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开国将军临终前　还呓语称又消灭了鬼子

他16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是从著名的将军县江西兴国走来的开国将军；

他亲历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遵义会议会址的直接选址人；

他为解放石家庄作出了重大贡献，被授予首功嘉奖；

他曾担任国庆阅兵副总指挥，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曾是在河北休养的级别最高的我军将领。

没来得及等到羊年春节，没来得及等到春暖花开后的102岁生日，2015年1月31日4时36分，河北省军区原政委曾美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溘然长逝，为我们留下的是一位百岁将军戎马一生的传奇。

“我们的人都安全吗？！”躺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已逾百岁的老将军曾美双手抓紧床单，两眼瞪着天花板大喊着。

“放心吧，都安全……”听到儿女们的安抚，老人的表情才稍稍放松下来，转而，又是一脸自豪：“昨天我们又消灭了十来个鬼子！”

老人的儿女告诉记者，在曾美将军最后的日子里，他总因出现幻觉而喊出这样的呓语。

或许，他记起了血战湘江的惨烈？

或许，他记起了遵义那栋灰色的二层小楼？

或许，他记起了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豪迈？

我们无从知晓，在老人最后的日子里，多少烽火硝烟、峥嵘岁月从他眼前掠过，但从人们的追忆里，我们还可以回望他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他16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是从著名的将军县江西兴国走来的开国将军；

他亲历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遵义会议会址的直接选址人；

他为解放石家庄作出了重大贡献，被授予首功嘉奖；

他曾担任国庆阅兵副总指挥，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曾是在河北休养的级别最高的我军将领。

没来得及等到羊年春节，没来得及等到春暖花开后的102岁生日，2015年1月31日4时36分，河北省军区原政委曾美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溘然长逝，为我们留下的是一位百岁将军戎马一生的传奇。

“我们的人都安全吗？！”躺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已逾百岁的老将军曾美双手抓紧床单，两眼瞪着天花板大喊着。

“放心吧，都安全……”听到儿女们的安抚，老人的表情才稍稍放松下来，转而，又是一脸自豪：“昨天我们又消灭了十来个鬼子！”

老人的儿女告诉记者，在曾美将军最后的日子里，他总因出现幻觉而喊出这样的呓语。

或许，他记起了血战湘江的惨烈？

或许，他记起了遵义那栋灰色的二层小楼？

或许，他记起了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豪迈？

我们无从知晓，在老人最后的日子里，多少烽火硝烟、峥嵘岁月从他眼前掠过，但从人们的追忆里，我们还可以回望他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曾为遵义会议“号”房子

一本鲜红的遵义会议旧址纪念册静静地摆放在老人的书桌上。

“这是老人生前最珍爱的纪念品之一。”曾美的二儿媳王荣华给记者讲述了这本纪念册的来历。

2009年，王荣华和朋友到遵义会议旧址旅游，朋友们指着那幢在当今中国家喻户晓的二层小楼对工作人员说：“遵义会议在这里召开，这房子就是王荣华公公‘号’的。”在复原的“红军总部作战室”，墙上还挂着写有孔石泉、罗舜初、曾美……等八个名字的大牌子——当时，曾美是总部作战科八名参谋之一。

“曾美，遵义会议唯一健在的亲历者！”工作人员兴奋地说，并特意托王荣华为老人带回这本纪念册。

1935年1月，红军攻克遵义后，曾美随中央纵队驻扎遵义老城。这个21岁的年轻人当时不会想到，自己成为了扭转红军与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的亲历者。

“大约是那年1月10日，周恩来副主席对我说，城中有一所大宅院，去侦察一下。”将军生前回忆，自己接受任务后，挎上枪，迅速找到了那所大宅院。

“那是一所二层楼，砖是灰的，屋檐略微突出来，二层上有带顶篷的阳台，大门正对着遵义主要街道。”七十多年后，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曾美在92岁高龄时仍能清晰地描述自己初见这栋灰砖小楼时的情景，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

一打听，这是贵州军阀柏辉章的公馆。此时，柏辉章正奉蒋介石之命在外拦截红军，这里只剩一个看门人。曾美说明身份后，看门人领着他走进宅院查看。

“进门左侧和南面是住房，右侧有好几个腌菜缸，再进去是大厨房，中间是客厅，沿左侧楼梯上去有一个大房间……”年轻的曾美心想：这正是理想的红军总部驻地！

听了曾美的汇报，周恩来随即下令作战科搬进这栋小楼，楼下设作战室，曾美他们就在这里收发电文。就这样，这所公馆成了红军的总司令部，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陆续住了进来。紧接着，遵义会议就在二楼的那间大房子里召开了，直到耄耋之年，曾美将军仍然能够逐一回忆起当时参加会议的20个人的名字。

“将军县”走出的红小鬼

“父亲1914年出生在江西兴国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父亲为我取名‘曾江兴’，就是为了表达对老家江西兴国的思念。”曾美的长子曾江兴告诉记者。

苏区时期，兴国县共有23万人口，牺牲5万多人，全县有姓名可考的革命烈士达23179名，孕育了56位开国将军，兴国由此而有“将军县”的美誉——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时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曾美正是其中之一。而他16岁参加革命的经历，也正是那一代红军战士的一个缩影。

在家中5个子女中，曾美排行第四。为了糊口，曾美的三个哥哥不得不到镇上的一家制作爆竹的店铺里做学徒工，他则在8岁时由于家中实在无米下锅，被过继给茶园岗中团村一户家境略好、同样姓曾的人家。

1929年春天，兴国县红军独立团的一支连队来到曾美的家乡。第二年4月，红军发动当地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所到之处，老乡们无不欢天喜地。将军生前回忆说，那天红军在县城召开大会，敲锣打鼓、热闹非凡。他一大早就从乡下赶来，被红军战士八角帽上的红五星吸引住了。“尤其是听到那首‘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的歌曲，更让我坚定了参加红军的决心。”

1930年6月，16岁的曾美报名参加了红军，成为红四军特务营二连二排六班的一名战士。而第一次参加战斗，是在1930年的6月下旬，“经过一番激战，我们全歼敌军，我的武器也由梭镖升级为一把步枪。”曾美这样回忆自己征战岁月的开始。

1934年10月16日，这是曾美毕生铭记的一个日期。那个夜晚，经历了五次反围剿、已经入党两年、时任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的曾美和战友们从江西瑞金梅坑村出发，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程。那时他没想到，这一别，直到全国解放，自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

“父亲在晚年，嘴里常常不自觉地哼起《十送红军》的小调，这背后可能就是对红军、对故土的深情吧。”曾江兴说。

在北方战斗、居住了几十年，曾美一直保持着南方人的饮食习惯，多年照顾老人饮食起居的二儿媳妇王荣华每次问老人吃什么饭，回答几乎总是两个字——米饭。几年前行动方便时，老人还总喜欢下厨房露一手，最拿手的还是砂锅鱼、米粉肉之类的家乡菜。“我们还真做不出他做的味道。”

周恩来帮他改名字

“父亲原名曾昭泰，曾美这个名字是周总理帮他改的。”曾江兴告诉记者，“周总理的品格和精神，影响了父亲的一生！”

“周总理”，每当曾江兴用属于自己这代人的称谓提到周恩来时，一种特别郑重的语气便不知不觉流露出来。而采访过曾美的同行告诉记者，与绝大多数红军老战士一样，从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1934年开始，几十年来，曾美对周恩来的称呼始终只有一个：周副主席———这是周恩来长征前后担任的职务。

1934年4月15日，曾美到红军总司令部报到，负责接待他的红军战士把他带到总司令部第一局局长兼作战科长彭雪枫的办公室。“今后，你就在一局作战科工作吧。”也是在这一天，曾美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

“周副主席长着这么长的大胡子，”生前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情景时，曾美常常会用手在胸口一比划。“看起来样子非常严肃，可是只要他一笑，就马上变得很亲切。”

长征途中，作为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曾美的任务是整理汇集军事情报给周恩来。一路上，他与周恩来朝夕相处。

“周副主席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曾美生前不止一次对子女们讲过，在长征路上，周恩来十分辛苦，白天与战士们一起行动，他很少坐担架、骑马，主要是走；晚上发电报、处理工作，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双眼中经常带着血丝。

1937年，曾美想将原名“曾昭泰”改为“曾美德”，以取品德美好之意。周恩来说：干脆把“德”字去了，叫“曾美”就很好嘛。

“我们老爷子日常几乎从没丢过东西，剪刀原来放到哪儿，用后一定要放回原位。干什么都是一丝不苟，摘下的手表必须把表带重新扣上才能搁到桌子上。晚年甚至每天喝酸奶都要掐着点儿，你给他温好了放桌子上，老爷子还得盯着表，非得到了下午四点钟才喝，早一分钟都不行。”王荣华向记者追述道。而在曾江兴看来，这也许正是老人在军旅生涯中、特别是经过红军总部那段特殊熏陶之后，养成的严谨作风被岁月的一种奇妙放大。

获得解放石家庄首功嘉奖

“由于年事已高，最近这些年父亲已经不怎么上街了。不过到了春秋天气晴好的时候，我们也会开车带着他到户外走走。”曾美的大女儿曾丽明说，“每次出门看到石家庄这座城市的变化，他都特别高兴。”

曾美与石家庄有着特殊的缘分。这不仅因为离休前曾担任河北省军区政委，在这座城市居住了几十年并在此终老，更因为他亲自参与了这座城市的解放。

“解放石家庄战役前，父亲作为晋察冀军区独一旅旅长，一直带领部队在元氏附近战斗，配合兄弟部队将石家庄团团围住，准备最后的总攻。1947年11月，独一旅接到命令，在总攻石家庄前拿下位于石家庄西北角的大郭村机场，并以此为突破口进入石家庄。位于石家庄西北角的大郭村飞机场，是当时石家庄守敌唯一的空中通道和增援命脉，敌人设防异常坚固。这一仗可以说是总攻石家庄的前奏，也是关键的突破口，所以我们是没有退路的。”曾经是一名军人的曾江兴，对父亲的战斗经历最感兴趣，对大郭村机场这场硬仗，他了解得很详细。

“为了保住这唯一的空中通道和增援命脉，国民党守军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曾江兴介绍说，当时飞机场防守异常坚固，“父亲让独立一旅一团主攻机场，二团助攻、清扫外围据点，三团作为预备队。”

1947年11月6日凌晨，一团开始突进到飞机场外围大安舍。战斗一开始，曾美他们就意识到这次碰上的是个“硬骨头”。“大安舍的东面、北面各有一个敌人的大碉堡，村南是一连串的堡垒群，形成如蜘蛛网般的交叉火力网。”

战斗的突破点在6日14时出现，“大安舍村北的大碉堡终于被打了下来，村东碉堡里的敌人一看大惊失色，急忙放弃碉堡向东南逃窜。”

然而，就在战斗顺利进行时，战场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就在他们马上要歼灭小安舍敌人的时候，大安舍、西三庄、飞机场三地的敌人，突然在飞机的掩护下拼命反扑。”眼看着敌人的飞机由2架增至4架，又增加到6架，将小安舍锁得像铁桶一般，曾美当时给部队下了死命令：“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最后！”

在曾江兴看来，敌军最终是被父亲他们的坚持吓倒的——11月7日拂晓，部队突破了敌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很多敌人都放下武器，往石家庄方向逃。

大郭村机场的一举攻克，切断了国民党守敌最后的空中退路，为解放石家庄做出了重大贡献，曾美因此被晋察冀野战军授予首功嘉奖。

两个兄弟都牺牲了

“大郭村机场一仗虽然是一场硬仗，但远不是父亲参加过的最激烈、最残酷的战斗。”曾江兴告诉记者，解放战争时期，曾美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独立一旅旅长、66军196师师长、67军参谋长，在太原战役、古北口战役、平汉线北段战役、正太线战役中先后担任主攻和助攻任务，并参加了著名的平津战役。

八年抗战期间，曾美则参与过著名的百团大战，在山西忻州和河北平山、井陉一带组织大小战斗近百起，消灭日伪军3000余人。“几年前，我二妹曾丽春夫妇从山西五台山旅游回来，聊起当地情况，老人还能说出五台地区每个村的名字，俨然一张活地图。”

“若不是五六年前的一次身体检查时需要做核磁共振，父亲自己都不知道他颅骨上还残留着几块弹片。”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近二十年，老人只依稀记得自己曾被日寇机枪击中头部、身负重伤，却早已记不清究竟是哪次遭遇战了。但有些往事，他一直记得很清楚。

“我们活着的同志，想到血战湘江就流泪。”曾美曾这样述说。

曾丽明说，在父亲的记忆中，长征中的湘江突围给他的印象最为深刻。“每次提到那一战，爸爸的心情就十分沉重。他说，那一次，8万红军将士损失过半。”类似的往事就像烙印一样深深烙在老将军的脑海里。

“我的两个兄弟都牺牲了，连葬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曾美弟兄五个，三个参加了红军，有一个哥哥自从参军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解放后打听，怎么也打听不着，肯定是牺牲了。而最令曾美割舍不下的就是长征途中、临死前同自己相守一夜的弟弟。

“弟弟在三军团，当时也就十五六岁吧。他因为生病掉队了。我们住下后，他听说总司令部在这里，就找过来了。他又黑又瘦，发着高烧，背了个米袋子，背了个军号。一进门就躺在地上了，我扶他到我们睡觉的稻草上面。他只是要喝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父亲不是容易大喜大悲的人，但每次说起他的弟弟，明显能感觉到他心里难受，总说：‘如果弟弟现在还活着，该有多好。’”作为曾美最宠爱的小女儿，曾丽苹总能从父亲讲述的细节里，捕捉到老人最敏感、脆弱的感情。

“父亲无助地搂着他发烧的弟弟在稻草上睡了一夜，听着弟弟不住呓语‘哥哥，我饿’。拂晓的时候，要出发了，弟弟却走不动……”

曾美向女儿承认，自己心里也很难受，可是没办法：“我们是红军，部队要出发，要打仗，要守纪律，为了革命胜利，我们只能放弃个人的一切。”

“直到解放后，通过多方打听，父亲才知道弟弟病死了，就是和他见面没几天以后的事。”曾丽苹说，

也正是因为这诸多经历，这位身经百战的老人将很多事情都看淡了。“父亲总是跟我们说，很多和他一起参加革命的战友都在战斗中牺牲了，他能活下来，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曾担任国庆阅兵副总指挥

如今，老人的书柜里还保留着几本精美的相册，照片被老人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时间段分门别类放好，亲手写出的说明文动辄三四百字，由家人帮忙用电脑打出来，再亲手裁成合适的尺寸，贴在照片一旁。

在这些照片中，曾美曾对一张站在天安门城楼前的半身照爱不释手。照片中，他身着戎装，别着的红底胸标上写着“副总指挥”四个大字，在这张照片下方，老人注明“摄于北京天安门阅兵指挥部，1955.10.1”。

1955年，曾美担任了当年国庆阅兵副总指挥，也是在那一年，他被授予了少将军衔。还是在那一年，曾由曾美担任首任师长的196师被选中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支迎外部队，成为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展现国威军威的一个“窗口”。时至今日，已缩编为步兵196旅的这支部队，仍然担任这项军事外交工作。

“但父亲很少和我们提到这一类往事，有时偶尔谈及，他总说，每个年代都会有每个年代的故事，现在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年代，你们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曾丽苹告诉记者。

1965年7月，曾美调任河北省军区政委，直到1981年离休。他的子女们在这里长大成人、参加工作、成家立业。曾丽明告诉记者，家里兄弟姐妹五个人的工作都是自己搞定，刚开始遇到工作调动等问题时，也想过让父亲帮忙说一句话，父亲却总是一口回绝：“一切靠自己！”

二女儿曾丽春说，“我和二哥相差几天结的婚，二嫂骑着自行车进的曾家门，我骑着自行车离开的家。”而令二女婿封顺祥记忆犹新的是，当年俩亲家初次见面时，曾美才第一次问及了封顺祥父亲的职业。封顺祥的父亲不无紧张地说：“我是个木工，七级。”没想到，曾美马上说：“咱们是平级啊，我也是七级。”再没等亲家开口说什么，曾美用一句话打消了对方的顾虑，“别管几级，都是为人民做事。”

其实，曾美当时是行政七级——按那时候的行政级别，十三级以上就是高干了。封顺祥说，就冲这一点，自己就从心里尊敬这位老丈人。“2013年庆祝百岁生日的时候，岳父写下‘我的一生属于人民’这几个字，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如今，老人的书桌上还静静躺着一台黑色的Dell牌笔记本电脑，这是儿女们送给老人的90岁生日礼物，“他特别喜欢，经常让儿孙们指导上网浏览。”

“老人离去前，没给我们留下什么话，但写下了‘回家’两个字。”大女儿曾丽明说，1月28日左右，父亲在自己的手背上写下了“家”字，“家”字还没写全，小女儿曾丽苹琢磨着父亲的心思在纸上写下“回家”两个字，老人费力地点了点头。

“现在，父亲回家了。”曾丽明轻轻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