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为什么被封为“弼马温”？

杨义先生在其《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一书中谈到《西游记》的影响时，这样写道：

比如说在陕西发现了一幅木刻的民间画，叫《庇（弼）马瘟（温）》，画着的是一个猴子拿着一个大红桃子，它的肩膀上蹲着一个小猴子，用手怯生生地指着那个桃子，后面是一棵松树。这《庇马瘟》的画，实际上用在过年的时候贴在马圈、牛圈、猪圈上面，要借孙悟空的威灵来避邪，来镇压瘟神——民间对孙悟空是这么一种理解。实际上是把一个神话文学形象转换成一种原始信仰的六畜保护神（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122页）。

这一论述，正确地指出了该年画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之间存在着某种渊源，可惜所指出的只是最表象上的联系，而对双方源流关系的判断，则明显是颠倒了的。

我国古人历来就有猴入马厩可避马疫的认识，并屡屡见诸记载。唐人韩鄂在《四时纂要》一书中就曾说过：“常系猕猴于马房内，辟恶消百病，令马不着疥。”北宋梅尧臣《宛陵集》卷十二《咏杨高品马厩猢狲》有句云：“尝闻养骐骥，辟恶系猿猴。”南宋洪迈在《夷坚三志·辛》卷四《孟广威猕猴》条也有记载：“好养马，常蓄猕猴于外厩，俗云与马性相宜。”可知早在文学形象孙悟空问世之前，在马厩蓄一猕猴以预防马瘟，就已成为传统民俗。至于过年时在马厩上张贴印有猕猴的年画，只不过是其余绪而已。

杨义先生在其《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一书中谈到《西游记》的影响时，这样写道：

比如说在陕西发现了一幅木刻的民间画，叫《庇（弼）马瘟（温）》，画着的是一个猴子拿着一个大红桃子，它的肩膀上蹲着一个小猴子，用手怯生生地指着那个桃子，后面是一棵松树。这《庇马瘟》的画，实际上用在过年的时候贴在马圈、牛圈、猪圈上面，要借孙悟空的威灵来避邪，来镇压瘟神——民间对孙悟空是这么一种理解。实际上是把一个神话文学形象转换成一种原始信仰的六畜保护神（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122页）。

这一论述，正确地指出了该年画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之间存在着某种渊源，可惜所指出的只是最表象上的联系，而对双方源流关系的判断，则明显是颠倒了的。

我国古人历来就有猴入马厩可避马疫的认识，并屡屡见诸记载。唐人韩鄂在《四时纂要》一书中就曾说过：“常系猕猴于马房内，辟恶消百病，令马不着疥。”北宋梅尧臣《宛陵集》卷十二《咏杨高品马厩猢狲》有句云：“尝闻养骐骥，辟恶系猿猴。”南宋洪迈在《夷坚三志·辛》卷四《孟广威猕猴》条也有记载：“好养马，常蓄猕猴于外厩，俗云与马性相宜。”可知早在文学形象孙悟空问世之前，在马厩蓄一猕猴以预防马瘟，就已成为传统民俗。至于过年时在马厩上张贴印有猕猴的年画，只不过是其余绪而已。

如此说来，并非是民间在《西游记》问世后“把一个神话文学形象转换成一种原始信仰的六畜保护神”“借孙悟空的威灵来避邪”，从而成为一种习俗；而是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给孙悟空安排一个“弼（避、庇）马温（瘟）”的头衔时，有意识地吸收了民俗文化的滋养。明人谢肇淛《五杂俎》卷九说：“置狙于马厩，令马不疫。《西游记》谓天帝封孙行者为弼马温，乃戏词也”，即指出了这种源流关系。当代学者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及《手稿集》卷三对此有详细论述，征引颇富；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在其论文《〈西游记〉的原本及其改作》中也有类似论述，均可参考。如此说来，吴承恩笔下的那位玉皇大帝，尽管看上去是一个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呆板形象，其实骨子里并不缺乏幽默感的。

“马”与“猴”的这种特殊关系还很早就被移用到了工艺品的创作之中。例如，有一种常见的工艺品，把一只猴儿置于马背之上，构成一幅吉祥图案，名曰“马上封侯（猴）”。所用的材料，无论是玉石、金属、陶瓷、泥塑，还是竹木、绒布、纸张、塑料，均能惟妙惟肖，并演化出了千姿百态的造型，令人十分喜爱。这种工艺品常被用来作为礼物送人，尤其送给官场中人，利用“猴”与“侯”（爵位）的谐音和“马上”的副词义“立刻”，表示祝人很快发达、加官进爵之意，可谓惠而不费。由于古往今来的中国人大多是梦想做官的，官场中人尤其盼望着尽快升迁，所以此类工艺品历来颇受欢迎，经久不衰。

据某些收藏品推测，这种吉祥图案的产生，至少也应该有几百年了。但后来的制作、收藏、赠送、接受这一工艺品者，往往仅着眼于其寓意，恐怕大多忘却了“马”与“猴”之间的本来关系（据笔者推测，此类工艺品的最初创意者应该是知道这种关系的），这属于文化传承中“得鱼忘筌”“登岸舍筏”一类现象。如果了解了猴子有“避马瘟”的功用之后，再看此物，应该会哑然失笑：原来这一番意象的组合，本义不过是说为此马随身配备了一名保健医生而已。当然，这样的解读，对于渴望升官的人来说，或许会觉得大煞风景，但平心而论，又何尝不是别有一种理趣在其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