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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只知道海子,为什么会陷入诗歌狂欢

2018-06-25 09:14 钱江晚报  作者:孙雯

胡适

2017年2月,中国新诗已走过百年。

它起始于1917年2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发表了胡适的8首白话诗,其中包括他写于1916年8月23日的中国第一首白话诗《两只蝴蝶》(发表题为《朋友》),这是胡适对“文学改良”的身体力行。

在后来研究者描述中,《两只蝴蝶》的公开发表便为中国新诗产生的标记。

这一两年,如果不是各大出版社大量推出中国新诗的选集,多数阅读者并不清楚这样一个百年节点。

2017年3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将推出《新诗百年诗抄》。它遴选百年之中100位诗人的100首诗,并收集了68位诗人的手稿。目前,还在京东网采用了众筹的推广模式。

徐志摩

新诗百年,但在大街上,随便拦住一位年轻人,问他能说出的中国新诗诗人是谁,答案几乎雷同:海子、舒婷、顾城。

与此同时,每一次“诗歌事件”,却将活跃在网络上的大众尽数卷入。

那么,中国的诗歌与时代、读者、以及教育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新诗百年诗抄》的主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著名诗歌评论家谭五昌有他的观点。

课本里的诗人

王小妮

问:其实舒婷同时代有很多优秀的诗人,王小妮、李亚伟……但是大家不知道。您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胡适

2017年2月,中国新诗已走过百年。

它起始于1917年2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发表了胡适的8首白话诗,其中包括他写于1916年8月23日的中国第一首白话诗《两只蝴蝶》(发表题为《朋友》),这是胡适对“文学改良”的身体力行。

在后来研究者描述中,《两只蝴蝶》的公开发表便为中国新诗产生的标记。

这一两年,如果不是各大出版社大量推出中国新诗的选集,多数阅读者并不清楚这样一个百年节点。

2017年3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将推出《新诗百年诗抄》。它遴选百年之中100位诗人的100首诗,并收集了68位诗人的手稿。目前,还在京东网采用了众筹的推广模式。

徐志摩

新诗百年,但在大街上,随便拦住一位年轻人,问他能说出的中国新诗诗人是谁,答案几乎雷同:海子、舒婷、顾城。

与此同时,每一次“诗歌事件”,却将活跃在网络上的大众尽数卷入。

那么,中国的诗歌与时代、读者、以及教育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新诗百年诗抄》的主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著名诗歌评论家谭五昌有他的观点。

课本里的诗人

王小妮

问:其实舒婷同时代有很多优秀的诗人,王小妮、李亚伟……但是大家不知道。您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谭五昌:你说的情况我也经常遇到,比如大家都知道海子、舒婷,而不怎么知道王小妮、李亚伟,主要问题是海子、舒婷诗歌的经典化程度非常高,作品传播面非常广。比如说,海子、舒婷的代表性诗歌作品被选入各种大学教材与中学课本,这样他们就能影响一代乃至几代年轻人了,所以诗歌教材、诗歌读本以及重要选本的编选工作对诗人而言具有决定性作用。

问:您是诗歌的研究者,也是教育者,如何看待中国的诗歌教育?

谭五昌:如你所说,中国的诗歌教育的确存在很大问题。在语文考试中,作文的题材常常被注明是“诗歌除外”,表面来看,这是教师对学生的一种审美歧视,而实际上,却反映了教师对诗歌(主要是新诗)的把握能力与认知水平整体上是不合格的,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教师的应试教育思维压倒其素质教育思维。按照我的设想,那就是教师们及学生们(特别是老师)都要高度重视人文素质的自我训练,平时多读优秀新诗作品,大力提升自己的诗歌审美鉴赏水平,影响所及,整个社会的审美教育才可能取得较理想的效果。

逃不开的“诗歌事件”

戴望舒

问:《新诗百年诗抄》的目录上,后半部分相对年轻的诗人对于普通的读者而言,都是比较陌生的名字。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诗歌处境?是诗歌没有那么备受关注了?还是写出经典之作的诗人没那么多了?

谭五昌: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首先是,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名字比较陌生的诗人其诗歌写作的水平未必不高,诗人们未受到普遍关注与重视,一是表明当下诗人边缘化的处境,二是表明能够写出经典作品的诗人数量在大大减少,而我个人认为,当今这个大众娱乐化的时代对于纯粹的诗歌艺术是一种损害,它在大面积的阻止经典诗歌作品的生成。

问:您如何看待“梨花体”写作等造成大范围传播的“诗歌事件”?

谭五昌:“梨花体”等诗歌事件我已经谈过多次,我简单说一下,在性质上这其实也是一个网络诗歌的娱乐事件,它表明一些诗人自愿成为娱乐化的主角。在诗歌发展的进程中,它充其量只是一个诗歌事件,一个诗歌现象而已。

问:普通人的生活,其实离诗歌有点远,但是,从梨花体,到余秀华的走红,诗歌话题却比较容易引起大众的共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产生?

谭五昌:你谈到“梨花体”及余秀华的走红,都是通过网络、微信等新媒体途径进行传播的,它们传播面非常广,所以容易走红,而诗歌话题为什么比较容易引起大众的共鸣呢?那是因为,大众对诗歌还是有兴趣与一定鉴赏力的,而大众对通过新媒体炒作走红的草根诗人总是掺杂有一种好奇心与同情心,而最后总又与娱乐之心混合在一起,这就是大众娱乐化时代的一个必然逻辑。而对于一个走红诗人的文学史意义上的评判,最终不是由大众说了算,而是由诗歌专家来做权威的认定的。

诗人的危机

北岛

海子

问:百年之中,如果节选其中的几个节点来标注中国新诗里程碑式的发展,应该是哪些(事件或者人)?为什么?

谭五昌:今年恰逢新诗百年,2月21日,由我本人总策划的2017年华语诗歌春晚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并获得圆满成功。如果要用几个节点来标注中国新诗里程碑式的发展,我认为可以选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现代派、40年代出现的九叶派,以及80年代出现的“朦胧诗”运动。因为现代派代表着中国现代诗人诗学理念的觉醒,而九叶派代表着中国现代诗人诗学理念的进一步成熟与令人瞩目的创作实绩,“朦胧诗”则是对中断30年的中国现代诗传统的接续与恢复,这三个诗歌流派与群体的诗学理念与创作实践,共同推进了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

问:近百年中,外部力量与对传统的追寻,造就着中国诗歌的变化。那么,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诗歌将走向哪里?会因何而改变?

谭五昌:如今,我们处于高科技时代,处于资讯高度发达的时代,诗歌与微信、微博、博客等紧密结合,形成网络诗歌、微信诗歌热现象。对于诗歌而言,这是一个空前开放、艺术自由的时代。中国新诗的发展与变化,离不开外部力量的影响与推动,对当下的诗人们来说,最大的危机来自于大众娱乐化思潮,在一个娱乐化时代,诗歌要么走向媚俗的娱乐,要么坚守自己的审美理想,而大众娱乐化思潮对诗歌本身的冲击与伤害是不能低估的。当下的诗歌不可能往一条道路走,它维系着一种多元化的格局。最终,诗潮的变化是要由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而引起的。(文/孙雯)

(责任编辑:陈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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