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的准社会交往探析

摘 要：在微博所构建的虚拟现实环境中，普通受众已经逐渐把娱乐明星当做真实人物去“交往”。这样一种单向的“交往”方式，使受众对娱乐明星有更多的现实期待，而一旦娱乐明星未达到受众的期待时，受众会自行认定其“人设崩塌”，而这种情境下，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的舆论风波。本文从准社会交往的角度探索娱乐明星与受众之间的新型交往模式，在现实人际互动的补偿和外延下，思考互联网视域下的准社会交往带给我们的研究新方向。

关键词：微博；准社会交往；单向性；网络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12-0025-02

当下娱乐圈，某位明星可以因一部剧一部电影一档综艺一首歌而成名，而最终圈粉无数形成一定的粉丝群，则需要“颜值”或者是“实力”，而“人设”的建构，其微博内容与其他娱乐新闻成为这种“人设”构成的主要来源。在微博世界中，普通用户与官媒、微博大V（含明星、科学家、网红）等账号之间的关注与互动，处在一个“普通用户知道大V一言一行、大V对普通用户一知半解”的状态，这样一种交往行为，是一定意义上的“准社会交往”。在这种关系下，从官媒或者是微博大V来说，广大的网友自始至终都是“陌生人”，而用户却往往对微博大V构建一套符合他们标准的心理预设，但事实上这种交往是单方面的，甚至可以说是“一厢情愿”的。在现实的微博环境中，娱乐明星无形中“遵循”着用户给他们设定的“人设”进行着微博互动。而“准社会交往”就是用来描述这种远距离的单向度交往行为，为此，本文试通过分析娱乐明星的“人设崩塌”事件，来探析微博传播单向性的存在及意义。

摘 要：在微博所构建的虚拟现实环境中，普通受众已经逐渐把娱乐明星当做真实人物去“交往”。这样一种单向的“交往”方式，使受众对娱乐明星有更多的现实期待，而一旦娱乐明星未达到受众的期待时，受众会自行认定其“人设崩塌”，而这种情境下，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的舆论风波。本文从准社会交往的角度探索娱乐明星与受众之间的新型交往模式，在现实人际互动的补偿和外延下，思考互联网视域下的准社会交往带给我们的研究新方向。

关键词：微博；准社会交往；单向性；网络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12-0025-02

当下娱乐圈，某位明星可以因一部剧一部电影一档综艺一首歌而成名，而最终圈粉无数形成一定的粉丝群，则需要“颜值”或者是“实力”，而“人设”的建构，其微博内容与其他娱乐新闻成为这种“人设”构成的主要来源。在微博世界中，普通用户与官媒、微博大V（含明星、科学家、网红）等账号之间的关注与互动，处在一个“普通用户知道大V一言一行、大V对普通用户一知半解”的状态，这样一种交往行为，是一定意义上的“准社会交往”。在这种关系下，从官媒或者是微博大V来说，广大的网友自始至终都是“陌生人”，而用户却往往对微博大V构建一套符合他们标准的心理预设，但事实上这种交往是单方面的，甚至可以说是“一厢情愿”的。在现实的微博环境中，娱乐明星无形中“遵循”着用户给他们设定的“人设”进行着微博互动。而“准社会交往”就是用来描述这种远距离的单向度交往行为，为此，本文试通过分析娱乐明星的“人设崩塌”事件，来探析微博传播单向性的存在及意义。

一、微博传播环境下的准社会交往

“准社会交往”的最早解释来自1956年的《精神病学》杂志，学者霍顿和沃尔认为在媒介消费过程中，受众对媒介人物会产生一种情感上的依赖，并自然而然的将大众传媒中的人物当做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去做出相应反映，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一种人际关系，而这种人际关系则是建立在受众自我想象上[1]。我国最早关于准社会交往的文章来自1996年王冬兰、把多勋的《儿童道德的经济学发生──兼论皮亚杰的儿童道德发展理论》。文章描述皮亚杰对儿童游戏的“准社会交往”判断：一种模拟的“人类交往行为，一种缩微的社会生活真实场景”[2]。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对准社会交往的测量研究增多。国内对准社会交往的研究自1996到2005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从2006年开始，准社会交往逐渐引起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的注意。

“人设”，最先专指漫画、动画、游戏中的人物角色设定，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一名词使用范围逐渐扩大，现在常常被用来代指明星在虚拟现实种的人物设定。在网络环境中，尤其是微博世界里，普通受众与娱乐明星等大V账号之间的互动是一种单向互动，一般情况下，除非娱乐明星主动参与“微博问答”中回答受众的问题，其他时候用户与娱乐明星之间鲜有交流。但是这样一种不对等的“交流”却不妨碍用户对自己喜欢的明星进行“人设”。随着受众对娱乐明星的了解越深入，会产生更多的情感依赖，甚至是情感期待，会将其作为“真实存在于现实环境中的人”去看待。而在这种关系中，对于娱乐明星来说，受众自始至终是不知姓名的“陌生群体”，他们彼此处在一个“我知道，他不知道”的社交网络网中。而准社会交往理论就是用来描述这种远距离的单向度交往行为。

以往的准社会交往通常发生在电视、广播以及剧院舞台等媒介条件下，从形式特征来看，通常媒介人物拥有大量粉丝；从内容上来看，媒介人物通过一些媒介行为包括表演等活动，来引起粉丝的关注，进而粉丝对其产生一定的情感联结。而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张，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也成为准社会交往的多发之地，并呈现与传统媒体环境中一致的交往现象，娱乐明星拥有大量的粉丝，并通过线上线下的表演引起粉丝的关注。但是由于自身传播环境的区别，准社会交往在微博环境中也呈现出新态势。

二、准社会交往发展新态势

1.单向交往向潜在双向交往转变

在新媒介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社交平台，俨然已经成为受众与媒介人物产生联系的新途径。部分粉丝是固定关注者，同时也存在不少的粉丝是潜在的关注者。但是在这样一种关注过程中，他们的共同行为都是：关注感兴趣的媒介人物，并通过媒介人物的新闻或微博，来了解其最新动态，并通过转发评论点赞私信等方式来与其发生“单向”交往。

基于以上的理论依据，对于娱乐明星“人设崩塌”引发热议的原因更加的清晰。娱乐明星，在微博环境中也算一个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受众看在眼里，在日常的更博活动中受众与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情感联结，对其会抱有更多的“现实依赖”。而一旦娱乐明星没有按照受众的“心理预设”去发表言论或者是形象塑造时，用户会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传播资源去尝试与明星进行直接的“交流”，包括直接发博、发布微博文章、转发、评论等方式，并在这样一种传播环境中逐渐形成一种“传播势力”，一旦这种“势力”足够强大，就会逼迫娱乐明星去“被动”回应这样一种“人设崩塌”现象。事实证明这样一种交往已明显具有“双向性”的性质。

在这样一个微博世界里，粉丝对娱乐明星本人及微博，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准社会”交往关系。而娱乐明星的“被迫”回复将一直以来的“单向”交往演变为实际的“双向”交往。而在这样一种“准社会”交往模式下，受众才会对其“人设崩塌”反映如此激烈，由于这种交往本身就是单向度的。而随着这种对“准交往”模式下的媒介人物的热议，媒介人物开始做出相应的反映，所以在这样一种互联网环境下，准社会交往有了新的内涵，这种单向度的交往正在某些时刻向双向转变，或者说，在微博环境中，准社会交往存在隐性的双向度传播。

2.交往状态由好向好坏参半转变

在传统媒体的“准社会”中，媒介人物一直“扮演”着积极的媒介形象，其所发表的言论或者是呈现的状态都是向上乐观的，并对其受众产生一种单向的积极的影响。而随着互联网环境的成功建构，受众的信息接收由被动向主动转变，加上社会生活压力的加大，受众的关注点开始由“好”的向“好坏参半”转变，虽然一方面也关注“形势大好”的常规新闻，却也更多将目光集中在负面新闻的“爆料”上，受众偏好“偏激、丑陋、暴力、血腥”的新闻或者绯闻上。受众对网络审美或者说网络诉求有了新的认知，网络世界准社会交往中不仅需要单纯的积极的内容存在，消极的媒介人物也不断的被“接收”。

准社会关系本质上是人们之间日常人际交往关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人类本身存在一种自然的交往需要，当这种需要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满足，那么一些个体将会寻求与虚构角色或媒介人物产生人际交往关系以满足这种需要。在网络上，这种“寻求”交往特征尤其明显。但是当这种满足无法在自己喜欢的媒介人物身上实现时，受众会立马转变“交往”态度，由以往的“积极”向“消极”转变。

在微博环境中，受众的态度转变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娱乐明星的“人设崩塌”，受众由以往对其崇拜几日之间转向嘲讽，并在此传播过程中表现出调侃式的可惜。而这种转变来得快，让媒介人物本人也是措手不及。而这一种转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网络平台的开放，为准社会交往的变动提供更多的可能，受众与媒介人物之间不存在强烈的交往，是一种弱关系、薄弱的“交往”，固然，媒介人物的“好坏”都能完全接受。

三、结 语

微博是一个自由开放、兼容并包的媒介平台，推崇个性化和差异化，一些传媒人物呈现积极的形象吸引更多关注，但也出现了一些打破规范的消极形象。传统的传媒人物有多种表现形式,如节目主持人、电台播音员，还可以是虚构人物（狮子辛巴、大力水手等）。他们通常经过印象管理，赋予自己亲和力、聪明智慧、善解人意的特征来获取关注度。

在网络赋予更大自由的前提下，受众是准社会交往的核心人物。在赛博空间，与传媒角色的交往是受众的有意为之。这与现实人际交往相同，人们趋向于和自己兴趣爱好或价值观相同的人进行互动，与厌恶的人进行争执。准社会交往是现实人际互动的补偿和外延，网络传播研究可以以此入手对人际关系进行深入解读。

参考文献：

[1] Horton D.,Wohl R.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ara-social Interaction: Observations on Intimacy at a Distance[J]. Psychiatry，1956,19(1) .

[2] 王冬兰,把多勋.儿童道德的经济学发生──兼论皮亚杰的儿童道德发展理论[J].学前教育研究,1996(5):18-21.

[3] 葛进平.西方准社会交往研究新进展[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3(1):96-100.

[4] 毛良斌.基于微博的准社会交往:理论基础及研究模型[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9):146-152.

[5] 方建移,葛进平,章洁.缺陷范式抑或通用范式——准社会交往研究述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3).

[6] Tilo Hartmann,Charlotte Goldhoorn. Horton and Wohl Revisited: Exploring Viewers’Experience of Parasocial Interaction[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1:1104-1121.

[7] 包敦安,董大海.交易社区环境下的类社会互动关系的测量及实证检验[J].软科学,2010(5): 124-128.

[8] 方建移.受众准社会交往的心理学解读[J].国际新闻界,2009(4):50-53.

[9] 葛进平,方建移.受众准社会交往量表编制与检验[J].新闻界,2010(6):10-11.

[10] 马志浩,葛进平.日本动画的弹幕评论分析:一种准社会交往的视角[J].国际新闻界,2014(8):116-130.

[11] 阴军莉,陈东霞.受众与媒介人物准社会关系的研究进展——我国受众心理研究新视阈[J].新闻界,2011(8):26-28+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