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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靠什么成为“千年偶像”

2017-12-01 09:49   

2017年临近岁末,在我们向苏轼诞辰980周年挥手道别之际,一种莫名的困惑萦绕心头:40余年创作生涯,4800多篇文、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数量居北宋文学家之冠;“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些千古传诵的句子,是他唯一想留给这个世间的?

辞世的前几月,苏轼给朋友写了封信,确信此生没有虚度,因为完成了传世著作,儒家事业有了交代。但赐予苏轼“文忠公”谥号的是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感叹苏轼未尽的王佐之才。在学生秦观眼中,政治才干和文艺创作不过是“与世周旋至粗者”,老师最大的成就是道德修养上的“性命自得”。而到了明代小说中,苏轼又俨然是一个“风流帅”。若徜徉于西子湖畔、漫步苏堤之上,或在孤山脚下的楼外楼小酌一番,则有文人雅士一边品尝“东坡肉”,一边欣赏子瞻先生(苏轼字子瞻,源于“登轼而望之”)的墨迹。

其实,在苏轼身后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还散落着更多的生命与文化焦点,可谓琳琅满目、触手生春。苏轼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耳”,宋代人也以“文曲星”视之。中国古人相信,神仙在尘世间可以幻化诸相,且诸相非相。苏轼的本真真是令人琢磨。

2017年临近岁末,在我们向苏轼诞辰980周年挥手道别之际,一种莫名的困惑萦绕心头:40余年创作生涯,4800多篇文、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数量居北宋文学家之冠;“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些千古传诵的句子,是他唯一想留给这个世间的?

辞世的前几月,苏轼给朋友写了封信,确信此生没有虚度,因为完成了传世著作,儒家事业有了交代。但赐予苏轼“文忠公”谥号的是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感叹苏轼未尽的王佐之才。在学生秦观眼中,政治才干和文艺创作不过是“与世周旋至粗者”,老师最大的成就是道德修养上的“性命自得”。而到了明代小说中,苏轼又俨然是一个“风流帅”。若徜徉于西子湖畔、漫步苏堤之上,或在孤山脚下的楼外楼小酌一番,则有文人雅士一边品尝“东坡肉”,一边欣赏子瞻先生(苏轼字子瞻,源于“登轼而望之”)的墨迹。

其实,在苏轼身后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还散落着更多的生命与文化焦点,可谓琳琅满目、触手生春。苏轼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耳”,宋代人也以“文曲星”视之。中国古人相信,神仙在尘世间可以幻化诸相,且诸相非相。苏轼的本真真是令人琢磨。

开封府的“魔鬼历练”

提升处理繁琐政务能力

看京剧的时候,觉得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是何等的威风。但在北宋政治现实中,开封府判官其实是个劳碌命。司马光曾形容开封府狱讼繁多,“自旦至暮,耳不暇听,目不暇视”。

苏轼于熙宁二年冬来到这里做代理判官,干了整整一年。之所以有此差遣,乃是拜王安石所赐。王安石在朝中主持变法,苏轼屡次表达异见;王安石遂“欲以吏事困”之,想让他忙得不可开交,更无暇开口。据说,苏轼在开封府“决断精微,声问益振”,锻炼了处理繁琐政务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日后的仕途中得到验证。

从建安七子刘桢的“沉迷簿领书,回回自昏乱”开始,感慨沉沦下僚、俗务缠身成为中国古典诗文的一大主题。但面对类似的种种情形,苏轼似乎没有什么抱怨。他不仅把政务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完成得极为潇洒。

《梁溪漫志》记载,苏轼在杭州为官期间,经常在西湖边上办公,早晨从涌金门泛舟而来,中午到普安院吃饭,于冷泉亭据案断决,处理公文时“落笔如风雨”,傍晚则乘马以归。据说,道路两旁灯火通明,站满了人,等待一观太守风采。

苏轼何以有此超能力?开封府的“魔鬼历练”可能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清波杂志》一书中还道出了关键因素:盖坡为郡日,当直司日生,公事必着于历,当晚勾消,唯其事无停滞,故居多暇日,可从诗酒之适。原来,苏东坡有工作日志,当天事务当天了结,并在日志上用笔勾画,从不拖延。到了南宋,这些工作日志成了书法墨宝而为人珍藏。

如此关心民瘼、勤政为民,即便没有那些劳什子诗词,苏轼也应该留名史册。他在杭州赈灾浚湖,除夕夜竟野宿在城外;他在杭州设立公立医院,三年内治疗了1000个病人;他在密州斋戒吃素,为受到蝗灾的人民祈福;他把药方用“大字报”抄写在密州市镇,让看不起病的百姓得到帮助。

徐州发洪水的时候,他几十天过家门而不入,说“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而且,他不是在抗洪前线慰问性“走一遭”,而是住在城墙上两个多月,与民众共患难。他还在黄州成立“救儿会”以改变溺婴陋俗,又募捐钱款向那些应允养育婴孩的家庭给予资助。

晚年受到极大政治迫害被贬惠州、儋州后,苏轼仍然不颓唐。他一方面从精神上寻求安慰,把万里流放视为对自己的考验,“恐是诸佛知其难化,故以万里之行相调伏耳”;另一方面直面现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当时,广州人饮食用咸水,经常生病。苏轼就献策,建议用竹筒把20里外蒲涧山的淡水引过来。他还在惠州推广“碓磨”“秧马”等农具,以减缓当地农民的劳苦。

黄庭坚感言,苏轼的个体生命虽渺小如“太仓一稊米”,但“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始终”。

善于根据变化调整心态

从而获得欣乐自足的平衡

苏轼的爱民勤政,不仅缘于所接受的儒家教育,而且更有人生哲学作支撑。他善于根据人生际遇的变化调整心态,以使自己长期处于一种生气活泼、欣乐自足的境界。

《庄子》主张“物化”,苏轼则喜欢讲“应物”——“平生为道,专以待外物之变”“天道何常之有,应物而已矣”。“物化”“应物”当然不是孙悟空的七十二变,而是一种无执的心灵,不固执某一特定的生活环境或某一目的,超越现时刻、现阶段乃至现世的生命,以追求永恒的精神价值。然而,超越并不是拒绝、否定、逃避。苏轼是在接受、顺应、调整中逐步实现超越的。

“应物”不是对现实的默认与妥协,更非让心灵拱手认输,而是相信现实本身也时刻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现实本身没有执着于当下,那心灵又何必于当下执着?

“应物”可以减少现实处境对心灵的束缚,使生气活泼的状态重获平衡。在苏轼眼中,荒山大江的黄州与西湖美景“未见议优劣”,同样可以“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而“九死南荒”的海南生活,何尝不是冠绝平生的奇游?当北归无日的时候,苏轼就把自己看作一个累举不第的惠州秀才,“有何不可”?

“应物”哲学是逼出来的。乌台诗案虽没有被处死,但苏轼的心灵已经死过了一次。狱中写给弟弟苏辙的诀别诗表明,他“自度不能堪”,是准备死在狱中的。经过这番锻打淬炼,他终可“谈笑于死生之际”了。

“应物”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脚踏实地。乌台诗案后贬谪黄州,衣食堪忧,负债累累,怎么办?只有“痛自节俭”,限定每日开销,把钱串挂在屋梁上,并将挑钱的画叉藏起来;又躬耕于东坡,与泥土接触中体味“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牛羊肉吃不起,就买些猪肉,谁知一吃就吃出了道千古名菜。后来在惠州仍吃不起羊肉,却突然发现把羊蝎子蘸盐微烤,竟然美如“蟹螯逸味”。徐州的酒薄,不如官酿,便随手将一位朋友的顺口溜写成《薄薄酒》:薄薄酒,胜茶汤;粗粗步,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聊胜于无”毕竟也是一种“有”,稻草虽弱却亦能救命。流放海南,即便感到“无复生还之望”了,仍然可以先做事——“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死即葬于海外罢了。

“应物”的过程中,另一方面是精神自信。苏轼在惠州时乘舟遇雨,河水暴涨,“天水相接,星河满天,起坐四顾太息”。苏轼不是怕死,却怕自己的心血结晶——《尚书》《周易》《论语》注释稿就此沉溺。于是,只能内心祷告:“天未欲使从是也,吾辈必济。”果然,最终有惊无险,而苏轼的幼子苏过一直在旁边鼾睡,百呼不应……委运任命不是悲观颓唐,而是不暇预虑过多,不暇杞人忧天。

“水到渠成”是苏轼经常用来自我宽慰的词。他似乎对水情有独钟:“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流水为苏轼照鉴出天地自然的本真。水的“随地赋形”,最能契合苏轼的“应物”哲学。

在平凡的事物中

感受天地的生气活泼

“应物”的生命永不枯寂,苏轼的世界也是丰赡而多彩的。

晚年从海南贬所归来,虽然苏轼说自己“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但从《邵氏见闻录》来看,其风采依旧不减当年: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座客曰:“莫看杀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

千万百姓观瞻苏轼,这让人不禁想起元丰二年苏轼到扬州平山堂挥毫写词的场景。当时,“红妆成轮,名士堵立,看其落笔置笔,目送万里,殆欲仙去尔”。

“应物”,所以要接受天地万物的不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被秦观视为苏轼最高成就的“性命自得”,即顺应万物而不执于一。而苏轼最不满意王安石之处就在于,后者拒绝万物不齐,喜好并强迫他人随同自己,“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述,作新欺人”,且欲以其学同天下。

“应物”,所以苏轼的生活实践、文艺实践才如此丰富。苏轼总善于在平凡的事物中感受天地的生气活泼。连村里造桥乃至掩埋尸体这样的事,都能让苏轼感到“条理”,体味人生的慰藉。

宋代理学家认为“作文害道”,苏轼却将写作视为一种乐趣、一种时常发作的瘾:“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达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后来,袁宏道承苏轼之语说:“我辈非诗文不能度日。”

不可否认,即便万斛泉源的苏轼,在文艺创作上也必然要花费精力时间。而人生光阴总是有限的,创作不可避免会妨碍其他事务。苏轼采取的方法是取消文、道之间的二元对立。钱塘有一少年僧人思聪,醉心文艺,弹琴、书法、作诗样样精通,亦爱研读《华严经》。苏轼对他说,对于修道而言,《华严经》不过是一种暂供休憩的蘧庐而已,琴棋书画更微乎其微。悟道不能从虚空入,还是要从实践入手。苏轼认为,人生问题的解决,只有“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即凡心即超越,即色即空,即世之所乐而得超然。

由此,苏轼毫无保留地驰骋遨游于文学与艺术天地,尽凡心于其中,开辟了历史上的大境界:诗文开宋代新貌,词开豪放,书法开尚意,绘画开文人。

苏东坡是文人,更是哲人。他留给世间的,既有一个丰富的文艺世界,更是一种具有温度、厚度、韵度的生命哲学。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区分了几种人生态度:“现实”减“梦想”等于“禽兽”,“现实”加“梦想”等于“心痛”,“现实”加“梦想”加“幽默”等于“智慧”。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苏轼比较接近第三种。

这是一种不易达到的高境界。用秦观的话来说是“与世周旋”,用朱光潜的话来说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如果用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宝绘堂记》《醉白堂记》《超然台记》 这五篇名作中的话来说就是:人生如寄,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与无尽藏之造物者游,安往而不乐。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韩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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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乔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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