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意味着什么？

文化稳定性的力量无可比拟

记 者：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您如何理解这样的论断？

连 辑：首先，文化自信的提出具有必然性。中国共产党从历史纵深的角度、人文精神的高度和当前发展的源头出发，提出文化在中国如何定位的课题。我认为，中共中央和全社会在这方面具有共识：中国能够走到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都是以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土壤和基础。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发展在整体认识和理论建设上更加深化、更加成熟、更加科学和更加全面。

其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个论断具有真理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养分，是中华文明的全部内涵。离开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失去了根基。同时，文化是一个漫长积累、发展和创新的过程。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和创新的成果，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这种延续的逻辑关系更具纵深性，更为持久。

再次，经过漫长积累、比选，去芜存菁，目前留存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这些中华民族共同认可的民族精神、价值理念、思想智慧和道德规范，从古至今皆为人们所认识、接受和传承。这种稳定性的力量无可比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

再者，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华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之一。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不论人生观、价值观、宇宙观、哲学观，还是道德观、伦理观，都极富智慧，符合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中国人提出的这些思想理念，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相比，都具有先进性。在世界文化维度下，对中华文化进行再认识，可以加强文化自省，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

最后，深刻理解文化自信，有利于增强对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认识。“四个自信”同向而行、相互影响、相互印证。深入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会对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理解得更为深刻。以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为例，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孟子曾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唐太宗李世民亦常用“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告诫众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解放劳苦大众，为人民服务。从文化层面理解，这便是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延续。

启发民族性的全社会的文化自觉

记 者：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您看来，中华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意味着什么？

连 辑：首先不能数典忘祖。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对年轻人进行的传统文化教育有所不够，与此同时，西方的思想、文化、艺术大量涌入中国，影响了众多年轻人，若不加以校正，他们很可能再也无法准确回答“我是谁”“从哪里来”等问题。面对这一状况，重拾文化自信、弘扬传统文化，就需要大声疾呼，告诉国人“我们是谁”“从哪里来”，然后才能清楚“向哪里去”。

其次，要启发民族性的、全社会的文化自觉。我们不能沉迷于“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误解，更不能自轻自贱，忽视自己的优秀传统和文化优势。当下能够葆有文化自觉的人尚占少数，这就亟需提振大众信心，启发民族性的、集体性的、全社会的文化自觉。

再次，在敞开胸怀、兼收并蓄地学习外来先进文化的同时，也要抵制西方中心主义，不能让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文化发展上占据统治地位。我们需要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针对性地增加文化自信，抵制、批判西方中心主义。

再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哲学、治国理念、价值判断、道德情操、行为规范、审美情趣等，放诸当今社会仍然适用，完全可以古为今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多次引经据典，运用古代智慧，说明这些智慧不是死去，而是鲜活；不是过时，而是适时。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的价值观、人生观变得更加多样化，亟需在多元之中立主导，多样之中求统一。这就需要确立国家主导的核心价值体系。如果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就会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记 者：在您看来，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连 辑：我认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我国的一个文化方针。

文化发展不能止于传承。创新和传承既非对立，也不能割裂。创新本身就是一种传承手段。事实上，中华文化的继承过程便是创新过程。以戏曲为例，如果没有元杂剧、昆曲，就不会有明清以后的京剧。彼时，京剧是对过去诸多地方剧种的融合和创新；今日再看，京剧又成了传统文化。因此，要想真正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创新就是手段之一。

对于传统文化，既要忠实地继承，也要根据时代变化，顺应当下的社会需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国画大师齐白石曾说，学画要 “寻门而入”，然后再“破门而出”。门，就是门派、传统，是过去形成的规矩，不走门就难成正统；但只有离开门派，才能创立自己。如果没有创新，就只是“寻门而入”，而未能“破门而出”。齐白石还有一句话是“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即一味模仿，不懂创新，定会没有出路。

创新离不开时代要素。当下社会，审美趣味、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变化，艺术样式也需要结合时代变化，呼应时代需求。例如，随着声光电等现代科技对艺术的影响越来越大，艺术展现的物理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小剧场越来越多等。社会的发展呼吁具有时代感的创新。

进入品质消费和精神消费时代

记 者：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文化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请结合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工作，谈谈您的看法。

连 辑：中共十九大的一个重要论断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其标志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该论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告诉我们，物质生活问题已大体解决。进入新时代，就是进入一个品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时代。品质消费，就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之后，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如果每人都能消费有品质的生活，那就是过上了美好生活。精神消费，就是在解决“吃饭问题”之后，要解决“精神食粮”的问题。

如今，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质量要求日渐提升，然而，文化市场上的产品良莠不齐，产品虽丰，但优质内容匮乏。这就对我们文化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化工作者必须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时代需求，立足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和全社会提供合格精神产品的立场，按照精神产品生产者的角色定位，来重新审定自身的责任。

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一个集艺术科研、艺术教育、艺术创作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学术机构。我们更有责任、也更需要深刻理解新时代的内涵，既需明确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含义，也要贴地气地领会当今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消费的渴求与需要。在此基础上，文化工作者以自己的艺术造诣、责任心、诚信与良心去创作让人民满意的文化产品。

文化稳定性的力量无可比拟

记 者：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您如何理解这样的论断？

连 辑：首先，文化自信的提出具有必然性。中国共产党从历史纵深的角度、人文精神的高度和当前发展的源头出发，提出文化在中国如何定位的课题。我认为，中共中央和全社会在这方面具有共识：中国能够走到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都是以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土壤和基础。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发展在整体认识和理论建设上更加深化、更加成熟、更加科学和更加全面。

其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个论断具有真理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养分，是中华文明的全部内涵。离开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失去了根基。同时，文化是一个漫长积累、发展和创新的过程。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和创新的成果，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这种延续的逻辑关系更具纵深性，更为持久。

再次，经过漫长积累、比选，去芜存菁，目前留存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这些中华民族共同认可的民族精神、价值理念、思想智慧和道德规范，从古至今皆为人们所认识、接受和传承。这种稳定性的力量无可比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

再者，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华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之一。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不论人生观、价值观、宇宙观、哲学观，还是道德观、伦理观，都极富智慧，符合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中国人提出的这些思想理念，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相比，都具有先进性。在世界文化维度下，对中华文化进行再认识，可以加强文化自省，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

最后，深刻理解文化自信，有利于增强对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认识。“四个自信”同向而行、相互影响、相互印证。深入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会对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理解得更为深刻。以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为例，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孟子曾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唐太宗李世民亦常用“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告诫众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解放劳苦大众，为人民服务。从文化层面理解，这便是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延续。

启发民族性的全社会的文化自觉

记 者：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您看来，中华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意味着什么？

连 辑：首先不能数典忘祖。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对年轻人进行的传统文化教育有所不够，与此同时，西方的思想、文化、艺术大量涌入中国，影响了众多年轻人，若不加以校正，他们很可能再也无法准确回答“我是谁”“从哪里来”等问题。面对这一状况，重拾文化自信、弘扬传统文化，就需要大声疾呼，告诉国人“我们是谁”“从哪里来”，然后才能清楚“向哪里去”。

其次，要启发民族性的、全社会的文化自觉。我们不能沉迷于“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误解，更不能自轻自贱，忽视自己的优秀传统和文化优势。当下能够葆有文化自觉的人尚占少数，这就亟需提振大众信心，启发民族性的、集体性的、全社会的文化自觉。

再次，在敞开胸怀、兼收并蓄地学习外来先进文化的同时，也要抵制西方中心主义，不能让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文化发展上占据统治地位。我们需要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针对性地增加文化自信，抵制、批判西方中心主义。

再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哲学、治国理念、价值判断、道德情操、行为规范、审美情趣等，放诸当今社会仍然适用，完全可以古为今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多次引经据典，运用古代智慧，说明这些智慧不是死去，而是鲜活；不是过时，而是适时。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的价值观、人生观变得更加多样化，亟需在多元之中立主导，多样之中求统一。这就需要确立国家主导的核心价值体系。如果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就会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记 者：在您看来，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连 辑：我认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我国的一个文化方针。

文化发展不能止于传承。创新和传承既非对立，也不能割裂。创新本身就是一种传承手段。事实上，中华文化的继承过程便是创新过程。以戏曲为例，如果没有元杂剧、昆曲，就不会有明清以后的京剧。彼时，京剧是对过去诸多地方剧种的融合和创新；今日再看，京剧又成了传统文化。因此，要想真正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创新就是手段之一。

对于传统文化，既要忠实地继承，也要根据时代变化，顺应当下的社会需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国画大师齐白石曾说，学画要 “寻门而入”，然后再“破门而出”。门，就是门派、传统，是过去形成的规矩，不走门就难成正统；但只有离开门派，才能创立自己。如果没有创新，就只是“寻门而入”，而未能“破门而出”。齐白石还有一句话是“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即一味模仿，不懂创新，定会没有出路。

创新离不开时代要素。当下社会，审美趣味、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变化，艺术样式也需要结合时代变化，呼应时代需求。例如，随着声光电等现代科技对艺术的影响越来越大，艺术展现的物理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小剧场越来越多等。社会的发展呼吁具有时代感的创新。

进入品质消费和精神消费时代

记 者：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文化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请结合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工作，谈谈您的看法。

连 辑：中共十九大的一个重要论断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其标志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该论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告诉我们，物质生活问题已大体解决。进入新时代，就是进入一个品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时代。品质消费，就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之后，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如果每人都能消费有品质的生活，那就是过上了美好生活。精神消费，就是在解决“吃饭问题”之后，要解决“精神食粮”的问题。

如今，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质量要求日渐提升，然而，文化市场上的产品良莠不齐，产品虽丰，但优质内容匮乏。这就对我们文化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化工作者必须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时代需求，立足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和全社会提供合格精神产品的立场，按照精神产品生产者的角色定位，来重新审定自身的责任。

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一个集艺术科研、艺术教育、艺术创作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学术机构。我们更有责任、也更需要深刻理解新时代的内涵，既需明确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含义，也要贴地气地领会当今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消费的渴求与需要。在此基础上，文化工作者以自己的艺术造诣、责任心、诚信与良心去创作让人民满意的文化产品。

对“非遗”要有效传承和发展

记 者：近年来，很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让大众对“非遗”的关注日益升温。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请您谈一谈中国“非遗”保护的现状。

连 辑：目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势头良好。

就国家层面而言，中国是较早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国家之一，也是该公约忠实的履行者。2011年，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让“非遗”工作有法可依。近年来，中国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陆续设立“非遗”保护机构，壮大了专业人才队伍。

从社会层面来说，全社会对“非遗”的挖掘、保护、利用和创新，拥有前所未有的热情。这是“非遗”保护和发展的社会动力源。

同时，一系列保护措施正在实行。例如，通过对“非遗”名录进行逐级申报和审批，中国目前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总数达39项，居世界第一。通过开展“非遗”节庆活动，展演“非遗”的保护成果，很好地激发了大众的“非遗”热情，启发人们保护“非遗”的自觉。一些地方还将“非遗”保护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旅游产业开发和脱贫攻坚工作结合起来，发挥“非遗”在当代生产与生活中的现实作用。

当然，当前“非遗”保护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绝大部分“非遗”项目都留存在中国发展相对落后、位置较为偏远的基层。这是“非遗”分布上的地理特征。此外，“非遗”内容客观上也受到城镇化、现代化的冲击。第二，传承人青黄不接，后继乏人问题较为突出。当地年轻人难以甘守贫困，对父辈留下的手艺缺乏兴趣和传承动力。第三，基层“非遗”保护仍然存在“上头热、底下冷”的状况。政府和专家很着急，但老百姓对当地“非遗”司空见惯、不以为然。第四，基层“非遗”保护在政策措施上不够到位，缺乏足够的经费投入和专业人才队伍等。

记 者：面对这些问题，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连 辑：首先要从当前的客观实际出发，处理好“非遗”保护与城镇化的辩证关系，让两者方向一致，既能扩大城镇化成果，又能满足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需求。“非遗”保护不是逆城镇化，不能顾此失彼、以此代彼。

针对后继乏人问题，需要出台更加有效的政策和措施，确保传承人有稳定的生活和收入，让他们有尊严、有地位。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相对宏观的层面做工作。例如，进一步完善国家非遗保护政策；通过调研，形成智库性成果，为国家决策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方案；开展学术研究，包括“非遗”基础理论建设、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编辑、人才培养等。此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正在筹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目前处于审批过程中。

总之，通过这些工作，我们努力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有效地传承和发展，特别是对濒危“非遗”进行及时有效的抢救，不让它们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对外交流要有强大自信的心理

记 者：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连 辑：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我们拥有极其丰厚的素材和内容。作为人类文明成果，我们的文化不只是中国人接受，许多理念在全世界也拥有共识。例如，天下大同、以和为贵的思想，既是中华传统美德，也是中国当代的美德，不仅对塑造当下中国有用，对优化当今世界格局同样适用。

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要知此知彼。知此，就是要有文化自信，懂得中国五千年文明中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所在；知彼，了解对方的文化心态，在交往过程中消除对方的疑虑、误解和偏见。

曾经，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自信不足，缺乏强大的文化心理。以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之间的类比为例。两位是身处同一时代、不同国家的伟大文学家、剧作家。莎士比亚的著作大量传入中国，显示出英国的文化强势；而汤显祖的作品虽集诗歌、文学、音乐、舞蹈、舞台美术等于一体，文学性、艺术性极高，却鲜有海外传播。

因此，在对外文化交流过程中，需要拥有强大而自信的心理，葆有坚守中华民族文化立场的定力。在此基础上，再谦虚有礼、讲求方式方法地进行平等交流。

本版制图：傅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