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战地记者方大曾：战火为青春作证 

方大曾留给母亲的照片

相片是凝固的时空志。半身照的主人公叫方大曾，刚23岁，眉宇间隐伏着一股年轻特有的笃定与劲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第一位从长辛店前线发回图文消息的中国记者，正是这个头戴钢盔的年轻人。写出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并洗印了战地照片后，笔名“小方”开始频繁出现在响当当的报刊上。

然而，1937年9月18日，自河北蠡县发出《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后，方大曾再无音信，流动的生命在25岁定格为静帧。

今天，“卢沟桥”在民族记忆中仍占据着沉甸甸的分量，但小方的名字却被岁月磨蚀得模糊起来。幸有近千张底片和泛黄发脆的报道，它们确凿地证实着：81年前的那场烽火，他真实地走过。

改变命运的战事

“他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宛平，最先报道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在小方的笔下，战争的惨烈直刺心脾。”

1937年7月10日，北平已处在一片慌乱之中，不祥的预感笼罩在每个人心头。三天前的炮火，预示着战争已经离这座古老的城市越来越近了。郊外的许多百姓，为了躲避炮火，正源源不断地涌向城里。同以往无数次离家的情形一样，方大曾整理了相机和胶卷，同母亲和妹妹匆匆告别，骑着自行车只身前往卢沟桥。

只身的胆量来自历练。早在一年多以前，他也是只身一人，逆着割面的北风，以中外新闻学社记者的身份到了绥远，对前线进行了密集的采访。他拍摄了大量有关绥远抗战的镜头，写下《绥东前线视察记》《从集宁到陶林》和《兴和之行》。绥远省主席、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曾多次与他见面，探讨绥远抗战的意义与特点。

从广安门通往卢沟桥的路，已经修成了很好走的汽车路，两旁尽是农田。时至仲夏，田野亦显得特别美丽，似与硝烟无关。经小井村、大井村，市集都相当热闹，战事仿佛完全成了过去时。

方大曾留给母亲的照片

相片是凝固的时空志。半身照的主人公叫方大曾，刚23岁，眉宇间隐伏着一股年轻特有的笃定与劲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第一位从长辛店前线发回图文消息的中国记者，正是这个头戴钢盔的年轻人。写出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并洗印了战地照片后，笔名“小方”开始频繁出现在响当当的报刊上。

然而，1937年9月18日，自河北蠡县发出《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后，方大曾再无音信，流动的生命在25岁定格为静帧。

今天，“卢沟桥”在民族记忆中仍占据着沉甸甸的分量，但小方的名字却被岁月磨蚀得模糊起来。幸有近千张底片和泛黄发脆的报道，它们确凿地证实着：81年前的那场烽火，他真实地走过。

改变命运的战事

“他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宛平，最先报道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在小方的笔下，战争的惨烈直刺心脾。”

1937年7月10日，北平已处在一片慌乱之中，不祥的预感笼罩在每个人心头。三天前的炮火，预示着战争已经离这座古老的城市越来越近了。郊外的许多百姓，为了躲避炮火，正源源不断地涌向城里。同以往无数次离家的情形一样，方大曾整理了相机和胶卷，同母亲和妹妹匆匆告别，骑着自行车只身前往卢沟桥。

只身的胆量来自历练。早在一年多以前，他也是只身一人，逆着割面的北风，以中外新闻学社记者的身份到了绥远，对前线进行了密集的采访。他拍摄了大量有关绥远抗战的镜头，写下《绥东前线视察记》《从集宁到陶林》和《兴和之行》。绥远省主席、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曾多次与他见面，探讨绥远抗战的意义与特点。

从广安门通往卢沟桥的路，已经修成了很好走的汽车路，两旁尽是农田。时至仲夏，田野亦显得特别美丽，似与硝烟无关。经小井村、大井村，市集都相当热闹，战事仿佛完全成了过去时。

随着与卢沟桥的距离拉近，气氛变得紧张而凝重起来。在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中，方大曾这样描述着自己的见闻：“这条路是我军沿河的一道防线，所以要经过多次守军的盘问，但每次留难之后，又必很客气地说几句道歉的话‘对不起，耽误了你的时间’，我曾遇到一个兵，从侧面五十米远的高粱地里跑出来，立刻做卧倒的姿势用枪口瞄准我，喊一声‘站住！’，我停住，告诉他我的来历与去向，他才叫我离他很远地走过去……”

提到战地记者，几乎无法绕过罗伯特·卡帕那句“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战场不够近”。在罗伯特·卡帕的战地摄影集《失焦》中，也有着和小方相似的经历：“突然步兵营里的一个士兵，在150码外对我叫着什么，同时举起了他的冲锋枪，我也大喊道‘放轻松’，但他听到我的口音后就开始射击。那一瞬间，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战场上危险无处不在，无论是方大曾，还是罗伯特·卡帕，身为战地记者，被枪口指着，命悬一线，是无法回避的必修课。

从卢沟桥西头到东头有266.5米，从宛平城西门到东门有640米。当目光抚过弹痕累累的桥身和城墙，方大曾觉得形势比想象严峻得多。他随着一位姓于的巡官各处拍摄战迹照片。在石狮子边，一位背着大刀巡逻的战士进入了他的取景框，成为永恒的历史。

7月11日，方大曾从前线回到协和胡同的家中，开始撰写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着手洗印前线被日军轰炸后的惨状照片。

在紧张的工作中，他度过了自己25岁的生日。

7月23日，他将文字和照片从北平寄出，刊登在8月1日出版的《世界知识》杂志第6卷第10号上。文章还加了编者按：“小方先生此稿于廿三日由平寄发，正在二十一日所得停战协议成立之后。末二段所说和平解决，就是指当时的停战办法。”这篇亲历的文章，向读者详实地描绘了战事的轮廓，生动而准确。通过他的文字与图片，我们能感受到由远而近的炮声与浓烈刺鼻的硝烟，尽管过了许多年，亲历的描述仍让人心有余悸：“十日下午开始的二次总攻，日军仍未能得逞，反而遭了比第一次战役更大的损失。记得在日军二次进攻的夜里，我军有一排人守铁桥，结果全部牺牲，亦未能退却一步。”

1937年8月7日，英国《伦敦新闻画报》也刊登了方大曾拍摄于“卢沟桥事变”现场的图片。

正是从卢沟桥事件起，小方的名字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如果没有这场战事，他的名字，断不会开始频繁地出现在《申报》《大公报》《世界知识》这些响当当的报刊上。

这篇文章已被尘封多年，由于年代久远，刊物的用纸已经变黄发脆。但当我们小心翼翼地捧读到文中小方的预言：“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方大曾的热情跃然，仿佛坐在对面，时而激动愤怒，眼睛里放着光芒，身体充满活力。

著名报人陆诒50年后还记得这个叫方大曾的年轻人：“他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宛平，最先报道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在小方的笔下，战争的惨烈直刺心脾。”

不尽的体力和热情

“我想找一家报馆做战地记者，请你为我代找一岗位。”

1937年7月28日清晨，《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新闻报》记者陆诒、《实报》记者宋致泉和方大曾一同从保定出发，到卢沟桥前线。那时，方大曾的正式身份是中外新闻社摄影记者。

下午三点，日军两架飞机在长辛店上空投掷炸弹，并用机枪扫射，随后开始重炮轰击。当时，方大曾正在那里采访，与他同行的宋致泉回忆道：“炮声震耳欲聋，县政府办事处的玻璃窗全被震碎，长辛店对外联络的电话已无法接通，小方跑在最前边拍摄平汉路上的将士。”

8月1日出版的《美术生活》杂志，发表了方大曾在战争前线拍摄的一组战地照片，共计18张。他的机智与勇敢，对题材的选择和对时间的严谨，让范长江称道。当时，范长江早已因写作《中国的西北角》一书而闻名。

没过几日，范长江回到上海，接到方大曾从北方写来的信：

“我的家在北平陷落了！我还有许多摄影材料工具不能带出来，我现在成为无家可归的人了！我想找一家报馆做战地记者，请你为我代找一岗位。”

适逢上海《大公报》正缺人手，在范长江的举荐下，方大曾开始为《大公报》撰写通讯。

那一年，北平的夏季异常闷热、压抑。有家不能回的方大曾，迂回在长辛店、良乡、保定一带，行踪始终追随着战事而动。

除了撰写通讯，他还以《我们为自卫而抗战》《日军炮火之下的宛平》《为国捐躯》《民众慰劳》等为题，发表了一系列专题摄影报道，被国内外多家报纸杂志采用，反响极大。

“他的工作情绪愈来愈高涨，身体也愈来愈结实。北方的夏季，他穿着短裤衬衣，带着自己的小箱子行李，在平汉路前线不断地突击。他那诚挚、天真、勇敢、温和的性格，博得各方面的好感。”在范长江《忆小方》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为我们勾勒出小方的人格肖像。他似乎有支取不尽的体力和热情，时刻可以立即出发，走向前线。

走向前线

“长官们每把‘和平’的消息报告士兵的时候，他们全都不言不语地低下头去，最后听到自己要开拔的消息，各个人的精神又都兴奋了。”

1937年7月30日，方大曾与范长江在保定保阳旅馆会合。当晚，范长江、陆诒搭上离开保定回南方的车。临行前，范长江委托方大曾留在保定，继续采访平汉线的战讯。

平津陷落之后，保定成为河北唯一的政治军事重心。急转直下的形势，让所有人措手不及，甚至失望。

战火来得快，烧得猛。连居庸关也无法阻挡日军的铁蹄，许多人流离失所，原本平静的生活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北平乱了，华北乱了，人们整日在不安中度日，不敢想还会发生什么。

为了扩大战果，日军将目光锁定在南口。当时，二十九军驻南口只有两个步兵营。被侵略者激怒的将士扔掉了行李，立下誓言，保卫家园。

8月初至20日，方大曾来到南口、居庸关一带采访，亲历南口战役。尽管场面惨烈，空气在紧张中凝固，但阵地上的小方没有胆怯，依然密切地关注着战事变化，感受着身边随时可能发生新闻的临界状态。

战斗无疑是惨烈的。他深入最前沿，“三昼夜得不到水喝，马鞍山上，第四连全体只剩下一个弟兄，但他还是沉着地守着阵地而不稍退”。他也看到“一个机关枪连的班长，指挥着几架机关枪在一座山头作战，敌人冲上来了，他痛骂着他的机关枪手打得太慢，但随后眼前的一个放射手阵亡了，他自己把枪接过来。一不小心，顺着山坡滚下去了，但机关枪仍旧抱在怀里。”

读方大曾的通讯，总能清晰地读到一个来自年轻生命的乐观。“……见许多士兵自前方下来，他们也大半穿着便衣，颇有农民游击队的意味，每个人的脸上都浮着一个坚苦的表情。我向他们打招呼，他们用笑容来回答。有人拿着日本军官的指挥刀，问他们从哪里来的，也只是笑。”

比乐观更直抵人心的，是其字里行间里流淌着的那股温度：“长官们每把‘和平’的消息报告士兵的时候，他们全都不言不语地低下头去，最后听到自己要开拔的消息，各个人的精神又都兴奋了。”当战地记者们把目光都聚焦在宏阔的战争场面时，忙着记录伤亡多少、剿灭多少时，他的触点要细腻得多。战火为青春作证：正是这个25岁的青年，把一篇本可以写成机械汇报的战地通讯，擦拭出了人性的温度、人性的光泽。

最后的音讯

“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绩答复你。”

据《保定大事记》记载，1937年9月14日，涿保会战全面展开，日军投入兵力87500人，中国军队约12万人。

方大曾带上足够的蓝墨水、稿纸和照相器材，急匆匆从石家庄登上北去的列车。临别时，范长江说：希望你能写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战争》！方大曾平和而坚定地回答：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绩答复你。

彼时，保定已万分吃紧，卫立煌将军所部三师增援落空，正与日军激战于永定河上游青白口一带，人们正负箧曳屣逃离身后的战火。如同两个月前逆着逃难线路走近卢沟桥，方大曾再一次与战争相向而行。

当成群衣衫褴褛的难民迎面走来，我们很难想象方大曾在那一刻的心情。

由于时刻处在危险之中，他已经没有冲扩照片的条件，只好把拍完的胶卷都带在身上，随时准备等机会冲印，再传递出去。

四天后，9月18日，方大曾从保定东南的蠡县向上海寄出了《平汉线北段的变化》。文章夹叙夹议，有对战况进行客观描述如“固安陷后，敌宜逼涿县，以致琉璃河及房山县前方阵地被迫动摇。配合着这一紧张局面的，是敌方飞机沿石家庄作强烈轰炸。”亦有冷静清醒的评点：“虽然这部分从伍的将士抗日情绪非常高，但我们也该坦白地估计下自己的力量，虚心地自省。如能压住自己感情，暂且回到后方加紧做一个短期的自我教育，那可减少许多牺牲，予民族以更大贡献。”

这篇文章发表在9月30日的上海《大公报》第二版，署名“本报战地特派员小方”。

淞沪会战后，尽管上海《大公报》在法租界爱多亚路181号的馆址离编辑主任王芸生的家很近，但他已很少回家。每天重要新闻都由他亲自安排。战地记者范长江、平汉线特派员方大曾，每晚从战场打来战报电话，王芸生都要收获到最后一条消息才截稿。

彼时，方大曾的姐夫在上海做事，他每天下班都要买一份报纸回来。1937年7月至9月间，方大曾陆续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战地通讯，成了一家人了解他行踪的唯一信息来源。

但让人无法想到的是，买到9月30日这期报纸后，再也见不到任何与“小方”有关的字迹。《平汉线北段的变化》是方大曾留给世界最后的音讯，这个活跃在战事前线的生命，神秘地消失了。

对于一个常年奔忙在外、不知疲倦的年轻人来说，一走数日无音讯，并不罕见。初断消息的那几天，母亲并不相信儿子失踪了，她知道，儿子从小就爱往外跑，出去回来不过是时间长短而已。但协和胡同里，再无年轻高大的身影，唯剩家人日复一日的守候。

直到年底，报纸上仍未见方大曾的任何报道。一家人开始慌乱起来。辗转打听，皆不知其下落。《大公报》连着刊登了三天寻人启事，毫无结果。

母亲还记得，两个多月前，7月22日，也就是《卢沟桥抗战记》被小方从北平寄出的前一天——他把自己的屋子整理了一遍，将剩下的几件衣裳叠好。大皮箱留下，换上轻便的小行李箱，又去街上买了墨水和稿纸。晚上回来，他与母亲讲了很长时间的话。

他说，自己明早走得早，就不过来告别了。

方大曾留下的近千张底片，全都是卢沟桥抗战前所拍，离家后大量珍贵的战地照片，随着他的失踪，已无从查询。

1946年，妹妹方澄敏在重庆听人说，1937年他在太原“九一八”纪念会上见过方大曾。当时小方意气昂扬，信心十足，表明会后要再动身去前方。但多年过去了，没听说过谁又碰见了他。

小方是在哪里停下了他最后的脚步？又是在哪里留下了他眼中最后的世界？混乱的战局，中断了我们对历史的问话。

如今的小方，仅存在当年同仁的记忆中。

保定失守后，范长江失去了与方大曾的联络，汇款也不知该寄往何处。询问小方的亲戚，得知他曾在蠡县给亲戚写了封信，信中明白提到：“我将由蠡县继续北上，达到长江原来给我的任务。”

多年后，范长江的脑海里还一直保留着小方的身影：“年少、英俊，头戴一顶白色帆布帽，身穿白衬衫黄短裤，足蹬跑鞋，挎着一架照相机，显得精力充沛，朝气蓬勃。”

陆诒也还记得，当年，小方给一个16岁的小战士拍照时，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别人招呼他赶紧躲藏，他拍拍胸前的照相机，笑着说：“今天收获不小！”

（资料来自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新世界出版社《方大曾：遗落与重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