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风靡一时的公用电话

1959年，市内电话局话务员在工作。李士民/摄

1961年7月20日，《北京日报》4版

1952年10月6日，《北京日报》2版

1952年10月31日，《北京日报》2版

1992年，北京街头出现新型公用电话，可拨打国内、国际长途。李士炘/摄

1980年10月27日，《北京日报》2版

1980年7月28日，《北京日报》2版

1996年，慕田峪长城为游客安装了公用电话。刘兴/摄

1980年8月20日，《北京日报》2版

1989年12月13日，《北京日报》1版

1987年，电话局的话务员在接线。 王振民/摄

1999年，公用电话仍然是户外主要通讯工具之一。庞铮铮/摄

1999年8月11日，《北京日报》5版

1985年3月11日，《北京日报》1版

1982年12月15日，《北京日报》2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北京仅有40部公用电话，大都装在大栅栏、西单的商店和大饭庄里，打电话得通过接线员叫号。公用电话真正走入寻常百姓的生活始于1951年，重点安装的就是胡同里的传呼公用电话。“某某家，接电话了！”这样的声音常常在胡同里响起。

某某家，接电话了！

1951年5月，北京电信局开办了一种新的业务——传呼公用电话。如果你有事要打电话，就到离住处最近的公用电话站去打；别人打来电话找你，公用电话站会马上给你送信：某某家，接电话了！

传呼公用电话的出现，为京城百姓解了燃眉之急。譬如，地安门外南锣鼓巷有一天发生火警，因为附近新装了公用电话，消防队及时得到信息顺利灭火；龙须沟一带的手工业生意比以前更好做了，交易中出现的问题打个电话就能解决。（1952年10月6日《北京日报》2版《哪儿需要电话就通到哪儿》）

1959年，市内电话局话务员在工作。李士民/摄

1961年7月20日，《北京日报》4版

1952年10月6日，《北京日报》2版

1952年10月31日，《北京日报》2版

1992年，北京街头出现新型公用电话，可拨打国内、国际长途。李士炘/摄

1980年10月27日，《北京日报》2版

1980年7月28日，《北京日报》2版

1996年，慕田峪长城为游客安装了公用电话。刘兴/摄

1980年8月20日，《北京日报》2版

1989年12月13日，《北京日报》1版

1987年，电话局的话务员在接线。 王振民/摄

1999年，公用电话仍然是户外主要通讯工具之一。庞铮铮/摄

1999年8月11日，《北京日报》5版

1985年3月11日，《北京日报》1版

1982年12月15日，《北京日报》2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北京仅有40部公用电话，大都装在大栅栏、西单的商店和大饭庄里，打电话得通过接线员叫号。公用电话真正走入寻常百姓的生活始于1951年，重点安装的就是胡同里的传呼公用电话。“某某家，接电话了！”这样的声音常常在胡同里响起。

某某家，接电话了！

1951年5月，北京电信局开办了一种新的业务——传呼公用电话。如果你有事要打电话，就到离住处最近的公用电话站去打；别人打来电话找你，公用电话站会马上给你送信：某某家，接电话了！

传呼公用电话的出现，为京城百姓解了燃眉之急。譬如，地安门外南锣鼓巷有一天发生火警，因为附近新装了公用电话，消防队及时得到信息顺利灭火；龙须沟一带的手工业生意比以前更好做了，交易中出现的问题打个电话就能解决。（1952年10月6日《北京日报》2版《哪儿需要电话就通到哪儿》）

大受欢迎的传呼公用电话启发了北京电信局。该局决定自1952年11月1日起，全市所有传呼公用电话一律试办“代传电话”业务。如果来电人说的事情简单，不需要和受话人直接说话的，可由公用电话的代办户转达，由受话人付传话费即可；如果来电人要与受话人通话，由代办户把人找来。（1952年10月31日《北京日报》2版，《北京电信局试办代传电话》）

到1953年底，市区和南苑、西苑、门头沟等郊区共有514个传呼公用电话。其中，市区平均每3条胡同就有1个传呼公用电话，大部分安装在街巷的中、小私营商店里。

胡同里的传呼公用电话迅速在北京落地生根。后邮电部把这一成功经验推广到上海、广州、天津、沈阳等大城市。

1958年1月1日，邮电部调整邮电资费，公用电话通话费由每次4分改为5分。此政策一直持续至1990年，才调整为每次（3分钟）1毛钱。

“三不让打”“六不传呼”怎么治？

上世纪八十年代，公用电话的发展遭遇瓶颈。1980年，北京城区平均3600多人、700多户才有一部公用电话，远不能满足市民的通信需要。公用电话面临“集体单位不愿管，公共场所不让安，个体户要求撤，代办户往外赶”的处境。

当时的公用电话除小部分仍由个体代办户管理外，大部分由街道居委会和生产组等集体户管理。市民屡屡向电信局反映，有的公用电话名曰公用，实际成了专用电话，并形容这些电话是“三不让打”“六不传呼”。即：代办户开会时不让打、研究事情时不让打、长途电话不让打；代办户上下班前后、中午休息、开会、节假日以及路远的和坏天气，不给传呼。

服务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不难猜。集体户管的公用电话，一般都没有专人负责，管得好与坏与个人利益不相关。个体代办户也有委屈，有人认为传呼路远路近、楼层高低、白天黑夜收费一样，这不合理；一些多年坚守的老代办户要求撤机，则出于安全没保证、街坊有意见、子女不支持等原因。

公用电话既然是为群众服务的公共设施，就更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与维护。1980年7月，本报刊文呼吁：“传电话的”同样是为人民服务，他们的辛勤劳动应当受到尊重。（1980年7月28日《北京日报》2版，《办好公用电话需要全社会支持》）

随后，市电信局出台传呼公用电话代办户的四条服务标准：每天服务时间在12小时以上，夜间有急事能打能传；不乱收电话费；服务态度热情周到，及时准确地传送电话，不误事；协作配合好，服从业务台的调度。此服务标准在1980年9月开展全市试点，市电信局公布，凡达到服务标准的代办户，代办手续费从35%提高到50%，以调动其积极性，提高服务质量。（1980年10月27日《北京日报》2版，《提高达到服务标准的代办户手续费》）

热心的“代办人”

公用电话的传呼离不开人。作为一个时代服务精神的缩影，公用电话代办人曾在本报版面上占据重要一席。

1980年本报2版开设了“传送公用电话的热心人”栏目，其中有一篇报道讲述了一个“全家代办”的故事。当时，天坛街道向荣街10号楼居民王淑琴管传呼公用电话已经11年，她全家8口人都为此忙活儿。1980年2月的一天深夜，王淑琴得知邻居一家6口人煤气中毒的消息后，立刻拨电话叫急救车，又让大女儿跑到邻居家帮忙抬病人上车，并且护送到医院。

崇文门外远望街居民王魁漳1955年就成了传呼公用电话代办户，负责15条街、巷、胡同共2000多户。1980年，已76岁高龄的他仍然坚守岗位，刮风下雨、严寒酷暑都未误过事，被群众称赞为“热心老人”。王魁漳把公用电话的号码贴在每一户门上，方便大家知晓。老人和小孩来打电话，他便格外留意，随时帮助记下名字、地址、关系和号码以备再查。如果正吃饭时来了电话，他撂下饭碗就去接，有时一顿饭要分四五次吃。他说：“我得拿人家的事当自己的事去办。”（1980年8月20日《北京日报》2版，《王淑琴一家昼夜传电话》《“热心老人”王魁漳》）

宣武区米市胡同北段居民吴忠山被大伙儿叫做“活地图”“百家熟”，原因是这里的400多户居民，哪家户主叫啥，哪家有个业务员，哪家三姑六姨多……他门儿清！有位居民找未过门的女婿，风风火火跑来，却怎么也想不全电话号码。吴忠山翻开小本子一查，立刻解决问题，因为老用户常用的号码，他都记下来了。一天，吴忠山接到沈阳打来的长途，只说要找个叫小红的，门牌、姓名全说不清。他把胡同里6个跟“红”沾边儿的姑娘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都觉着“对不上号”，突然想起不归他管的北大吉巷胡同还有个叫小红的姑娘，找来一通话，正是此人。（1989年12月13日《北京日报》1版，《吴忠山是“活地图”“百家熟”》）

传呼公用电话代办户不仅是媒体人关注的焦点，有的鲜活事例还成为了艺术创作的题材。本报1984年9月11日3版“艺术家故事”栏目文章《裘盛戎的两件道具》中提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曾在现代京戏《雪花飘》中，扮演热心为群众服务的看管公用电话的陈大爷。为塑造好这一艺术形象，他还为剧中人物设计了两件特色道具：一个一尺多长的大手电筒和一条加宽加长的大围脖。

公用电话转型应急

在发展公用电话的大趋势下，北京引进了洋气的公用电话亭。

两米高、一米见方，苹果绿的顶盖，银灰色的底座，铝合金的框架，四面镶着透明的长方形玻璃。1982年9月22日，北京第一座投币式公用电话亭落户西单人行天桥北侧，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它无须派人看守，可24小时提供服务。两个多月后，东西长安街上的10座投币式公用电话亭也开通使用。（1982年12月15日《北京日报》2版，《十座投币式公用电话亭开通使用》）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公用电话亭的主角——“投币式电话”。虽然当时它在西方一些国家已经是户外通话的重要工具，但在我国还没有普及。1982年2月，北京市电信局科研所接到了设计新型投币式电话机的任务。在邮电部的审定会上，全国有五六个省市都拿出了自己的设计，最终确定以北京市电信局科研所的电路为基础，由邮电部在天津的两个直属厂生产电话机，并在首都先行推广使用。（1983年1月4日《北京日报》3版，《镶在长安街上的明珠》）

另外，北京的公用电话事业还发生了一个新变化。1985年3月10日12点，本市第一个个体总机式公用电话站在新源街居民姚庆玲家开通。总机式电话站的开通，意味着附近凡是安装分机的住户，都可由总机转接电话，每户每月的月租费为6元、10元不等。（1985年3月11日《北京日报》1版，《本市第一家个体总机式公用电话开通使用》）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投币公用电话、磁卡公用电话、IC卡公用电话的相继出现，为市民提供了更多选择。1999年8月，400部国产红色IC卡电话机装进长安街的公用电话亭，这也是长安街及其延长线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公用电话安装工程。（1999年8月11日《北京日报》5版，《长安街打电话更方便了》）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家用电话和手机的普及，曾经风靡一时的公用电话风光不再。公用电话渐渐淡出了胡同口，街面上的公共电话亭使用率也越来越低。

利用率低，是不是应该缩减规模？据本报2011年报道，当时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有关负责人给出了否定答案。原因是公用电话亭是一种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它还承载着可免费拨打110、120、119的重要应急功能。

本版文字：汪丹

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