,矛盾越来越激化。女界认为:“当民军起义时代,女子充任秘密侦探,组织炸弹队,种种危险,女子等牺牲生命财产,与男子同功,何以革命成功,竟弃女子于不顾?”因此女界代表早就声言,如果达不到目的,势必诉诸武力。可是,她们的武力并不是枪炮炸弹,充其量只是她们自己的拳脚。1912年8月10日,《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正式公布,没有女人什么戏唱。那天唐群英、沈佩贞等60多名女界代表强行闯入参议院,在痛斥之余只好说狠话,声称如果袁大总统不赞成妇女参政,妇女“亦必不承认袁者为大总统”。

参议院毕竟是由社会各界贤达组成,有很多不是革命党,反对妇女参政尚属意料之中。而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背叛对女子参政的打击尤其沉重。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同盟会在这年8月改组国民党时广泛团结各方,以便能够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政党,这样就能实际控制国会,与袁世凯政府对抗。为了团结不同的政治势力,总归要做出一些牺牲,妇女参政权就属于被牺牲的内容之一。在女会员不在场的情况下,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把同盟会纲领中的“男女平等”条款删除了。 此举激起了女会员的强烈抗议。8月25日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在这个本该喜气洋洋的场合,却发生了“掌掴宋教仁”事件。据称动手打人的有唐群英、王昌国、沈佩贞等十余人。她们冲到宋教仁面前“举手抓其额,扭其胡”,“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辛亥革命期间,女杰们正是依托了革命党才能达到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而现在这个党抛弃了她们——起码在参政问题上抛弃了她们,她们不得不依赖自身的力量从头再来。但她们自身的力量何其薄弱,根本就不堪一击。没过多久,袁世凯政府找了个理由,把“女子参政同盟会”给取缔了,民初的妇女参政运动至此告一段落。

其实,妇女革命与政治革命本来就是两回事,可以说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当政治革命成功后,妇女革命就不得不面对那些根深蒂固的阻碍。最大的阻碍来自妇女自身。毕竟,当时绝大部分中国女性依旧如秋瑾在《中国女报》第一期上所说的:“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儿是经常的滴着,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 

(责任编辑:侯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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