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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特朗普外孙女都会背诵的《三字经》,英语世界的译本竟有这么多!

2017-11-19 09:32 首都文化智库  作者:代莉

导语:中美两国元首夫妇11月8日在故宫博物院宝蕴楼茶叙时,特朗普使用平板电脑向习近平夫妇展示外孙女阿拉贝拉用中文演唱歌曲、背《三字经》和古诗的视频。这已经不是小姑娘第一次向两国元首背诵《三字经》了,早在两国元首上次会晤时,这位小萌妹就在海湖庄园演唱过中文歌曲茉莉花、背诵过《三字经》和唐诗。

阿拉贝拉选择背《三字经》,一方面是《三字经》海外传播情况的直接反馈,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蒙学读物在国际文化视域中的独特地位。据马祖毅、任荣珍编著的《汉籍外译史》,中国典籍英译始自1761年、即英国人托马斯·珀西 (Thomas Percy) 翻译的《好逑传》(Hau Kiou Choaan)。近年来,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国际背景之下,中国典籍英译的实践和研究也如火如荼。截至2017年10月,在中国知网以“典籍英译”为主题词搜索,从2001年到2017年共494篇博硕士论文,而其中的390篇,也就是近百分之八十都是2011年之后发表的。对中国典籍英译的实践与研究在近十年中的井喷式增长可见一斑。

除了各类论文,以汪榕培、王宏主编的《中国典籍英译》和王宏印编著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为代表的典籍英译专门教材也走进了高校翻译专业的课堂。这些研究成果皆以1911年以前(Pre-modern China)流行的中国珍贵古籍的英译实践为对象,从一般性的研究逐渐走向了分国别、分时期、分专题地对译者、译本、翻译史、翻译策略、翻译批评和翻译美学的深入研究。

导语:中美两国元首夫妇11月8日在故宫博物院宝蕴楼茶叙时,特朗普使用平板电脑向习近平夫妇展示外孙女阿拉贝拉用中文演唱歌曲、背《三字经》和古诗的视频。这已经不是小姑娘第一次向两国元首背诵《三字经》了,早在两国元首上次会晤时,这位小萌妹就在海湖庄园演唱过中文歌曲茉莉花、背诵过《三字经》和唐诗。

阿拉贝拉选择背《三字经》,一方面是《三字经》海外传播情况的直接反馈,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蒙学读物在国际文化视域中的独特地位。据马祖毅、任荣珍编著的《汉籍外译史》,中国典籍英译始自1761年、即英国人托马斯·珀西 (Thomas Percy) 翻译的《好逑传》(Hau Kiou Choaan)。近年来,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国际背景之下,中国典籍英译的实践和研究也如火如荼。截至2017年10月,在中国知网以“典籍英译”为主题词搜索,从2001年到2017年共494篇博硕士论文,而其中的390篇,也就是近百分之八十都是2011年之后发表的。对中国典籍英译的实践与研究在近十年中的井喷式增长可见一斑。

除了各类论文,以汪榕培、王宏主编的《中国典籍英译》和王宏印编著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为代表的典籍英译专门教材也走进了高校翻译专业的课堂。这些研究成果皆以1911年以前(Pre-modern China)流行的中国珍贵古籍的英译实践为对象,从一般性的研究逐渐走向了分国别、分时期、分专题地对译者、译本、翻译史、翻译策略、翻译批评和翻译美学的深入研究。

在这些研究当中,以《三字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蒙学典籍英译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其中,对中国古代蒙学典籍英译的整体性研究则是空缺的。在上述两本教材中,蒙学典籍英译就完全没有进入编者的视野。而在多篇涉及典籍英译的学位论文与期刊论文中,蒙学典籍,包括《三字经》的研究也都是以少数译者与译本为中心的翻译策略研究与译本比较研究。不管是对某一本蒙学典籍英译的全貌式描写,还是对蒙学典籍英译的整体性研究都是非常缺乏的。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学界对以《三字经》为代表的蒙学典籍的文学与文化价值、域外影响缺乏自信和准确认知。事实上,蒙学典籍不仅具有独特的文本价值,还拥有悠久而深厚的英语译介与传播史。这些特点在被誉为“诚古一奇观”、“袖里通鉴纲目”的《三字经》上体现的尤为突出。

《三字经》并不仅仅是一部适合幼童启蒙识字的课本,更不是一本粗陋浅薄的低幼读物。它的内容其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核心思想的高度提炼和概括,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儒家伦理等多个领域的基础知识,其初始目的是通过通俗化、大众化的文本来普及文字与文化知识。在长达八个世纪的流传中,《三字经》不断被增补、修订、注释,最终成为了唯一一部被冠以“经”这一称谓的中国古代蒙学典籍。它既是宋代以后所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学习本国语言文化的开端和准备通过科举进入官僚系统的第一步,也是街头巷尾、山野村落中的黄童老妪皆能通晓甚至吟诵数句的一部口传中国简史。

《三字经》独特的三字一句的韵文体,使其具有朗朗上口同时又易于识记的特点。这一特点一方面对儿童的启蒙教育和其本身的社会流传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在口口相传的意义上,很好的补充了中国文字和文化更偏重书面记录的传统。另一方面,它的这一特殊体式及其在自身的流传史上所展现的旺盛生命力启发了后世各个领域,包括蒙学教材本身对三字韵文体的大量仿制,有很多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并得以流传于世。比如《弟子规》、基督教《三字经》、《训女三字经》、太平天国《三字经》、《医学三字经》、《抗日三字经》、《新三字经》等许多版本。

《三字经》的英语译介与传播历史起源早、版本丰富、影响力大。《三字经》最早的英译本见于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于1812年出版的Horae Sinicae: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后来又有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马兰(Solomon Caesar Malan,1812-1894)、欧德理(Ernest John Eitel,1837-1908)、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等多位译者的版本。近年来,潘世兹、孟凡君、王宝童、赵彦春、沈菲等多位译者的版本也在国内外取得了较大的影响。其中潘世兹的译本还在1990年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的“世界儿童道德读物丛书”。在《三字经》被译介到英语世界的两百年历史中,它的英译本版本繁多,同时还有许多涉及《三字经》的学术研究与大量书评。现在通过Worldcat可检索到的《三字经》独立译本就有三十多种,笔者能查阅到的也有十几种。直接或间接涉及《三字经》的英语学术论文有四十多篇。

著名英国汉学家翟里斯在1873年英译了《三字经》和《千字文》,题名为Two Chinese Poems. 但翟里斯本人对这个韵文译本不甚满意,于1900年推出了重译本。这一译本采用英汉对照的编排方式,并为每个汉字注音标调。最为关键的是,崔理斯仔细研究了许慎的《说文解字》,在每段译文后分析了《三字经》原文每一个汉字的结构及意义,并对经文涉及的历史、文化、经典也进行了介绍。

20世纪以后,国外的《三字经》研究从不同角度逐渐走向深化。汉学家费正清在其论文《新教传教士作品在中国文化史之地位简论》(Introduction: The Place of Protestant Writings in China’s Cultural History)中,对《三字经》英译本的质量和影响进行了评价与总结。华裔学者James T. C. Liu在其论文The Classical Chinese Primer: Its Three-Character Style and Authorship中,以《三字经》为典型案例,对中国蒙学典籍独有的三字韵文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试图找出其起源及首创作者。另外两位华裔作者Wing On Lee和Chi Hang Ho在他们的论文Ideopolitical Shifts and Changes in Moral Education Policy In China中,以中国政府德育政策对《三字经》等蒙学典籍态度的转变为例,试图证明中国政府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度与其德育政策去政治化之间的关系。另外,Bernd Eberstein在其论文China’s History In Chinese Dress: The Struggle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中以《三字经》等中国典籍的历史书写为对照,对中国二十世纪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进行了研究。除了以上对《三字经》本体的语言文化及其政治、历史价值的研究外,更多的研究则将视角投向了《三字经》的教育研究意义。

《三字经》与其他中国典籍一起承担了构建中国文化形象、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的重任。正是基于《三字经》对中国文化的高度概括性和其流传的广泛性与历史的深厚性,在后世的各类蒙学书目里的一千多种蒙学读物中,《三字经》往往占据首位。

(责任编辑:余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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