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媒介对儿童的影响：路径与理论框架

摘 要：随着触屏技术和移动端媒体的发展，儿童对媒体的接触日趋低龄化，并在儿童的发展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理解媒介对儿童的影响在当前尤为重要。本文梳理了媒介影响儿童的三种路径，即使用时间、媒介内容和媒介形式特征，以及理解媒介对儿童影响的八种理论框架，如启动效应、社会认知理论、通用媒体模型等，并辅以大量研究实例，说明媒介主要通过何种途径、以何种机制对儿童产生影响。

关键词：媒介；儿童；社会认知理论；通用媒体模型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8）05-0072-03

一、前 言

在今天，儿童被包围在丰富的媒介环境中，特别是触屏技术和移动端媒体的发展，为低龄儿童敞开了技术限制的大门。欧盟网上儿童（EUKidsOnline）项目数据显示，儿童正在越来越小的年龄接触触屏媒体[1]。例如，50%的3-4岁瑞典儿童在使用平板电脑，25%在使用智能手机；23%的0-6岁挪威儿童拥有家庭平板电脑，32%的儿童在3岁前就开始使用触屏媒体。美国媒体研究机构CommonSenseMedia的数据则显示，2011年，只有8%的0~8岁儿童家中拥有平板电脑，而这一比例在2017年翻了近十倍，达到78%，甚至42%的儿童拥有属于自己的设备[2][3]。在我国，北京市学龄前儿童的平均电视时间为41.8分钟，同时，花费在平板电脑、手机、音乐播放器等新兴设备上的时间已达到58.6分钟，超过了在电视上的时间花费[4]。随着媒介与儿童的关系愈加紧密，理解媒介影响儿童的主要路径与理论框架，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二、媒介的影响路径

Subrahmanyam和Greenfield认为，媒介对儿童的影响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实现：使用时间、媒介形式特征（formal features）和媒介内容[5]。其中，有关使用时间的讨论主要依据“替代假说”，认为花费在媒介上的时间占据了其他更具意义的活动，如人际互动、户外运动和阅读。而媒介形式特征则主要考虑不同媒介的符号表征系统，儿童通过长期的编码解码过程，可能发展出一套适应该媒介特征的技能，如长期阅读形成的读写能力，电视等视觉媒体形成的一些固定视觉符号等。媒介内容则主要指媒介传递的信息，例如为儿童提供知识、榜样或脚本[6]。

1.使用时间

一些研究者认为，媒介对儿童产生的负面影响正是那些富有意义的活动被媒介时间所取代。例如，Corteen和Williams对比了没有电视信号、单一电视信号和多个电视信号社区中儿童的阅读能力，发现其阅读成绩与电视信号数量成反比，而当没有电视信号的社区引入电视后，该社区儿童的阅读优势随即消失，说明电视对儿童的阅读能力存在负面影响[7]。然而，Newman则认为看电视并没有减少儿童阅读严肃书籍的时间，因为他们从始至终就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在这类书籍上[8]。Murry和Kippax同样通过三个社区的对比发现，看电视减少的只是儿童看连环画的时间，它所替代的只是那些具有相似功能的活动[9]。

除替代效应外，一些研究者认为媒介的过度使用会导致久坐和户外活动的减少，增加肥胖、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甚至导致幼儿动作发展的迟缓[10]。

2.媒介形式特征

构成媒体之间巨大差异的形式特征可能导致不同媒体影响方式和结果的不同。早在90年代，Subrahmanyam和Greenfield就发现一些游戏能够促进儿童的空间能力。通过一组2*2*2实验，他们利用电脑软件对61个男孩和女孩的动态空间能力进行前测，又在随机分配的控制组和实验组内分别给予他们一款文字游戏和一款动作游戏。后测发现，动作游戏能够显著减少被试的空间错误，特别是那些空间能力本身更差的儿童[11]。

当然，媒介形式特征是否能够被儿童理解要视儿童的发展阶段而定。美国儿科学会建议2岁以下的孩子不要接触屏幕媒体，原因是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存在一种“视频短缺”（video deficit）现象，这使他们很难从视频中获益[12]。符号思维的缺乏和较弱的注意力限制了他们将知识从二维空间转换到三维空间所需的记忆灵活性[13]。2岁后，儿童进入皮亚杰所说的前运演阶段，符号思维的发展将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电视内容。

3.媒介内容

多数研究者认为，媒介携带的丰富内容对儿童的影响尤为显著。例如，媒介暴力可能会增加儿童的攻击性，媒介展示的有关性别的刻板印象会影响儿童对性别角色社会化的认知，媒介内容页可能对儿童的道德发展产生不利或有利的影响等。

Anderson，Gentile和Buckley在书中分别采用实验法、横截面相关分析和纵向研究对大学、中学和小学生进行研究，结果都支持暴力游戏接触会增加儿童和青少年攻击行为的结论[14]。不过，亦有研究表明，当游戏中的施暴行为需要玩家的团队合作来完成时，游戏不仅不会增加个体攻击性，反而会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生[15]。此外，那些具有亲社会特征的游戏也可能增加儿童的亲社会行为[16]。

媒介内容同时也为儿童提供知识和大量学习机会。2岁儿童就能够通过与成年人的视频聊天学习词汇[17]。一些设计精巧的应用程序也可以使儿童通过触摸屏幕上的物品与相关词汇进行学习[18]。

摘 要：随着触屏技术和移动端媒体的发展，儿童对媒体的接触日趋低龄化，并在儿童的发展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理解媒介对儿童的影响在当前尤为重要。本文梳理了媒介影响儿童的三种路径，即使用时间、媒介内容和媒介形式特征，以及理解媒介对儿童影响的八种理论框架，如启动效应、社会认知理论、通用媒体模型等，并辅以大量研究实例，说明媒介主要通过何种途径、以何种机制对儿童产生影响。

关键词：媒介；儿童；社会认知理论；通用媒体模型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8）05-0072-03

一、前 言

在今天，儿童被包围在丰富的媒介环境中，特别是触屏技术和移动端媒体的发展，为低龄儿童敞开了技术限制的大门。欧盟网上儿童（EUKidsOnline）项目数据显示，儿童正在越来越小的年龄接触触屏媒体[1]。例如，50%的3-4岁瑞典儿童在使用平板电脑，25%在使用智能手机；23%的0-6岁挪威儿童拥有家庭平板电脑，32%的儿童在3岁前就开始使用触屏媒体。美国媒体研究机构CommonSenseMedia的数据则显示，2011年，只有8%的0~8岁儿童家中拥有平板电脑，而这一比例在2017年翻了近十倍，达到78%，甚至42%的儿童拥有属于自己的设备[2][3]。在我国，北京市学龄前儿童的平均电视时间为41.8分钟，同时，花费在平板电脑、手机、音乐播放器等新兴设备上的时间已达到58.6分钟，超过了在电视上的时间花费[4]。随着媒介与儿童的关系愈加紧密，理解媒介影响儿童的主要路径与理论框架，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二、媒介的影响路径

Subrahmanyam和Greenfield认为，媒介对儿童的影响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实现：使用时间、媒介形式特征（formal features）和媒介内容[5]。其中，有关使用时间的讨论主要依据“替代假说”，认为花费在媒介上的时间占据了其他更具意义的活动，如人际互动、户外运动和阅读。而媒介形式特征则主要考虑不同媒介的符号表征系统，儿童通过长期的编码解码过程，可能发展出一套适应该媒介特征的技能，如长期阅读形成的读写能力，电视等视觉媒体形成的一些固定视觉符号等。媒介内容则主要指媒介传递的信息，例如为儿童提供知识、榜样或脚本[6]。

1.使用时间

一些研究者认为，媒介对儿童产生的负面影响正是那些富有意义的活动被媒介时间所取代。例如，Corteen和Williams对比了没有电视信号、单一电视信号和多个电视信号社区中儿童的阅读能力，发现其阅读成绩与电视信号数量成反比，而当没有电视信号的社区引入电视后，该社区儿童的阅读优势随即消失，说明电视对儿童的阅读能力存在负面影响[7]。然而，Newman则认为看电视并没有减少儿童阅读严肃书籍的时间，因为他们从始至终就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在这类书籍上[8]。Murry和Kippax同样通过三个社区的对比发现，看电视减少的只是儿童看连环画的时间，它所替代的只是那些具有相似功能的活动[9]。

除替代效应外，一些研究者认为媒介的过度使用会导致久坐和户外活动的减少，增加肥胖、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甚至导致幼儿动作发展的迟缓[10]。

2.媒介形式特征

构成媒体之间巨大差异的形式特征可能导致不同媒体影响方式和结果的不同。早在90年代，Subrahmanyam和Greenfield就发现一些游戏能够促进儿童的空间能力。通过一组2*2*2实验，他们利用电脑软件对61个男孩和女孩的动态空间能力进行前测，又在随机分配的控制组和实验组内分别给予他们一款文字游戏和一款动作游戏。后测发现，动作游戏能够显著减少被试的空间错误，特别是那些空间能力本身更差的儿童[11]。

当然，媒介形式特征是否能够被儿童理解要视儿童的发展阶段而定。美国儿科学会建议2岁以下的孩子不要接触屏幕媒体，原因是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存在一种“视频短缺”（video deficit）现象，这使他们很难从视频中获益[12]。符号思维的缺乏和较弱的注意力限制了他们将知识从二维空间转换到三维空间所需的记忆灵活性[13]。2岁后，儿童进入皮亚杰所说的前运演阶段，符号思维的发展将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电视内容。

3.媒介内容

多数研究者认为，媒介携带的丰富内容对儿童的影响尤为显著。例如，媒介暴力可能会增加儿童的攻击性，媒介展示的有关性别的刻板印象会影响儿童对性别角色社会化的认知，媒介内容页可能对儿童的道德发展产生不利或有利的影响等。

Anderson，Gentile和Buckley在书中分别采用实验法、横截面相关分析和纵向研究对大学、中学和小学生进行研究，结果都支持暴力游戏接触会增加儿童和青少年攻击行为的结论[14]。不过，亦有研究表明，当游戏中的施暴行为需要玩家的团队合作来完成时，游戏不仅不会增加个体攻击性，反而会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生[15]。此外，那些具有亲社会特征的游戏也可能增加儿童的亲社会行为[16]。

媒介内容同时也为儿童提供知识和大量学习机会。2岁儿童就能够通过与成年人的视频聊天学习词汇[17]。一些设计精巧的应用程序也可以使儿童通过触摸屏幕上的物品与相关词汇进行学习[18]。

三、媒介影响儿童的八种理论框架

Kirsh在Media and youth: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一书中总结了八种常见的理论框架来理解媒介对儿童的影响[19]。可以发现，除传播学者外，那些卓越的心理学家也为媒介与儿童的理论搭建贡献智慧。

1.皮下注射理论（Hypodermic needle）

20世纪上半叶，报纸、电影和广播等大众媒介的迅速崛起造成了普遍的社会忧虑。媒介效果是强大的，它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的观点占据当时的主要论调。该理论将媒介看作一支注射剂，将信息和观点直接注射给受众，从而产生一致的观念与行动。佩恩基金会主导的“电影对儿童的影响”就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尽管皮下注射理论的观点被认为极大地简化了媒体对儿童的影响，因而在很早以前就被研究者们所抛弃，但是，它们却为后来的媒介与儿童研究奠定了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取向。

2.激励转移理论（Excitation transfer theory）

激励转移理论认为，生理唤醒的消散较为缓慢，当两个事件在时间上接近时，前一个事件产生的唤醒可能会叠加在后续事件产生的唤醒上，激励转移的最终结果是对后一个事件唤醒水平的强化。该理论提供了一种生理机制，来解释为什么媒介使用会在短时间内影响儿童的情感体验与行为，如恐惧、焦虑和攻击行为的增加等等，并被广泛应用于儿童与媒介暴力的研究中，那些测试儿童观看影片后的皮肤电反应，或者观察儿童观影后如何使用电击惩罚的研究都是以这一理论为基础。

3.涵化理论（Cultivation Perspective）

涵化理论又称培养理论，最初由Gerbner等人在“卫生局长报告”系列研究中提出。该理论认为，电视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潜移默化的力量，它像魔术一样让所有观众适应和接受电视中所展示的观念和态度。与魔弹论直接强大的效果不同，涵化理论认为观点的产生需要时间，因此那些观看电视时间最长的人受到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例如研究者发现，观看性内容更多的青少年对性行为持有更开放的态度[20]。主流化（mainstreaming）和共鸣（ resonance）两个概念的加入进一步丰富了涵化理论的内涵。通过主流化，社会上的不同群体可能会因长期收看电视而产生趋同意见。而共鸣则是指当现实生活的经验和电视所展示的内容十分相近时，涵化效果会得到强化。

4.启动效应（Priming）

启动效应由Meyer和Schvaneveldt提出，它指一种情绪、想法或观点一旦被启动，那么类似的情绪、想法和观点也会被触发[21]。因此，不同的媒体内容能够触发类似的思想、情感和信息网络，例如警匪片可能会触发有关犯罪、毒品等内容的联想。不仅如此，一台电视机本身也可能会启动受众有关他所喜爱的节目的联想。如果一种信息网络频繁被激发，那么这些信息在未来被激活的可能性就更大。如此一来，过度使用某类媒体或频繁接触某类信息，可能使受众的观点与情感产生偏向。这也可以解释当具有侵略性的儿童面对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时，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对方是带有敌意的[22]。

5.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

通过让儿童观察成人如何击打不倒翁，Bandura发现，那些观察了成人行为的孩子学习并模仿了成人的攻击行为。当榜样行为被强化，模仿出现的可能性就更大；相反，如果榜样的行为受到惩罚，儿童的模仿就会减少[23]。同时，该理论还指出这种习得的行为是如何持续的。首先，该行为能够满足个人需求，形成自我强化，例如听某种类型的音乐能让青少年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其次，这种行为获得了同伴的认可或奖励；最后，一些媒体可以直接提供强化和惩罚，例如电子游戏中获得奖励或失去分数。

这一理论几乎可以解释所有儿童接触的媒介产品，它们为儿童提供了大量观察学习的机会。研究者们担心，大量由英雄人物施加的暴力行为并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鼓励，这可能导致儿童暴力行为的增加[24]。

6.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社会认知理论是Bandura本人对社会学习理论的一种修正。他认为社会学习理论更多的应该是一种认知理论，而非行为理论。因为行为的发生受到三个关键因素的影响，即行为因素、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其中，行为因素主要指过去获得的一些行为能力；个人因素则包括个人的期望、信仰、目标、自我认知和内在动机；环境因素则是那些通过直接经验或观察学习来影响个体的非内在性因素，例如媒体、朋友和家人。这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影响人类的行为与思想感情，不同于社会学习理论从环境到行为的单向效应，社会认知理论强调行为、内在动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25]。

社会认知理论的进步之处在于，它强调了人的主观意识和自我调节，而不是简单地对环境作出反应。当个体与环境传递的信息一致时，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将会增强。因此，当儿童的内部动机与媒体所呈现的榜样行为一致时，媒体将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儿童的行为。

7.脚本理论（Script theory）

脚本理论的提出者是心理学家Silvan Tomkins，他认为人类行为通常会落入一种“脚本”模式，并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行动方案[26]。就像电影、漫画和电子游戏都按照其脚本编排故事一样，儿童也会通过选择脚本决定行为。脚本的选择需要依赖合适的情境，儿童需要考虑已有脚本和现实情况的相似程度，以及使用该脚本的潜在后果，因此社会规范往往成为考虑的主要对象。

依据脚本理论，媒介可能从两方面影响儿童的思想行为。一方面，媒介为儿童创造脚本，提供行为方式的案例，通过反复接触，还可能影响儿童感知到的社会规范。例如，儿童可能通过暴力的媒介内容获得攻击性的行为脚本[27]。另一方面，媒介也为儿童提供了验证脚本的机会。因此，有性需求的青少年会主动寻找展示性内容的电影，而既有的攻击行为本身也可能刺激儿童更多接触暴力的媒介内容[28]。

8.通用媒体模型（Universal media model）

通用媒体模型事实上是对Anderson和Bushman提出的一般攻击模型（The general aggression model, GAM）的一种转化。原本的GAM模型用于解释暴力电子游戏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机制，它认为暴力行为的产生是在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通过人们的情绪唤起和认知加工，继而作出评估与行为决策的过程[29]。Kirsh认为只要将“攻击”替换为“行为”，就可以解释媒介对行为的影响，并称其为通用媒体模型。

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兼容了激励转移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因此被心理学家广泛用于媒介暴力对儿童攻击性行为影响的研究上。

四、结 语

从媒介对儿童影响的几种理论可以看出，它与其他媒介效果研究一样，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从完全强调媒介的单向作用开始，到关注儿童的个人特质，再到对环境因素的把握，研究者们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当我们将媒介的影响模糊地划分为不利影响和有利影响时，又可以发现一个大致的规律，即当一个新兴媒体出现时，更多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其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当该媒体逐渐被社会所适应和接受，甚至变得必不可少时，又会出现大量研究论证其积极意义和存在的合理性。

媒介技术的更迭发展是不可逆转的，研究媒介对儿童影响的目的，并不是阻止儿童对媒介的接触，而是做出更为有利的指导，指引新兴媒介技术以更科学合理的方式存于在儿童的生活中。

参考文献：

[1] Holloway, D., Green, L. & Livingstone, S. (2013). Zero to eight: Young Children and Their Internet Use, EU Kids Online

[2] Common Sense Media(2011).Zero to eight:Children’s media useinAmerica.https://www.commonsensemedia.org/research/zero-to-eight-childrens-media-use-in america

[3] Common Sense Media(2017).Zero to eight:Children’smedia useinAmerica2017.https://www.commonsensemedia.org/researc/the-common-sense-census-media-use-by-kids-age-zero-to-eight-2017

[4] 李敏谊,王泉. 3～6岁幼儿在家中使用多媒体情况的调查研究——来自北京市的案例[J].教育学报,2014,10(06):95-102.

[5] Subrahmanyam, K., & Greenfield, P. (2011). Digital media and youth: Games, Internet, and development. In Singer, D., Singer, J. (Ed.), Handbook of Children and the Media (2en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75-96.

[6] 杨晓辉,王振宏,朱莉琪. 促进低龄儿童发展的电子媒体使用[J]. 学前教育研究,2016,(11):24-37.

[7] Corteen, R. S., & Williams, T. M. (1986). Television and reading skills. In T. M. Williams （Ed.）, The impact of television: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three communities (pp, 39-85).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8] Neuman, S. B. (1991). Literacy in the television age. Norwood, NJ: Ablex.

[9] Murray, J., & Kippax, S. (1978). Children's Social Behavior in Three Towns with Difering Television Experi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8(1), 19-29.

[10] Strasburger, Victor C., Jordan, Amy B., & Donnerstein, Ed. (2010). Health effects of media o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Clinical report). Pediatrics, 125(4), 756-67.

[11] Subrahmanyam, K. & Greenfield, P. M. (1994). Effect of video game practice on spatial skills in girls and boys.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5,13-32.

[12] Reid Chassiakos, Y., Radesky, J., Christakis, D., Moreno, M., & Cross, C. (2016).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d Digital Media. Pediatrics, 138(5), E20162593-e20162593.

[13] Barr, R. (2013). Memory Constraints on Infant Learning from Picture Books, Television, and Touchscreens.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7(4), 205-210.

[14] Anderson, C. A., Gentile, D. A, Buckley, K. E. (2007). Violent Video Game Effects on Childrenand Adolescen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5] Jerabeck, J.M., & Ferguson, C. J.(2013).The influence of solitary and cooperative violent video game play on aggressiv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9,6,2573-2578．

[16] Harrington, & O’connell. (2016). Video games as virtual teachers: Prosocial video game use by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from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groups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empathy and prosocial behaviour.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3, 650-658.

[17] Roseberry, S., Hirsh‐Pasek, K., &Golinkoff, R. (2014). Skype Me! Socially Contingent Interactions Help Toddlers Learn Language. Child Development, 85(3), 956-970.

[18] Kirkorian, H. L., Choi, K. &Pempek, T. A. (2016).Toddlers’ word learning fromcontingent and noncontingentvideo on touch screens. Child Development, 87(2):405–413

[19] Kirsh, S. (2010). Media and youth: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Chichester, U.K. ;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 Greenberg, B. S., & Smith, S. W. (2002). Daytime talk shows: Up close and in your face. In J. D. Brown, J. R. Steele, & K. Walsh-Childers (Eds.), Sexual teens, sexual media (pp. 79–93). Hillsdale, NJ: Erlbaum.

[21] Meyer, D., Schvaneveldt, R., & Grant, David A. (1971). Facilitation in recognizing pairs of words: Evidence of a dependence between retrieval opera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90(2), 227-234.

[22] Dodge, K. A. (1986). A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of social competence in children. In M. Perlmutter(Ed.), Minnesota symposium on child psychology (Vol. 18). Hillside, NJ: Erlbaum.

[23] Bandura, A. (1965). Influence of models: Reinforcement contingencies on the acquisition of imitative respon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 589-595.

[24] Wilson, B. J., Smith, S. L., Potter, J. W., Kunkel, D., Linz, D., Colvin, C. M., et al. (2002). Violence in children’s television programming: Assessing the risk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2, 5–35.

[25] Bandura, A. (1986).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26] Tomkins, S. S. (1981). The quest for primary motives: Biography and autobiography of an idea.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1(2), 306–329.

[27] Huesmann, L. (1986).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Promot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Exposure to Media Violence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by the Viewer.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2(3), 125-139.

[28] Kirsh, S. J. (2006).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media violence: A critical look at th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29] Anderson, C. A., & Bushman, B. J. (2002). Human aggress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3, 2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