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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战士回忆打入南京总统府:电灯亮堂 水流了一地

2017-12-01 10:41 人民网  

我于1923年2月28日出生在山东省昌潍地区安丘县韩吉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我家是一个大家庭,我们这一辈,共有7个男孩、5个女孩,后来全部参加了革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

我的哥哥张永杰,最早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3月加入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7支队2大队,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受党组织派遣,他改名张俊千,打入山东省第八督察区保安司令部保安第10团做秘密统战工作。在五叔张竹坡(共产党员,时任10团政训处主任)的掩护下,宣传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先后发展共产党员40余名,并建立了党支部。1941年春,他的身份暴露,被迫离开10团。1943年后,他任鲁中三地

委安丘县城工委书记时,代表八路军与10团团长韩寿臣谈判,促使10团起义。随后10团被八路军山东军区编为独立第4旅,他任旅政治部副主任。日本投降后,他调任鲁中三区第二联络处主任,兼中共淮安县委国工部部长。1948年调济南市委联络部任组织科长,继又调徐州市委任组织部组织科长。1949年4月,他随军南下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

我有一个妹妹,在抗日战争时期搞地下斗争时,被日本鬼子抓住。日本鬼子和汉奸用铁丝把她的乳房穿起来拉着游街,可她坚贞不屈,始终不投降,最后被活埋牺牲。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找到了她的遗骨,并埋葬在安丘县烈士陵园。

我于1923年2月28日出生在山东省昌潍地区安丘县韩吉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我家是一个大家庭,我们这一辈,共有7个男孩、5个女孩,后来全部参加了革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

我的哥哥张永杰,最早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3月加入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7支队2大队,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受党组织派遣,他改名张俊千,打入山东省第八督察区保安司令部保安第10团做秘密统战工作。在五叔张竹坡(共产党员,时任10团政训处主任)的掩护下,宣传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先后发展共产党员40余名,并建立了党支部。1941年春,他的身份暴露,被迫离开10团。1943年后,他任鲁中三地

委安丘县城工委书记时,代表八路军与10团团长韩寿臣谈判,促使10团起义。随后10团被八路军山东军区编为独立第4旅,他任旅政治部副主任。日本投降后,他调任鲁中三区第二联络处主任,兼中共淮安县委国工部部长。1948年调济南市委联络部任组织科长,继又调徐州市委任组织部组织科长。1949年4月,他随军南下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

我有一个妹妹,在抗日战争时期搞地下斗争时,被日本鬼子抓住。日本鬼子和汉奸用铁丝把她的乳房穿起来拉着游街,可她坚贞不屈,始终不投降,最后被活埋牺牲。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找到了她的遗骨,并埋葬在安丘县烈士陵园。

我16岁就参加革命

1939年,我16岁,便开始参与地下革命工作。

当时,昌潍地区是日本鬼子占领区。在我哥哥的带领下,我们家成了抗日斗争的秘密联络点。当时环境很艰苦,我就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抗日工作。比如,经常挎着一个小篮子,装上几棵青菜或几张煎饼,怀揣一颗手榴弹,冒着生命危险到各个联络点送情报;如果有同志到我家来开会,由我到庄外接送他们;他们开会的时候,我就抱着小侄儿在外面给他们放哨,一有动静,立即通知他们转移。

1942年,我19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日本鬼子和汉奸发现我们家是一个抗日联络点,就来抄家查封。由于我哥哥参加革命早,有经验,他非常机灵地逃了出来,日本鬼子和汉奸到处通缉他,并悬赏要他的人头。据《安丘县志》记载,1943年秋,日寇对我们家那一带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在整个昌潍地区到处张贴布告,对我哥哥以及我们全家进行通缉,凡告发者有重赏,凡割其一只耳朵赏10万大洋,告发其子女者也有重赏。

由于我们家暴露了,为了安全起全,党组织把我们全家转移到了解放区。

解放战争时期,我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鲁中南纵队,这是一支老八路部队。1948年9月16日,我军发起济南战役,由吴化文率领的国民党整编第96军及整编155旅、161旅和独立旅宣布起义。10月29日,解放军总部发布命令,将吴化文的部队与我们鲁中南纵队合编为人民解放军第35军及步兵103师、104师和105师,任命吴化文为军长,杨友柏、赵广兴、何志斌分任师长。合编中,吴化文部队从3个师缩编为3个团,35军的每个师中,解放军鲁中南纵队占两个团,而吴化文的部队只有一个团。因此,合编后的35军共有2.2万人,而解放军鲁中南纵队就占了近1.5万人。

部队合编以后,上级调我到35军后勤部工作。

上级命令我们准备解放南京

大概在1949年3月初,我们在山东省沂南地区接到了准备渡江解放南京的命令。我所在的部队很快就赶到江苏北边的一个地方,一切工作都围绕着攻打南京作准备。

我们刚到苏北时,听说美国要帮蒋介石打我们,我军就计划等部队集结完毕后再攻打南京。为此, 我们在长江北岸住了一个多月,一边进行水上训练,一边等待上级下达攻打南京的命令。

要想攻打南京必须要先渡江,而我们部队的人大都是北方人,没见过这么宽的江,也不会游泳,更不会划船,因此不敢下水,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学习。

我们从老乡家中借来船只甚至大木盆,一部分人在江上练习划船,一部分人在鱼塘里、稻田里练习划水。除此之外,还要练习如果落水了怎么自救,怎么拉绳子努力上船或者上岸,万一船被打翻了如何从船下逃生……

训练的时候天气十分寒冷,许多人的手都磨破了,鲜血直流;有不少人脱了衣服跳进水里,浑身直打哆嗦;也有不少女同志不顾生理的特殊期,和男同志一样积极地参加水上训练。很快我们就不再怕水了,“旱鸭子”不但学会了游泳,而且还能稳坐在船上放枪打敌人。

为了入城后适应城市生活,部队组织全体人员学习南京的风俗习惯,并进行入城教育,告诉入城后应注意的纪律,进城后如何开电灯,如何开自来水,如何使用抽水马桶等等。当时我觉得那些知识既新鲜又好玩。

终于等到攻占南京的命令,我们35军独立承担了攻打南京的任务。原以为打南京要付出很多代价,因此为了减少牺牲我们作了不少准备。没想到的是,由于国内其他战场捷报频传,国民党竟自己逃跑了,我们没费多少劲就打进了南京。

1949年4月23日,我们的先头部队打进南京。当天晚上,我们军后勤部人员乘坐一艘可装载20多人的敞篷船,跟在大部队后面也渡过长江,进入南京。

当晚我们住进“总统府”

打进南京的当晚,我随军部进入了总统府。我们最先看到的是一个很大的院子,进去后根本找不到方向,也不知道路怎么走。只见很多栋楼房,所有的灯都开着,到处亮晃晃的。有的电灯非常漂亮,我们感到很兴奋,也很好奇,一直到处张望,觉得什么都很新鲜。

可是,进入总统府大楼里面时却发现,到处都是乱糟糟的:纸张、杂物,还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物品,弄得满地都是;有的卫生间里自来水龙头还开着,水流了一地。看得出来,蒋介石的部队在逃跑时十分狼狈。

我们打进总统府后,军部就设在蒋介石的办公楼里,军后勤部则安排在旁边一座漂亮的小楼里,后来军部的人告诉我说,这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住的“大花楼”。

大花楼里到处铺着红色的木地板,据说原来上面铺了地毯,可我们住进去时地毯已经没有了。大花楼的地板特别滑,稍不注意就会滑倒,经常有人滑倒后爬起来,还没站稳又滑倒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听说,这是因为地板打了蜡,所以才这么滑。大花楼的许多房间都是空的,房间里乱七八糟地散落了不少纸片,据说好东西都被搬走了。

宋美龄的房间里有一张非常漂亮的大床,还有几个空衣柜,但已经没有其他物品了。我们这些农村来的战士,这么漂亮的床,什么样子也说不出来。当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间

房里。因为只有一张床,谁也不好意思睡在宋美龄的大床上。于是,大家挤在地板上,很快就睡着了。

“大花楼”里的几件趣事

我们在宋美龄的大花楼里,虽然只住了几天就开拔了,但是,这短短的几天,我却终生难忘。

我们都是农村来的,尽管在入城前进行了入城教育,但一遇到实际问题,就不知所措了,还闹出不少笑话。

有的人开自来水龙头洗手,要么打不开,要么开了以后不会关,常常弄得自己一身水,最后干脆就不管了,让水一直流,等其他会关的人来关。因此,整个大花楼经常到处都是水。后来经过反复教,才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住在大花楼里,电灯一开,到处亮堂堂的。有的同志以为电灯和农村的油灯差不多,于是不少抽烟的人就想到电灯上点火。电灯太高够不着,他们就直接站到桌子上凑近电灯泡去点烟,结果点不燃。他们还一直埋怨,在乡下煤油灯那么暗都能点燃,城里这么亮的灯泡居然还点不着烟。还有的人不会关灯,直接用嘴去吹灯泡,可怎么也吹不灭。

入城的官兵大多没有见过抽水马桶,尽管入城教育时教员讲过怎样使用,但并没有亲眼见过,更不用说亲身体验了。在大花楼里,经常可以见到蹲在抽水马桶上解手的人,还有解手后不知道如何冲洗的人,使得整个卫生间都是脏兮兮、臭熏熏的。后来又找教员反复教,大家才学会使用这个“洋玩意”。

这些事现在说起来可能许多孩子都觉得好笑,但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真实的事。我们那个年代,是个动荡的年代,除了战争就是贫困,没有钱读书识字,没有见过世面,是共产党领导我们解放了我的家乡,解放了全中国。 (张永春口述 金沪蓉记录整理)

(责任编辑:乔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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