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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利用叙事时间营造诗意的方式探析

2017-12-13 10:42   作者:叶玉露

来源:《新闻爱好者》

【摘要】电影是一种时间艺术,对其叙事时间的把控有助于电影诗意的生成。而中国电影的诗意营造就是通过有意味的倒叙和预叙、营造叙事时间的整体性、延长镜头内的时间、放大特定时间的文化意蕴等方式来进行的。探究电影诗意营造方式,对于提高国产电影的艺术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中国电影;叙事时间;电影诗意

电影是一门时间和空间的艺术。电影导演对电影时间的把握,关系到一部电影的艺术高低。电影时间是电影创作中最具有生命力的一部分,也是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动力。“电影时间的最终意义不在于求得记录或记忆‘时刻’中的时间精确,而在于求得‘时刻’中的时间意识以及随之带来的情感度”[1]。电影时间所带来的情感度就是电影时间所营造出的电影诗意。由电影时间所唤起的人的生命意识和情感都是电影诗意的彰显。电影的诗意是电影生命的灵魂,是电影导演们的艺术追求。对电影中叙事时间的有效把控有利于电影诗意的营造和生成。本文通过对中国电影叙事时间的分析,总结出利用电影时间营造中国电影诗意的几种方法,这对于提高国产电影的艺术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有意味的倒叙和预叙

电影中的时序可以分为顺序、插叙和逆序。其中逆时序,指的是话语时间和故事时间之间的不同步,分为倒叙(闪回)和预叙(闪前)两种。有意味的倒叙和预叙能够帮助叙事完成抒情的张力和诗意的营造。这是因为倒叙和预叙这种非顺序的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顺时序的时间因果链条,让叙事表现出不连贯和断裂,就需要我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填充这些断裂的时间链条中的“细缝”和“孔洞”,当观众的情绪和想象能够按照导演的引导填充这些时间上的断裂点时,也就是诗意生成之时。电影中使用倒叙的方式使观众产生悬念,能引人入胜。

来源:《新闻爱好者》

【摘要】电影是一种时间艺术,对其叙事时间的把控有助于电影诗意的生成。而中国电影的诗意营造就是通过有意味的倒叙和预叙、营造叙事时间的整体性、延长镜头内的时间、放大特定时间的文化意蕴等方式来进行的。探究电影诗意营造方式,对于提高国产电影的艺术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中国电影;叙事时间;电影诗意

电影是一门时间和空间的艺术。电影导演对电影时间的把握,关系到一部电影的艺术高低。电影时间是电影创作中最具有生命力的一部分,也是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动力。“电影时间的最终意义不在于求得记录或记忆‘时刻’中的时间精确,而在于求得‘时刻’中的时间意识以及随之带来的情感度”[1]。电影时间所带来的情感度就是电影时间所营造出的电影诗意。由电影时间所唤起的人的生命意识和情感都是电影诗意的彰显。电影的诗意是电影生命的灵魂,是电影导演们的艺术追求。对电影中叙事时间的有效把控有利于电影诗意的营造和生成。本文通过对中国电影叙事时间的分析,总结出利用电影时间营造中国电影诗意的几种方法,这对于提高国产电影的艺术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有意味的倒叙和预叙

电影中的时序可以分为顺序、插叙和逆序。其中逆时序,指的是话语时间和故事时间之间的不同步,分为倒叙(闪回)和预叙(闪前)两种。有意味的倒叙和预叙能够帮助叙事完成抒情的张力和诗意的营造。这是因为倒叙和预叙这种非顺序的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顺时序的时间因果链条,让叙事表现出不连贯和断裂,就需要我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填充这些断裂的时间链条中的“细缝”和“孔洞”,当观众的情绪和想象能够按照导演的引导填充这些时间上的断裂点时,也就是诗意生成之时。电影中使用倒叙的方式使观众产生悬念,能引人入胜。

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影片《姊妹花》《夜半歌声》,50年代的《柳堡的故事》,80年代的《天云山传奇》《小花》《如意》《暖》,到新世纪之后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云水谣》等艺术性较强的影片,均采用了倒叙的手法。这些影片往往会刻意地截取故事发展过程中和结尾的某一个片段或者把主角回忆整个人生的场景放在电影的开头,然后再穿过时间的隧道回到电影中的那时那景,并交待该片段的后续故事,颇有一种曲径通幽的诗意。在电影开始时用一个角色或者画外音来回忆将要讲述的故事,这就类似于中国文学中的“说书人”,这个角色往往带有全知的视角,带领着观众打开了导演所营造的时间记忆之门,让观众透过电影中的某一时刻或者某一时刻间隔的记录或回忆,唤起人的生命意识和感官的情感,完成了情感时间的岁月穿越,把电影时间岁月中所特有的情绪、意绪和情感都营造了出来,这就产生了电影诗意。

电影中的预叙与倒叙正好相反,预叙即提前叙述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按照热奈特的阐述,即为“事先讲述或提及以后事件的一切叙述活动”[2]。“预叙的功能,如果处理得好,往往能够给后面的叙述构设枢纽,埋下命脉,在预而应有中给叙事过程注入价值观、篇章学和命运感。因此,最妙的预叙是诗,又是哲学”[3]。预叙是诗性的哲思表现,在中国人的时间观念集体无意识中有一种超越的思想,即所谓的“荣落在四时之外”,通常是撕开时间之皮,到流动的时间的背后,去把握生命之道。“这就使他们的作品不是首先注意到一人一事的局部细描,而是在宏观操作中充满了对历史、人生的透视感和预言感”[4]。中国电影中的预叙往往带有一种知晓全局的宗教感和诗意的哲思,具有神异的超越性,同时还产生了虚实相生的结构效应。比较明显地采用了预叙手法的是电影《小街》。该片的导演在开头所构想的男女主人公三种不同的结局构成了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形象化表述,从而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时空结构。把人生旅程与提前叙述的人生的结局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动人心弦的像诗一般的审美张力。

二、营造叙事时间的整体性

中国人对于时间的认识潜藏和储存在自己的内在精神结构之中,并且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和叙事形态。学者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提出了“叙事时间整体性”的观念,他指出“时间观念上的整体性和生命感,使中国人采取独特的时间标示的表现形态……在中国人的时间标示顺序中,总体先于部分,体现了他们对时间整体性的重视,他们的统观性、整体性时间观念异于西方的积累性、分析性的时间观念。由此他们以时间整体性呼应着天地之道,并以天地之道赋予部分以意义。这种时间整体涵盖时间部分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叙事文学的结构形态和叙述程式”[5]。西方小说往往从一人一事细微之处写起,而中国小说通常首先展示一个广阔、超越的时空结构。中国的小说家往往以时间的整体观为精神起点,进行大跨度的时空勾画,在时间的流转中,寄寓着生命体验和对时代变迁的感悟。所以,中国人的这种时间整体性的观念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电影人的创作。

考察中国百年电影史,就会发现从郑正秋到谢晋,一直到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田壮壮、贾樟柯、小江、章家瑞等导演的作品大多采取大的时间跨度,把电影所要讲述的故事放到大的社会历史长河中,这始终都是中国电影叙事的一个重要特点。20世纪40年代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中国电影史上具有史诗般意义的作品,它既是一部感悟时代隐衷的性情之作,也是一部具有历史深度的沉痛史诗。影片全长160分钟,故事时间跨度为从抗战前夕到抗战结束,不仅宏观地描绘了抗战中的各式民生,而且也细腻地道出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愁苦,恰似那一江春水曲折浩荡东流不尽。中国第三代导演谢晋的《天云山传奇》,其中的故事从1956年写到1979年,时间变化更大。大的时间跨度,整体性的时间安排,让人插上想象的翅膀,在广阔的时空画卷中感受历史、体悟生活。

第四代导演张暖忻的《青春祭》讲述的是知青李纯插队傣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重回傣乡凭吊青春岁月的故事。谢飞导演的《黑骏马》中的时间跨度是从男主人公白音宝力格幼年到中年。第五代导演中张艺谋的《菊豆》《活着》、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田壮壮的《蓝风筝》、顾长卫的《孔雀》、侯咏的《茉莉花开》等都是采取了在相对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展开故事情节的叙事策略。所以,在国产影片的叙事中,往往运用时间整体性,把个人的历程与时代、社会变迁相结合,这样影片在展示广阔的社会场景和历史事件的同时,又围绕着主要人物的内心活动去安排故事的情节,这就把宏大的叙事和个体的叙事相结合,让观众既能看到影片中所营造的时代的风云变幻,也能体会到个体细腻的情感世界。整体流动性的时间,就像是一场生命的旅程,让观众从影片建构的广阔时空中去感受片中人物和历史的成长与蜕变,感受时间流逝的痕迹,体悟历史的变换规律,思考生命的意义。随着影片时间的推移,观众的内心陪伴着影片中人物失去的、获得的,好像真的经历了一个时代或一段大的时间跨度的生活和情感的悲欢离合。生活的展开,情意的抒发,在无形中渗透进人的内心世界,完成一种深切的生命体验过程,生成一股生命情感的激流,汇聚成一种生命的史诗。

三、延长镜头内的时间

导演可以利用电影的剪辑技术,延长短时间之内发生的故事剧情、事件和动作,从而达到强调某一时间或剧情的效果。在电影中主要是通过把几秒内发生的动作延长为时长更长的场面,从而使得影像的冲击力和情感的感染力在时间线上得到积累,为后面的情感抒发做铺垫。延长了镜头内的时间,相当于放慢了时间节奏,使影片故事处于一种被“拉长”甚至“停滞”的情景中,造成一种对生活的“滞留感”,为电影画面形成一种新的“感情长度”,在这被拉长和滞留的时间里给观众留下情感体验、回味电影中艺术的意境和诗意的想象空间。这样,便有了观众情绪参与的空间,而不会把观众束缚在环环相扣的逻辑因果链条之中。当观众的情绪能够主动地去填充这些想象空间的时候,也是诗意产生之时。镜头内的时间被延长后,也意味着细节被放大,这就让某种瞬间和永恒跨越了时间。在这一瞬间转为永恒的过程中,饱含着情感和生命的独特审美体验。

拉长镜头内的时间是导演经常运用的方法之一,场面调度和音乐的韵律控制了电影的节奏,这样运用时间的方式会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诗化效果。在电影《花样年华》中多次出现周慕云和苏丽珍擦肩而过的暧昧画面,以低缓音乐为背景,用延长镜头内的时间来表现角色人物内心世界的片段在影片中共有六处。最突出的例子是在影片第14分28秒左右出现的周慕云与苏丽珍晚上各自出门买晚餐,两人默默地擦肩而过的镜头。这组镜头的时长为2分18秒,两个人物的动作都被放慢。时间被延长,暧昧被放大,让观众在观影时会产生联想,从而更加关注和期待男女主人公在后面的情节中出现情感交流的可能性,以致朦胧的诗意从观众的心底油然而生。在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陆先生回到家里看到一家人遇害的场景中,摄影机先是仰拍陆先生妹妹被枪杀后趴在地上的状态,她眼含泪花,鲜血慢慢从她的身体流出,随后镜头用俯拍以类似于上帝、诸神、造物主的视角缓缓地、冷静地随着陆先生在宅子内走过家人的尸体,这个场景又配上节奏缓慢、清澈而神圣的《你在何处,我父》童谣,就消解了死亡场面的血腥,让人对战争进行深刻的反思,一种宗教的诗意感跃然银幕之上。之后接上的是陆先生眼睛含有淡淡潮气的画面,失去亲人是极为痛苦的,这就将陆先生因失去家人的悲痛之情缓缓地释放出来,这种淡淡潮气比眼睛流泪所包含的悲伤更大,这种克制而隐忍式悲痛的力量大于爆发式悲痛的力量。被时间延长了的悲痛可以引起观众的同情和心灵的震撼,从而引起人们深层次的审美感受,引发诗意的生成。

四、放大特定时间的文化意蕴

叙事的过程也是一个把自然时间人文化的过程。放大独特时间刻度的文化意蕴,也就是将时间中所蕴含的人物情报与文化密码进行破译与解码,它便增浓了叙事中的历史氛围和现实厚度。独特时间刻度——生日和节日往往在中国电影中出现。因为生日被视为人与世界相联系的、具有丰富文化密码的起点,其包含了对命运的期待和生命的自省的时间转机。而生日或者独特的节日的运用,就像奏响了一部以人物性格命运为主旋律的交响乐,这时的时间刻度就是感触最深的时间,也是饱含情感的时间。选择生日作为独特的时间刻度,给电影叙事提供了话题,而且给叙事提供了某种命运的宿命感,在影视作品中也常常用以展示一个以主人公为中心的人生世界。

如在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面对男主人公作家的遗忘,女主人公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在作家每年生日那天送去白玫瑰。导演以作家的生日作为一个独特的时间点,让作家在每个生日的时候都能收到不知姓名的人送来的白玫瑰,这给叙事提供了某种神秘感。41岁生日是一个本来应该高兴的时刻,收到了一封信后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素未谋面的孩子和一个爱自己一生却从没有记忆的女人。这个独特的生日时间点的选择,让人感受到命运的神秘感和宿命感,存在着别有意蕴的审美张力,对男主人公命运产生某种反讽的作用。

巧用节日的文化意蕴,有时候不仅能够更好地扣合所要表达的故事主题,而且可以在这种独特的节日氛围中突出影片中人物的情感,使之成为一种独特的生命审美体验,从而完成电影诗意的升华。这些带有文化意蕴的独特节日的明喻或者暗喻,都传递出电影叙事中时间所特有的情感,这就使得电影叙事的时间具有了诗意。

在电影《情人结》中,“情人结”是主人公屈然和侯嘉喜爱玩耍的皮筋,两人常将这橡皮筋缠绕在自行车上,寓意永结同心。在同一个大院中长大的屈然和侯嘉,青梅竹马,互生爱恋。但是两家大人间的恩怨是两人之间的阻碍。他们爱得十分痛苦,无奈之下,侯嘉远赴异国。在苦苦等待侯嘉多年之后,双方家长之间的恩怨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冰消雪化,有情人终成眷属,最终在情人节这一天两人拍摄了婚纱照。情人结——情人节,发音相同、构思巧妙。而且情人节是最容易触动情人间思念之情的节日,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点选择拍婚纱照,不仅让人为团圆的结局欣喜感动,而且影片结尾处也让人回味无穷:拍婚纱照时,摄影师让两人微笑,但是这时本该笑的屈然却哭了,哭过之后是发自内心的笑。这复杂的表情真实地表达了屈然在经历过生死体验和艰辛的等待之后收获爱情果实的百感交集之情,爱情的诗意弥漫在整个画面之中。

五、结语

综上所述,电影的叙事时间中充满着情感和诗意,利用好电影时间是营造电影诗意的重要方式。从电影叙事时间的视角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中国电影的诗意营造主要是通过有意味的倒叙和预述、营造叙事时间的整体性、延长镜头内的时间、放大特定时间的人文化意蕴等方式来进行的。而对电影诗意营造方式的探究对于提高国产电影的艺术性意义深远。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6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电影诗意营造的基本形式研究”(项目编号2016CYS034)的研究成果]

(作者为商丘师范学院传媒学院讲师,博士)

参考文献:

[1]蓝凡.电影论:对电影学的总体思考[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3:314.

[2]聂欣如.电影的语言[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351.

[3]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

[4]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7.

[5]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5.

(责任编辑:赵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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