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园贝公楼记趣：设计者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理解不到位

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燕京大学新校园彩色明信片。

“故园华表上，谁得见君还。”进入北京大学西校门，走过1926年燕京大学校友捐建的一座小桥，迎面看到的是一对华表和一组类似三合院的开敞院落，这里原来是燕京大学的教学区，也是北京大学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位于东西主轴线上的办公楼，现在是北大校长及党委办公的场所，其前身是燕大时期的贝公楼。办公楼西门前的指示牌上面有贝公楼的简单说明：“办公楼，建于1926年，原名施德楼，1931年6月燕京大学校楼命名委员会曾定名为贝公楼。楼前的麒麟、丹墀均系圆明园遗物，由载涛购得，存放在朗润园多年后置此。”

办公楼的二楼有著名的“办公楼礼堂”，礼堂内部可容纳近千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等国家元首以及包括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知名学者都曾经在这里发表过讲演。贝公楼正门（西门）的屋檐下挂有一块很大的牌匾，上面的“贝公楼”三个大字，出自著名书法家沈尹默之手。

贝公楼正门上方还有一个小阳台，每当校内举行大型集会时，这个阳台常常被用作一个讲坛，而听众们就站在办公楼与西校门之间长方形的草地上。

贝公楼建于1926年，英文称为Bashford Hall，这个名称是为了纪念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的著名传教士、曾任北京汇文大学和上海美以美会会督的James White Bashford，其中文名字曾被翻译成柏赐福、贝施德、贝福瑞或贝施福。

燕京大学是多方面筹措资金建造起来的，有些建筑以人名命名，这些人物都大有背景。贝施福之于燕京大学有三点是值得特别说道的，一是他对燕京大学的设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二是他给燕京大学图书馆捐赠的图书；三是贝公楼本身。

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燕京大学新校园彩色明信片。

“故园华表上，谁得见君还。”进入北京大学西校门，走过1926年燕京大学校友捐建的一座小桥，迎面看到的是一对华表和一组类似三合院的开敞院落，这里原来是燕京大学的教学区，也是北京大学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位于东西主轴线上的办公楼，现在是北大校长及党委办公的场所，其前身是燕大时期的贝公楼。办公楼西门前的指示牌上面有贝公楼的简单说明：“办公楼，建于1926年，原名施德楼，1931年6月燕京大学校楼命名委员会曾定名为贝公楼。楼前的麒麟、丹墀均系圆明园遗物，由载涛购得，存放在朗润园多年后置此。”

办公楼的二楼有著名的“办公楼礼堂”，礼堂内部可容纳近千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等国家元首以及包括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知名学者都曾经在这里发表过讲演。贝公楼正门（西门）的屋檐下挂有一块很大的牌匾，上面的“贝公楼”三个大字，出自著名书法家沈尹默之手。

贝公楼正门上方还有一个小阳台，每当校内举行大型集会时，这个阳台常常被用作一个讲坛，而听众们就站在办公楼与西校门之间长方形的草地上。

贝公楼建于1926年，英文称为Bashford Hall，这个名称是为了纪念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的著名传教士、曾任北京汇文大学和上海美以美会会督的James White Bashford，其中文名字曾被翻译成柏赐福、贝施德、贝福瑞或贝施福。

燕京大学是多方面筹措资金建造起来的，有些建筑以人名命名，这些人物都大有背景。贝施福之于燕京大学有三点是值得特别说道的，一是他对燕京大学的设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二是他给燕京大学图书馆捐赠的图书；三是贝公楼本身。

贝施福1849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1878年获得波士顿大学神学博士学位。1904年5月，贝施福被选为美以美教会主教，他随即申请到中国传教，获准后成为美以美教会第一位真正的中国驻区会督。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渐开，联合办学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只是各方均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在众口难调的情况下，需要一个能够顾全大局又能够把控局面的人从中斡旋，这个人就是贝施福。

1916年，美以美会的汇文大学和公理会的华北协和大学开始合并，合并后的汇文大学成为后来燕京大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燕京大学的制度和框架，有许多来自汇文大学。1919年5月，在贝施福逝世两个月之后，燕京大学代校长刘海澜代表美以美会做出重大让步，参与联合的诸教派在校长、校址和校名等问题上达成一致。由长老会传教士司徒雷登担任校长，重新选址，一个新的大学——燕京大学于是诞生。为了纪念贝施福的突出贡献，卫理会海外传教团捐款16万美元建造了燕京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以贝施福的名字命名。

贝施福逝世之后，他在中国的藏书捐赠给了燕京大学图书馆。今天，我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老燕大特藏中，还能找到100余册有他亲笔签名的书籍。在1933年《燕京大学图书馆概况》介绍西文东方学文库时，特别强调这个收藏是“关于研究中国及东方文化的西文书籍。至1933年，共有4279册，其中一部分为前贝主教所赠”。

贝公楼的设计者是燕京大学的规划师亨利·墨菲。1914年，墨菲第一次参观故宫的时候，壮丽的紫禁城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之后，他终于有机会在燕京大学的蓝图上表达他对中国建筑的理解和对故宫的神往。

建成之后的燕京大学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校园，一时名流云集。钱穆在1930年，经顾颉刚推荐，出任燕京大学国文讲师。他在《师友杂忆》中写道：

“燕京大学一切建筑本皆以美国捐款人姓名标榜，如M楼、S楼、贝公楼，今虽以中文翻译（按即穆楼、适楼），论其实，则仍是西方精神……天津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冯柳漪，一日来访，告余：‘燕大建筑皆仿中国宫殿式，楼角四面翘起，屋脊亦高耸，望之巍然，在世界建筑中，洵不失为一特色。然中国宫殿，其殿基必高峙地上，始为相称。今燕大诸建筑，殿基皆平铺地面，如人峨冠高冕，而两足只穿薄底鞋，不穿厚底靴，望之有失体统。’余叹为行家之名言。”

这段对燕京大学建筑的评价生动形象，一些人以为是钱穆所说，实际上出自冯柳漪之口，只是钱穆深以为然。

墨菲对于中国传统建筑另外一个理解不到位的地方，就是建筑的等级。在中国传统建筑群中，屋顶有多种形式，不同的屋顶形式是区分建筑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志。简单而言，位于建筑群最主要地位的建筑，采用的是庑殿顶，这种屋顶因为从俯视的角度看有五条脊，所以又被称为五脊殿，最高等级的是重檐（两重檐）庑殿顶，如故宫太和殿；其次是歇山顶，这种屋顶因为从俯视的角度看有九条脊，所以又被称为九脊殿。按理说燕京大学位于主轴线上的标志性建筑，应该采取的是庑殿顶，但是，墨菲却在这里布置了歇山顶的建筑，而在贝公楼的南北布置了庑殿顶的建筑，大概是墨菲觉得九比五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