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是什么时候敲定的

陪都时期的重庆江边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犯上海，中国军队奋起反抗，中国人民开始了反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全面抗战。虽然此次大战的地点仍在与南京为邻的上海，且规模比1932年的

一？二八淞沪抗战更大、更残酷、更惨烈，但由于这是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引敌南下战略的实现，所以国民政府并未像1932年那样骤然宣布迁都，而是组织数十万军队在上海与日军展开决战。以后，随着上海战事的不利、首都南京的危机加深，国民政府才按照先前预定的方略，于11月中旬决定迁都重庆。

迁都重庆决策最后敲定

1937年8月13日，日军侵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揭露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种种侵略，揭示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及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经过，表明了国民政府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心路历程，最后郑重声明：“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但是，国民党中央并未仿效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立即决定、宣布迁都之先例，而是为了稳定人心与前方士气，反而由当时负责全国国防的最高决策机关——国防最高会议作出了“外侮虽告急迫，政府仍应在首都，不必迁移”的决定。那么，蒋介石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最为重要的谋划者与决策者，他又是怎么考虑的呢？

陪都时期的重庆江边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犯上海，中国军队奋起反抗，中国人民开始了反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全面抗战。虽然此次大战的地点仍在与南京为邻的上海，且规模比1932年的

一？二八淞沪抗战更大、更残酷、更惨烈，但由于这是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引敌南下战略的实现，所以国民政府并未像1932年那样骤然宣布迁都，而是组织数十万军队在上海与日军展开决战。以后，随着上海战事的不利、首都南京的危机加深，国民政府才按照先前预定的方略，于11月中旬决定迁都重庆。

迁都重庆决策最后敲定

1937年8月13日，日军侵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揭露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种种侵略，揭示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及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经过，表明了国民政府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心路历程，最后郑重声明：“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但是，国民党中央并未仿效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立即决定、宣布迁都之先例，而是为了稳定人心与前方士气，反而由当时负责全国国防的最高决策机关——国防最高会议作出了“外侮虽告急迫，政府仍应在首都，不必迁移”的决定。那么，蒋介石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最为重要的谋划者与决策者，他又是怎么考虑的呢？

个人意愿

淞沪会战爆发后，中日两国不断增兵上海，且除了陆军、海军之外，空军也加入了战斗。空军的加入，使战争变成了没有前后方之分的立体战争，首都南京也开始受到日机的轰炸。

1937年8月15日，日机多架，分两次轰炸南京。16日，日机分5次轰炸南京。自此之后，日机不分昼夜，多次轰炸南京，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工作、学习与生活秩序也受到重大影响。在此形势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将白天办公改为夜间办公，并对房屋等建筑物进行伪装涂色，以防日机轰炸。

与此同时，前方战事也不断传来坏消息：8月27日，华北的张家口、房山被日军占领；在上海坚持抗战的中国军队，也开始丧失先前的主动性和优势，逐渐陷于被动地位。28日，作为“淞沪抗战”战略要地的罗店失守。9月1日，另一重要阵地——吴淞被日军攻陷。面对前方战场所处的不利形势，蒋介石表面虽坚持抵抗，但内心也有着清晰认识。蒋介石秉承国人应对日本侵略时所倡导的“向内地发展”理念，在1935年已基本确定四川为对日抗战最后根据地的条件下，坚持其1935年底即确立的对付日本侵略、保全国土所必须依靠的“合理、切实、和谐、一致的政略与战略”——退却。有关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一事，开始在蒋介石脑海中盘旋、清晰，并最终转化成为国民党中央的决定而付诸实施。

根据笔者掌握的史料，蒋介石迁国民政府于重庆的想法，最早萌芽于1937年8月底，上海战事转为被动之际。在罗的第二天（8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沪战不利须迁都，如迁都，则国府应迁重庆，大本营迁洛阳，行政院迁衡阳如何？”这表明，蒋介石此时虽有迁都的打算，但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迁都计划和最后决心，而是将首都的功能依其作用不同，一分为三。为支持自己的这一设想，蒋介石不断研究对日的政略战略，称：“敌之战略，其弱点，乃以支战场为主战场，其战争全在消极，且立于被动地位。故我之战略，应尽其全力，贯注一点，使彼愈进愈穷，进退维谷，不难旷日持久，以达我持久抗战之目的。”

到了9月下旬，随着前方战局日益紧张，特别是上海局势的吃紧以及日机对南京的频繁轰炸，使得南京所受的威胁更趋严重。部分大学开始作外迁的准备，个别的外国驻华大使馆也开始转移到军舰上办公。人心受此影响，开始惶惶不安。9月25日，保定、沧州陷落。同一天，日机94架分5次轰炸南京，使全城整天处于警报之中，工作无法进行，生活也因电厂、水厂被炸大受影响。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敌寇以为反复轰炸可以逼我迁都或屈服，其实惟有增强我抵抗之决心而已。”

从此可以看出，蒋介石虽明知日机的频繁轰炸，有逼国民政府迁都或屈服的企图，但他既没有打算屈服，也没有下定迁都的决心。

集体决议

随着时间的延续，战事越来越不利于中国。到了1937年10月下旬，上海战事已出现失败的征兆，华北形势也不容乐观。如果上海失守，距离上海仅300余公里的南京，将直接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下。11月11日，长达3个月的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败宣告结束，上海守军奉令撤退。上海沦陷后，近在咫尺的南京，危机四伏。

见此情形，蒋介石于11月10日上午再次考虑国民政府的迁移问题。12日，蒋介石谒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会商有关国民政府迁都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时任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的汪精卫，曾将国防最高会议常会对时局的有关意见函告蒋介石，其中涉及到迁都的问题有：“（一）应否迁都？何时迁都？均请主席定之。（二）如须迁都，以武汉或广州为宜；四川偏僻，似不适用。（三）如须迁都，须两周前决定，以免临时慌乱。”

对于汪精卫的建议，蒋介石并没有接受。他与林森商量的结果，是将首都一次性地远迁

数千里之外的四川重庆。到了11月13日，蒋介石得到消息，嘉善等地告急，沿长江各口岸亦有日军登陆的迹象，于是考虑曰：“抗倭之最后地区与基本线，乃在粤汉、平汉两路以西；而抗倭之最大困难，乃在最后五分钟，此时应决心迁都于重庆，以实施长期抵抗之计，且可不受敌军威胁，以打破敌人迫订城下之盟之妄念。”至此，“迁都重庆之议”乃定，蒋介石也开始整理公文，并设法收回其先前存于浙江奉化老家的日记。到了14日，蒋介石已开始部署迁都重庆的相关事宜，并草拟了待发表的迁都理由：一是为长期抵抗之计；二是免受敌威胁而订城下之盟。

11月15日，此时已代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的国家最高决策机关——国防最高会议举行第31次常务委员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非常时期中央党政军机构调整及人员疏散办法》，除决定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的有关调整办法外，还对首都各院部会的疏散，作了明文规定：

1、五院院长、或副院长及其秘书长，与国民政府合署办公。

2、五院所属各部会，按其性质，分左列四项办法：

甲、与国民政府有密切关系者，例如内政部、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铨叙部、审计部等，应在国民政府所在地。

乙、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均有密切关系者，例如外交部、财政部等，应分一部分在国民政府所在地，一部分在军事委员会所在地。

丙、与军事委员会有密切关系者，例如军政部，应在军事委员会所在地。

丁、其他各部会，可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不在同一地点办公者，得疏散在后方适宜地点。

会议最后决定，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的迁移原则是：

1　、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重庆。

2、军事委员会——由委员长临时指定。

3、所有前第二条第2项丁款各机关，在粤汉路长沙以南或川黔各地。

此次会议，不仅将国民政府　迁都重庆之议由蒋介石的个人想法变成了国民党中央的集体决议，并开始走上法律程序。而且，其知晓面，也从先前的蒋介石、林森两人，扩大到立法院院长孙科、司法院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部长王宠惠、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宋子文、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以上均为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以及该会秘书长张群等10余人。

公之于众

1937年11月16日，下午8点，就在国防最高会议作出“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决议后的第二天，范围更大、参会人员更多的国防最高会议第五次会议在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举行。

会议在听取了有关各方关于抗战形势的报告后，蒋介石以会议主席的身份，作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他说：

国民政府迁移重庆办公，今晚敬将意义报告：上海兵退，山西太原被占，我处于失败形势。但此种失败形势，是早知道的，并非意外，我仍居主动地位，将来胜利亦居主动地位。自九一八以至长城战役，我常计虑如何与日本抵抗，使国家转危为安，思之甚久，方案难定……此番战争自上海打起，我不想在上海、在南京、在武汉以南可与日本打仗。我力虽不如日本，但两年以来，大家共同一致之准备及同心一德之统一，把握比前加多，能再待一年、两年、三年，自然更好。敌人不容我待，故力虽不及，亦抵抗之，现抵抗非随便，无计划，非冒险。我当然有一定之目的。因我已有决心，如与作战，须于最后决胜。便以军队力量比，我固不如；以实际形势言，我亦无胜利可能。然而毅然作战者，既非因经济力量日本不够，我故与战；亦非以我经济力充实而与之战。如以四川为国民政府办公所在，日本政府来消灭我在四川之国民政府，需要三年。如此长期，需要许多力量，日本必无幸。此其一。我国民政府不会消灭，国际形势有变迁，日本不能支持。此其二。阿比西尼亚国联让他失败，以至于亡，诚为我之大教训。但我中国决不会做阿国，日本决不能灭亡我，即加几个日本，亦不能灭亡我。此其三。我今以革命之主义与日本抗战，越抵抗越有胜利之把握，惟妥协是要不得的。盖华北占领，上海划定，是日本惟一之目的，我不与和，日本目的不能达到，我处于主动地位，日则处于被动地位。抗战出其不意，日处被动一也；我不与和，被动二也。我站在主动地位，以不利形势来定计划，且已超过预想而为有利形势。我死伤三十万人，在国际上造成新形势，意德日防共协定与九国公约国开会，世界各国形成两大对立，我为之也。我抵抗越久，各国必干涉远东事情，日本处于孤立。凡事已发动，便有成功。日本占上海后，气焰大张，英必不能忍，美亦不能忍也。如无此三月作战，决不如是国际形势。虽然如此，但我决不期待，我所期待者，国府迁渝以后，政府同人、党部同志，大家努力革新，有新的气象、新的观感，不能认作南宋苟安局面。团结一致，持久抗战，转败为胜，转危为安，国家复兴之基础，于是焉立。

林森在致词中则称：“我不愿离开南京，不愿先有举动，现既众意议决国民政府迁移是为战略关系，且只可迁移一次。故本人今晚乘军舰上驶。”

此次会议讨论的惟一事项，就是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事宜。最后决议：“现为长期抵抗日本侵略起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移至重庆办公。”

国防最高会议关于迁都重庆的决定，密发到各相关的院部会后，各院部会遂遵照决议，纷纷开会决定自己及所属的迁移办法。11月1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第338次会议，决议称：

1.应留必需办公人员，得于到达预定地点后再行指定。

2　.　回籍或分往各省市工作者，一律照现支薪额，发给三个月薪俸，由十一月份起支　（已停薪者不再发）。

3.各机关文卷，不能全搬，是否应酌留人员，或交地方机关，至必要时，得便宜处置。

11月20日，由南京西迁重庆的林森一行抵达武汉，国民党中央遵照先前的决议，于是日正式、公开地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名义，向全国及全世界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宣言》。宣言全文如下：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漫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极急剧之战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进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灰烬，军心仍如金石，临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抵抗，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主席林森

至此，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决议，由秘密转为公开，并公之于众，让举国明白，世人知晓。

迁都大军溯长江西上

南京与重庆，虽同处长江流域，但隔山隔水，距离遥远。当时内迁的机构、人员、物资众多，用于内迁的交通工具又十分有限，加之受战事的纷扰，故其迁徙的过程十分艰难。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于1937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交通工具已极缺乏，待迁移之人员及文件又多，一旦迁都之令发出，不知要纷乱到何种地步。以前准备迁湘，兹已改为重庆。蜀道难，如何前往邪？”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由南京内迁者的心态。

当时迁往重庆者，主要通过水、陆、空3条道路前往。其中，作为内迁运输主体的水路，以长江干流为主，乘船逆长江而上，经九江、武汉、沙市、宜昌、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到达重庆；陆路则先由南京乘船到武汉，然后乘粤汉铁路或公路到长沙，再经桂林、贵阳到重庆；空中主要运输一些重要且有紧急事情需要处理的高级官员，其飞行路线为南京、武汉、宜昌、重庆。

昼行夜泊西迁路

1937年11月，南京已进入初冬时节，寒冷的天气，本已使人不寒而栗。自16日起，天空小雨下个不停，加之迁都决议公布后，南京大街小巷熙熙攘攘，到处是壅塞于途的人员与物资，更让即将不再成为“首都”的南京，显得凄凉悲惨。

正是在此凄风苦雨与人心彷徨中，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国民政府直属的文官、主计、参军三处的部分人员，于11月16日晚上秘密赶往停泊在下关码头的“永庆舰”夜宿，并于第二天早上起碇西上，向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长江上游——重庆驶去，从而揭开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一序幕。

11月17日，林森率领一支庞大的队伍，共有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及随员800余人离开南京。抵达沙市后，又改乘“永绥舰”到宜昌，并计划到达后，如果水位高，就乘原舰直驶重庆，否则就改乘民生公司的“民风轮”和“民贵轮”。21日到达宜昌后，一方面因时值长江冬季枯水季节，川江水浅，“永绥舰”吃水过深不能上行；另一方面又因川江航道本身狭窄险峻，为了安全，林森一行不得不在宜昌逗留一天，等待换乘“民风轮”。22日下午5点，林森率国民政府文官、主计、参军三处部分高级职员16人，改乘“民风轮”，于23日晨6点半启程西上。其余人员和物资，改乘“民贵轮”随后跟进。两轮一前一后，昼行夜泊，向重庆驶去。

就在林森一行内迁途中，沿长江的四川各县，已接奉四川省政府要求各地党政军最高长官“统率全体官吏军民，于林主席到达时，整队恭迎”的电令，从而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欢迎仪式。23日傍晚，林森一行抵达四川巫山（今重庆市巫山县）。巫山县县长等3人上船恭迎，林森派参军长吕超负责接待，叙谈片刻即去。24日晨，“民风轮”继续上驶，经过奉节、云阳县的党政负责人及市民、学生，均伫立江岸，整队恭迎。林森、吕超等也立于三楼的船尾，挥手答礼。

万县是长江上游仅次于重庆的重要港口，又是四川省第九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因此，当第九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接到四川省政府欢迎林森的电令后，不仅与党部联合发文，通知当地的各机关法团，到时参加欢迎。而且还饬“全市商店居民，悬挂国旗，张贴标语，在杨家街口及万安桥上，各赶扎彩色柏枝牌坊一座”，从而营造出“全县充满欢腾气象，十足表现民众对元首之崇敬”的氛围。

11月24日正午稍过，四川省第九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就接到奉节县政府的电话，告知林森一行的专轮已过奉节，正向上游驶来。此时万县党政军商各界代表均齐集码头等候，自行参加欢迎的学生与民众多达3万余人。全体军警更是一齐出动，沿街站岗警戒。第九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程懋型、万县驻军司令刘光瑜等高级长官，则集中在万县码头的民生公司囤船上等候。下午4点45分，搭载国民政府移驻重庆首批人员的“民风轮”抵达万县杨家街口民生码头，受到万县数万人的热烈欢迎。当时的报纸记载其盛况称：

民风抵岸，礼炮二十一响，军乐齐鸣，欢迎民众，齐呼口号，程专员复登轮晋谒林主席致敬，请林主席登岸休息。主席以长途疲劳，辞未登陆，随即垂询政务甚详，训勉督率部属民众，在此民族存亡之际，努力生产建设，积极工作。主席为答谢沿岸民众热烈之欢迎，步出船沿，频频点首，岸上民众，全体鞠躬致敬礼，并高呼‘林主席万岁’。主席遂派吕超参军长登岸代表训词，对各界民众慰勉有加，晓以大义，共起救亡，尽我神圣天职。词意诚挚，听者无不动容。

当晚，林森一行宿“民风轮”。11月25日早上6点，林森一行乘船离开万县，继续西上。

离开时，程懋型、刘光瑜等以及各界代表、学生数千人，齐集杨家街码头送行，并专门派有宪兵一排护送。25日晚6点，“民风轮”抵达离涪陵20里的黄桷嘴过夜。26日晨6点，继续启碇西行，于8点抵达涪陵。船未靠岸，也未停留，继续西上重庆。虽然如此，但涪陵党政军首长及各界民众3万余人，仍到岸边欢迎欢送，其情形也是“热烈空前”。

重庆方面隆重迎接

1937年11月，重庆已进入冬天雾季，但各界仍对沿途进行了精心的布置，对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举表示热烈欢迎。当时媒体对此描写道：

昨日气候阴沉，白雾迷天，　一若象征当前之国难；而国旗飘扬，人心激奋，则又为数年来所未有。晨6时起，公共汽车驶进市内，车首均悬小国旗，缀彩花，由朝天门、小什字经都邮街、七星岗、两路口至大溪沟之各大冲要地带，均扎有松柏五彩牌坊及“欢迎国民政府林主席”　之红字横幅、白布标语。

因事前与载送林森一行的“民风轮”时有沟通，重庆方面已得知专轮将于11月26日午后1　点左右抵达。故26日上午11点，　即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总务处处长率领该处第一科科长庞秉训、川江船务管理处处长何北衡等，乘“民选轮”　赴离重庆数十里的长江下游唐家沱恭迎，并预为布置更换“民风轮”领江事宜。

与此同时，负责警戒的重庆军警宪各部队以及各大中学校的军训学生队、童子军等，也先后齐集储奇门码头，“由河岸起，　延亘至三牌坊一带，行伍整齐，　精神奋发”。到了12点，重庆市党政军学商各机关法团少校以上军阶的官员六七百人，也齐集江边，并在宪兵第3团团长袁家佩的指挥下，排队恭候。下午2　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川康绥靖公署及四川省政府特派代表王陵基、重庆市市长李宏锟、重庆行营总参议夏斗寅、驻重庆的国民革命军第161师师长许绍宗、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四川省立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高显鉴以及重庆士绅朱叔痴、傅用平等先后乘车赶到储奇门码头，并立即登上停泊在码头、已升火待发的“民律轮”，然后向重庆下游缓缓驶去，前往迎接林森一行。

当林森一行乘坐的“民风轮”驶入长江江北嘴时，重庆驻军按事前约定，鸣礼炮21响致敬。“民风轮”继续上行，于太平门羊角滩与下行迎接的“民律轮”相遇，“民律轮”鸣笛3下，以示敬意，随即掉头，引领“民风轮”上驶。至人和码头时，两轮相靠，贺国光等随即登上“民风轮”，谒见林森并表达敬意，同时欢迎林森、吕超一行16人换乘“民律轮”　（当时重庆为冬季，长江水位过浅，民风轮不能直接驶抵储奇门码头——作者注）　。当时情形，随行的重庆《国民公报》记者作了报道：

民律轮高悬万国旗，船身遍扎彩花，张贴恭迎林主席标语。于船舱中，估设茶座。林主席登民律轮后，逐一接见各代表，入座后与贺国光接谈，次即与朱叔痴点首为礼，复垂询罗校长中大全部迁竣否？

下午3点15分，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声，缀满彩花的“民律轮”，缓缓停泊在长江北岸靠重庆市区的储奇门码头。在悠扬的军铄声中，全体欢迎人员肃立致敬。此时，林森缓步走出船舱，只见他“着青色呢斗蓬及国礼服，持黄色手杖，美髯斑白，　精神矍铄，态度和穆而严肃，目光前视，默然无语，忧国之情，　溢于眉宇间，频频以右手举至胸前答礼”。上岸后，林森乘重庆行营专门为其特备的、贴有“国府”二字的专车——　“　4　1　0　3　”　号，在2辆警车的引导下入城，参军长吕超，乘“4147”号随后。其余随林森首批抵达重庆的10余人（包括参军王右瑜、科长林叔向、秘书邓亚瑰、吴国权、李筱亭，书记官段琪湘、科员陈天元等），分乘汽车16辆殿后。

在车辆所经过的储奇门至新丰街、打铜街、小樑子、都邮街、售珠市，出通远门一线，沿途戒备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而立于街道两旁致敬欢迎的市民，则不下10万人。以致车行极为缓慢，直到下午5点15分，林森所乘汽车才抵达离重庆市区5里之外的李子坝，入住原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私邸。吕超、王右瑜、林叔向等高级官员，移驻四川饭店。其他一般随行人员，住新川饭店。

机构纷纷择地办公

1937年11月29日，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主计长陈其采等，亦率其所属人员，乘“民贵轮”抵达重庆。至此，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首批人员，溯长江西上，顺利迁抵重庆，并在这个西部内陆城市、中国的战时首都，开始了新的工作与生活。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各机关及其所属职员，除其最高长官留南京主持工作外，其余也均于林森撤离南京后，开始陆续离开南京，或转赴武汉，或远奔重庆。

12月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知各省市政府及西康建省委员会、威海卫管理公署等，并要求他们转电所属，称：“本院依照中央决议，兹经移渝办公。”同一天，国民政府也宣布在重庆简陋的新址正式办公。12月6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联合致电国民政府及其所属五院以及各方，宣布：“本会经决议迁移重庆，兹于本月六日在渝开始办公。特电达查照。”

在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相继移驻重庆并宣布在重庆正式办公后，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所属各机构，也纷纷西迁重庆，并相继择地办公。

12月4日，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秘书长谢冠生，司法行政部部长洪陆东、次长谢健，国民党中央委员邹鲁等，率国民政府各院部会高级职员200余人乘船抵达重庆。

12月5日，司法行政部在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与该院合署办公。

12月6日，国民政府考试院及所属铨叙部职员30余人，以及考选委员会、国民政府监察院审计部职员数十人及其部分眷属，由铨叙部次长马旭楼率领乘船抵达重庆。

12月11日，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率所属秘书、科长以及卫士等60余人，乘大车3辆、小车7辆，由贵州抵达重庆。其中，考试院择定重庆通远门外陶园为办公地址，蒙藏委员会借观音岩慈香阁为其办公地址。

12月14日，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朱庆澜抵达重庆，赈济委员会职员20余人已先期到达，该会随即于柑子堡荆园办公。

12月18日，致电重庆市政府，称“本院奉命迁渝，经择定观音岩义林医院内为办公处所”。

12月中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侨务委员会迁渝职员，先后到达重庆，觅得公署路“重庆市党政军警宪俱乐部”三楼为办公地，并于12月21日迁入办公。

1938年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内政部、教育部的大部分职员，相继乘轮船西迁重庆。其中，行政院选定上清寺上清花园为办公地址，内政部择定观音岩同淑里为办公地址，教育部则拟将办公地址设于牛角沱的西南美术专科学校。

从武汉到重庆迁徙落幕

到1937年底，虽然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已正式宣布移驻重庆并开始在重庆办公，但此时迁到重庆的只是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中的一小部分。而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的重要职能部门如军政、外交、经济、财政、交通部等，　因为与战争密切相关，都暂时迁到湖北武汉或湖南长沙。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何应钦、张群、白崇禧、徐永昌、陈诚等，也齐集武汉。这时的武汉，　实际上成了中国抗战的指挥中枢和领导中心。

武汉的战时使命

1937年11月中旬，国民党中央作出迁都重庆的决策后，国民党党政军各中央机关，即积极组织所属机构、人员、物资及卷宗西迁，各国驻南京的使领馆和侨民，也开始做撤离南京的各种准备。

然而，由于南京距重庆路途遥远，交通困难，运输工具有限，再加上时局紧张，所以一般的机关和人员，根本不可能一下子撤到重庆。而那些有权有势的重要机构和重要人员，又因与前方战事有着紧密关系，必须随国民政府军事大本营行动，为战争服务，又不允许一下子撤到重庆。由此一来，作为华中重镇的武汉，既成了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在南京沦陷后组织军力、抵抗日军西进的重要堡垒，也成了抗战时期从南京以及沿海其他各地内迁重庆的绝大部分机构、人员、物资的必经之地。

一时间，武汉机关林立，政要云集，名流荟萃。国民党方面的重要人物如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孔祥熙、张群、于右任、何应钦、陈诚、李宗仁、白崇禧、徐永昌、王世杰、王宠惠、陈立夫、朱家骅、邵力子、何键、熊式辉等；共产党方面的重要人物如周恩来、秦邦宪、王明、项英、董必武、吴玉章、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等；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如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黄炎培、左舜生、张申府等，均留在武汉或来往于武汉与其他各地，从事着对日抗战的各种工作。这段经历，开创了中国对日抗战史上最为辉煌、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关系最为融洽、中华民族对日抗战场面最为红火的时期——武汉抗战时期。

到了1938年夏，局势急转，　武汉同样岌岌可危。加之日机空袭频仍，为策安全计，先前聚集在武汉的国民党党政军各中央机关的迁移疏散，也被再次提到议事日程。

7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紧急命令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驻武汉各机关，限5日内全部移驻重庆。奉此命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7月成立“中央党政机关迁运办事处”，并制定《中央党政机关迁运办法》12　条，秘密印发各机关遵行。同时各党政机关按照所登记在武汉的员工人数，分配舱位，指定轮船及开行日期，并陆续离开武汉，　向长江上游的宜昌、重庆迁移。

1938年7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部分职员相继抵渝，并择定九道门兴华小学楼下为办公地址。18日，该部开始正式在重庆办公。

7月2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常务次长曾容甫等抵达重庆。

7月29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等抵达重庆。

7月31日，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偕该部常务次长秦汾等抵渝。8月2日，内政部部长何键、财政部次长徐堪及中国青年党主席曾琦等抵渝。8月3日，行政院副院长张群、中央赈济委员会代委员长许世英、副委员长屈映光以及张道藩、寿景伟、杭立武、许行成等由汉口飞抵重庆。

8月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乘机由汉口抵达重庆。

8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　乘“永绥”军舰抵达重庆。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以及邵力子、王世杰、彭学沛等由汉口飞抵重庆。

……

“军委会”移驻重庆

到1938年8月上旬，经近一个月的紧急运输，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所属驻武汉各中央党政机关，已全部迁到重庆。部分政府首脑、要员，以及外国驻华大使等，也相继抵达重庆。至此，　重庆在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一年之后，成了真正的中国战时首都，开始在中国对日抗战史上发挥神经中枢与指挥中心的作用。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会”，最早成立于1925年7月3日，系国民党、国民政府最高军事指挥机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北伐目的已达、全国统一基本实现为由，　于1928年11月下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另设参谋本部、军政部、海军部、训练总监部以及军事参议院，分别掌理各相关业务。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特别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战火再起，国民党中央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难，同时也为蒋介石、汪精卫的分权找到一条合理途径，于1932年1月29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26次临时会议决议设立“军委会”。3月1日至6日，国民党中央在行都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会议讨论通过了《整理军事捍御外侮案》以及《关于军事委员会案》，确定“为捍御外侮，整理军事起见”，恢复设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规定：“军事委员会之设立，其目的在捍御外侮，整理军事，俟抗日军事终了，即撤销之。”

在会议通过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中，明文规定：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为全国军事最高机关。”二、该会的主要职责为：“甲、关于国防绥靖之统率事宜；乙、关于军事章制、军事教育方针之最高决定；丙、关于军费支配、军实重要补充之最高审核；丁、关于军事建设、军队编遣之最高决定；戊、中将及独立任务少将以上之任免之审核。”三、该会“设委员长1人，委员7人至9人，由中央政治会议选定，由国民政府特任之”。

3月8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任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至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行恢复成立。

1938年11月，当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各机关遵照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决议，纷纷撤离南京，向重庆、武汉迁移并相继在重庆办公之际，作为战时负有最高军事责任、专门指挥对日作战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则遵照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关于“军事委员会之迁移地点，由委员长酌定”的决定，在蒋介石的率领下，随着战局的不断发展而迁徙。

11月15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密令所属，要求将各部之案卷，限两日内从南京运出，同时每部派干员一人负责押运。

11月1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确定了所属各机关的迁移地点，并由委员长蒋介石训令各机关遵行。其中：总办公厅、秘书厅、管理部，迁武昌、衡山；第一部、第三部、第四部、第六部，迁武汉、衡山；宣传部迁汉口、长沙；后方勤务部、卫生勤务部，迁武汉、长沙；军法执行总监部、警卫执行部、军政部，　迁衡阳附近；国防最高会议，迁长沙；航空委员会及防空处，迁汉口、衡山；参谋本部及附属机关，迁长沙，但所属城塞组迁武汉；农产及贸易委员会、联合运输处、禁烟总会，迁汉口；资源委员会、工矿委员会、总动员设计委员会，迁衡阳；训练总监部，迁湘潭；军事参议院，迁浏阳。

奉此命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属各院、部、会、署等，　纷纷向规定的目的地迁移，并将其新的办公地点相告。

大迁徙尘埃落定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属各院部会署的迁移，主要是南京失守前后的布置，除一部分迁到武汉外，多数迁到了湖南的衡山、衡阳以及长沙等地。由于此次各军事机关迁移的地址离战区尚远，相对而言又比较分散，有利于战事失利时的层层后退，　所以，当1938年夏武汉形势危急时，虽然驻武汉的国民党党政机关纷纷向上游的重庆迁移，但军事指挥机关及其负责人却大多向武汉以南的湖南长沙、衡山、衡阳集中。并于同年11月25日至28　日在湖南南岳举行军事会议，检讨第一期抗战的得失，部署第二期抗战的方针。

随着战事推进，11月中旬，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驻南岳、常德等地的军事机关陆续迁往重庆。此时的迁移，主要靠陆路的公路运输，而衡阳经桂林、柳州、贵阳到重庆的距离为1700　余公里，常德经沅陵、贵阳到重庆的距离也达1300余公里。不仅路途遥远，路况不佳，而且运输工具缺乏，沿途的治安状况也不是很好。所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部长俞飞鹏于11　月14日密电相关各省，对内迁重庆的军事委员会人员、物资的安全以及住宿等事宜，作了详细的安排。相关各省市政府奉令后，　也纷纷饬属遵照执行。

到11月底，各军事机关相继迁移完竣并在重庆寻址办公。12　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电各方，称“本会现已移渝，于本月一日开始办公”。

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辗转迁移的同时，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则以指挥战事关系，率其侍从室及军事委员会的主要幕僚人员，于前线指挥抗战。后随着战事的发展，经南京——武汉——　衡阳——桂林，在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并宣布正式在重庆办公一年之后，才于1938年12月8日上午11点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由桂林飞抵重庆，驻重庆南岸之黄山，　官邸则设在市区曾家岩之尧庐。

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大本营迁驻重庆为标志，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规模、也是惟一一次的政府首脑机关与国家都城自东向西的大迁徙，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