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杨尚昆领导的中央后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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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分为前委、工委、后委。1947年4月11日至1948年5月23日，后委存续期间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叶剑英和杨尚昆主持领导的后委在这1年多里，顺利地完成中央机关两次（延安—临县—西柏坡）转移，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为中共中央领导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后委作为统筹后方的机构、前方作战的参谋部，为中央形成一系列正确决策和加快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永载史册的重大贡献。

健全班子 转移安置

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蒋介石因兵力不足而放弃对中共掌控区域全面进攻，把进攻的重点指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驻地延安，遭到25万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在绝对劣势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依靠陕北优越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与敌周旋，寻机歼敌。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指挥机关往哪里走？中央机关人员、辎重如何转移？中央指挥机构如何压缩、精简？这些问题中共领袖们在考虑、研究。提出设想，推敲，形成决策。最终，中共首脑机关留在陕北。

在党内以组织和指挥才能见长的叶剑英（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杨尚昆（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被中央指定负责驻延安各机关的撤退工作。2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全部撤离延安。中央机关少数人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大部分人东渡黄河转移晋绥地区的临县三交镇。中央责成叶剑英、杨尚昆率领中央机关大部分人员及物资陆续进入晋绥地区。胡宗南进占延安后，中央从晋西北抽调王震部两个旅和张宗逊部1个旅过黄河加强陕甘宁边区军力，晋绥边区的军力有所减弱而“局面较紧。”鉴于此，3月25日中央电示叶剑英、杨尚昆：将到达到晋绥的中央机关人员转移五台，余下部分南下分流到太行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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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分为前委、工委、后委。1947年4月11日至1948年5月23日，后委存续期间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叶剑英和杨尚昆主持领导的后委在这1年多里，顺利地完成中央机关两次（延安—临县—西柏坡）转移，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为中共中央领导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后委作为统筹后方的机构、前方作战的参谋部，为中央形成一系列正确决策和加快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永载史册的重大贡献。

健全班子 转移安置

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蒋介石因兵力不足而放弃对中共掌控区域全面进攻，把进攻的重点指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驻地延安，遭到25万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在绝对劣势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依靠陕北优越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与敌周旋，寻机歼敌。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指挥机关往哪里走？中央机关人员、辎重如何转移？中央指挥机构如何压缩、精简？这些问题中共领袖们在考虑、研究。提出设想，推敲，形成决策。最终，中共首脑机关留在陕北。

在党内以组织和指挥才能见长的叶剑英（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杨尚昆（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被中央指定负责驻延安各机关的撤退工作。2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全部撤离延安。中央机关少数人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大部分人东渡黄河转移晋绥地区的临县三交镇。中央责成叶剑英、杨尚昆率领中央机关大部分人员及物资陆续进入晋绥地区。胡宗南进占延安后，中央从晋西北抽调王震部两个旅和张宗逊部1个旅过黄河加强陕甘宁边区军力，晋绥边区的军力有所减弱而“局面较紧。”鉴于此，3月25日中央电示叶剑英、杨尚昆：将到达到晋绥的中央机关人员转移五台，余下部分南下分流到太行根据地。

叶剑英、杨尚昆依据中央的指示，安排第一梯队由三交镇向兴县转移。叶剑英、杨尚昆觉得5500多人的大队伍无论走到哪里，安全和供应都是大问题。同时，还担负着在陕北的中央纵队的后勤保障和与各战区的通信联络任务，不宜离中央纵队太远，应留在晋西北。3月28日，周恩来在三交镇听取叶剑英、杨尚昆对中央机关队伍东移的汇报，感觉他俩的意见有道理。随即将大家研究的结果：“还是留在晋西北好”的意见电告中共中央。

29日，转移到陕西清涧县枣林沟村的中共中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的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代表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率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到华北，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委。由于接受毛泽东命令的陈赓、谢富治发起的晋南战役威胁着胡宗南的侧后，西北野战军在清化砭首战告捷，使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的局势基本稳定。随着西北战局逐渐好转，4月11日中央果断作出决策：在晋西北的5500多人一部分回陕北，一部分去太行，大部分留在晋西北将来同中央回合。组成由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后方工作委员会（时称后委），统筹后方工作。

后委领导成员，中共中央致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杨尚昆的电报中明确：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李维汉和邓颖超为委员。后来，经中央批准：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邓颖超为常委，李涛、戴镜元、王铮、帅孟奇为委员，秘书长由杨尚昆兼任。

当好参谋 服务中央

后委组成后即按中央的方案，安置在晋西北的人员。5500余人中的3000多人和军委机关人员，烈士家属、交际处的客人和军委蓝家坪托儿所的妇女与小孩，从国统区撤回的干部以及后委领导机关驻扎三交镇双塔村。其余2000多人驻扎在双塔及湫水河沿岸40多个村庄。法律委员会的王明、吴玉章、谢觉哉等人以及康生率领的中央土改工作团驻在三交镇和贺龙司令部所在地之间的甘泉村。后委机关为什么驻三交镇？叶剑英、杨尚昆4月18日在《关于中央机关人员安排安置情况的报告》中说：三交镇附近窑洞多，接近啧口，西渡较近，有利从河西运粮。决定以三交镇为中心，取15华里为半径，配置在圆周内。电话线可减少，运煤亦便利⋯⋯可见，叶剑英、杨尚昆为安置好这5000多人，为了他们的工作、生活及安全是花了心思的，作了认真周密的调查，既注重实际，又节省开支。

沟通中央和全党全军的通信联络，是中央后委的重要任务之一。当时，中央急需加强与各战略区、根据地的联络。与敌周旋的中央纵队没有固定驻地，也不可能架设大功率电台，凭自带的小功率电台只能同少数地区直接联系。后委在三交镇安顿下来后，电台恢复正常工作。4月29日中央决定，在叶剑英、杨尚昆领导下在晋绥建立中央后方大功率电台，负责收转中央与各地往来电报并通告各地。中央规定：为避免敌人侦知中央指挥机关所在位置，中央同所有各方面的联系绝大多数通过后委电台拍发；中央后委同前委只用一部电台联系。由于保密措施缜密，致进攻陕北的敌人始终没有搞清楚中共指挥机构到底在哪里。转战陕北期间，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安子文，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军区的前后方，东北、华北军区的前后方及冀热辽分局，中央局等通过后委转报大电台与中央联系。中央还规定：东北局、华北局、晋察冀中央局、中原局、邯郸局等主要战略区也应经常同中央工委、叶剑英和杨尚昆领导的后委联络。中央电示叶剑英、杨尚昆和后委负责电讯工作的李维汉、李克农：有关中央各部业务情况的通报，凡紧急而重要的军政情报须随时通知有关的前后方电台，有必要通报国统区有关秘密台者，自行决定。这样，中央同全国各地、各战略区之间通过转报后构成一个电波联络网。后委，成为中央、军委与各战略区、各野战部队以及中共秘密组织的联络纽带。为缩小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前委的目标，中共的新华广播电台在 太行山用延安新华台的呼号广播新闻，胡宗南部一度认为毛泽东到了太行山。同中央纵队一直在陕北的毛泽东，对叶剑英、杨尚昆指挥的迷惑敌人的动作很满意，对后委领导的通信工作充分肯定。

然而，后委驻足三交镇时电信工作开局遇到不少困难。没有电源、技术力量分散、组装维修缺器材零部件⋯⋯在叶剑英、杨尚昆的指挥调度下采取应急措施：挑选有战斗经验者返陕北取回坚壁中的器材，改装废旧马达解决电源，用以老带新和动员病休同志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经过大家日夜奋战，很快在三交镇的山沟里建立起8个通信电台，可以同全国各根据地、各战略区的前后方和国统区的有关密台建立通信联络关系。

后委情报工作由叶剑英亲自抓，李克农具体负责。叶剑英要求每天收集的情报要向他及时报告。同时编辑成军政情况汇报报送中央。他指示军委二局局长戴镜元通知各大区野战军情报机构，每3或5天向总部汇报一次情报，总部综合后上报中央和军委。全军情报网络的形成，中央能全面掌控前方情况和敌方动态，制定相应决策。1947年6月后，战争由内线转向外线。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委集中70%以上侦察力量搜集各路敌情，向战略区首长提供情报。9月下旬，陈赓、谢富治部从豫陕边隐蔽东进，攻击国民党李铁军部。军委二局及时提供陇海铁路郑州、宝鸡段敌兵力调动情况，陈赓、谢富治部根据后委的情报指挥战役，取得歼敌第15师师部及第64旅大部的战绩。这期间，后委情报部门向西北、华北、华东等各重要战场及时提供了可靠情报，使各个战场作战行动取得佳绩，受到中央和各战区指挥员的肯定和赞扬。陈毅、粟裕多次说：总参的情报及时准确。直到1975年4月，邓小平接见时任军委总参三部部长戴镜元时感慨地说：解放战争时期，你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转战陕北的中央纵队人力有限，将对各方面资料汇总整理、分类研究的任务交给后委。后委在叶剑英、杨尚昆的领导下编印《敌情综合》、《敌情汇编》等内刊，介绍蒋军方方面面的情况，供解放军各指挥单位参考。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后委汇总、介绍西北野战军诱敌深入牵着胡宗南“武装游行”，在运动中取得清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的经验。向攻打长春前的东北野战军，介绍晋察冀部队解放石家庄城市攻坚作战的战术战法。1947年底，陈毅去陕北参加中央会议途经三交镇时，后委请陈毅介绍华东地区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并将谈话整理成文向各战略区交流。这一时期各战区作战情况总结等大部分报送后委，由后委汇总上报中央或转发各野军指挥机关。

后委还承担着为中央纵队补充人员、运送物资的任务。中央工委和各解放区筹措供应中央的物资、经费和兵员，都集中后委再运送给中央。后委从太行、五台地区征集的1300名新兵输送陕北前线，其中的600人补入中央纵队警卫部队。1947年9月，后委向中央纵队运送棉衣800套、土布3108米、棉花735千克、电台零部件及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骡马蹄铁、肚带、鞭梢等物资。为支援前线，后委组织临县4000余民工从周边地区运粮5410石、被褥近万套。国民党军进犯延安时迁建临县的军工厂5座、工人2000多，年生产炮弹7万发、掷弹筒8万件、迫击炮弹15万发、炮弹专用机座20台和皮革10万张。驻在临县的中央后委，加强了对军工生产的领导，提供了方方面面的保障。

后委还担负对外宣传和出版外事资料的任务。1947年5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后委将原军委外事改组为中央外事组。外事组由叶剑英兼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设编译处、研究处和新闻处，配备包括南京、北平、重庆三地在内的外事人员20多名。

中央委托后委负责指导蒋管区的群众斗争。由周恩来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的中央城工部撤离陕北后，李维汉和城工部迁到后委。作为后委常委的李维汉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后委具体指导了各地中共地下秘密组织的工作。

中央后委，实际是转战陕北的中央纵队的后勤部与总参谋部，统筹中央的后方工作和参谋工作。参加了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战斗的时任西北野战军二纵司令员兼政委的王震说：有些同志以为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没有参谋部，这是误解。“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中央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

调查研究 关心群众

中央后委的领导人叶剑英、杨尚昆等深入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疾苦，求真务实，不辞辛劳的精神风范，留下许多动人感人的故事。

一次，叶剑英见双塔村老百姓排队挑水。他深入现场，见山脚下的小坑里浅浅浑水，井底只能容一人用木瓢一勺一勺地舀水，井口到井底有10多级台阶，盛满后一桶一桶送到井口。舀一担水需要10多20分钟，挑到家里花费的时间更长。水少人多，常哄抢、争执不休。目睹群众饮水难的叶剑英回到驻地，即召开后委有关人员会议，说“双塔村群众吃水特别困难，我看了心里很难过。人民养育了我们支援了战争，我们有责任帮助群众解决饮水困难。”经研究，暂停防空洞的挖掘，抽出人力突击打井。经过几天奋战，井底淘深了三四米，井容比前扩大了几倍，加固了井壁筑起了井台。井深井宽增加了储水量，浑水澄清了，群众挑水不用到井底用瓢舀了。老百姓喝上清澈可口的泉水，不但清洁卫生，而且节约了人力投入生产，十分感谢后委。

以康生为首的土改工作团主持晋西北的土改，推行“左”倾政策。影响所及，后委机关有的人想“造反”、“搬石头”。杨尚昆及时制止，说：“这不行，我是后方支队司令、秘书长，是党中央委任的，你们得听我的，不能由你们说了算。”杨尚昆有位通信员受到“左”的思潮影响，表现激烈，开会不让家庭成分差的人参加。杨尚昆对这个通信员说：“我家庭成分差，我是共产党员，我要参加你们的会。”那个通信员不表态，杨尚昆就不走。杨尚昆严肃地说：“这里是军事机关，有组织纪律。你作为我的通信员，要模范遵守，不准目无组织纪律。”杨尚昆向中央汇报工作时谈到晋绥土改中的“左”，毛泽东表示应予以纠正。

土改中出现的错误倾向，广大干部群众极为不满。地方干部希望身为中央委员、中央军委领导人、后委书记叶剑英出面纠正错误。经请示中央同意，1948年2月18日叶剑英在三交镇召开临县土改纠偏会议。由于问题太多，预定3天的会期延长了10天。在大小会议上叶剑英讲解党的政策，耐心地同大家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对康生制造的“左”的倾向问题一一纠正。会后，临县及整个晋绥土改工作按叶剑英主持召开的“三交镇会议”精神，纠正了“左”倾偏向，各项工作迅速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在当时的条件下后委机关人员的生活十分艰苦，叶剑英、杨尚昆团结大家同甘共苦，艰苦奋斗。后委炊事员下河捕鱼，上山采木耳等改善机关生活。没有猪羊牛肉，叶剑英带领警卫人员打野兽、打山鸡，有所收获同身边同志分享。为度困难，后委工作人员能够节省的钱不多花一分。吃的杂粮豆豆饭、山药蛋，小米焖饭为稀有的美餐。对于坚持工作奋不顾身的工作人员，后委规定在三交镇的电台、军委二局、三局人员每人每月补助1.5千克猪肉，轮流休息。对病弱的电信业务人员及少数基层干部，发给特别健康补助费。叶剑英、杨尚昆等在困难时候的关心、关怀、鼓舞和调动了后委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为后委出色完成党中央交办任务有着重要作用。

安全转移 功载史册

解放战争各战场的形势在1947年底发生很大变化，解放区扩大了。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一个转折点。”到了这个转折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前委应该到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最方便、最有利的地方去。石家庄的解放，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一片。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先期到达平山县西柏坡的中央工委已在此打开局面。周边安全环境较好的西柏坡，成为理想的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中央12月会议初步考虑中央纵队渡黄河同中央工委会合。前委东移，势在必行。

得悉中央前委东移意向的后委领导人叶剑英、杨尚昆等，即着手准备后委转移事宜。中央领导机构转移时，情报、通信工作是一刻不可中断的。因此，1948年1月初叶剑英、杨尚昆派时任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兼三局局长王铮，先到河北省西柏坡同中央工委接头，布置通信接转工作。1月中旬，叶剑英、杨尚昆又派时任军委供给部副部长范离，到晋绥和晋察冀军区接洽，解决后委机关转移时的运输力量和沿途食宿问题，同时与两军区议定中央后委机关转移路线及沿线护送、接应方案。当周恩来、任弼时1月20日发出中央前委东移的正式通电时，叶剑英、杨尚昆领导的后委已基本完成中央机关大迁移前期的准备和部署。

3月12日，叶剑英、李克农、李涛等率后委部分机关人员离开三交镇，向西柏坡靠拢。此时，转移期间的军事和情报系统的电台，已与中央前委、工委和各战略区沟通、启动。杨尚昆留三交镇做善后工作，等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到来。3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到达三交镇双塔村，杨尚昆陪同毛泽东等看望了后委留守坚持工作的人员。

24日晚，毛泽东等作出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带一部电台、1000余警卫人员，经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所在地小住几日后，走北线前往西柏坡。指定杨尚昆率领前委的其他人员和后委最后一批人员，徒步向西柏坡开进。出发前的3月25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动员会上分别讲话，讲这次行动的路线、意义和注意事项。指出：“毛主席和党中央此次离开陕北去河北，同中央工委的同志会合，是向胜利进军！”号召和激励大家“要克服困难，遵守行军纪律。为顺利到达目的地，夺取全国胜利作贡献。”要求“沿途要齐心协力，互相帮助。”26日上午，毛泽东等离开双塔村。

3月底，杨尚昆一行分批从三交镇出发。按行前编组有序行进，一般干部和战士自负行李步行，中干和体弱者骑马或驴，儿童坐入柳条筐内由骡驴驮行。沿途每30千米由军区设一兵站，供给转移人员食宿和牲口草料。转移安排周密，井然有序。

4月22日，杨尚昆率后委机关最后一批人员到达西柏坡。23日，周恩来和任弼时等率领中央前委机关来到了西柏坡。值此，中央前委、中央工委、中央后委会合于西柏坡，特殊时期因战事紧急而成立的3个委员会的历史任务光荣完成。

1948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通知》说：“中央书记处决定原中工委、中后委撤销。”

来源：《中华魂》2018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