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企业家”到“全球商业思想家”

当今社会，把某一领域的企业做大、做强，甚至富可敌国，并不少见，人们称之为“企业家”；能称之为“商业思想家”者，提出一套企业理念、建构一套商业模式，尤其是可影响商企发展历史的企业家，则鲜之又鲜。因为，后者已经上升、扩展到“企业哲学、商业哲学”层面，其深刻性、普适性、通用性非一般企业家所能企及。“思想家” 的称誉放在从事商业的企业家头上，显然与书斋式的学者型思想家（如经济学家）不同。学院派的专家思想要影响到社会，为之接受并实施，需要通过政治、经济等政策的采纳、贯彻作为“中介”。而“商业思想家”直接就是行动者的思想，通过引领社会的经济交往推动社会前行。它可能没有大部头的、放在图书馆书架上的洋洋 “著述”，有时可能就是一个点子、一个口号，但却非常迅速地波及到现代整个工商业社会。它为理论派提供了实证的样本，迫使后者为之明确、论证乃至于系统化，反过来又推动商业思想家的坚毅前行。

切勿轻视这“一个点子、一个口号”，其实恰恰乃企业家、商业活动家长期复杂“实验”活动的结晶、盘旋其头脑系统思想的“冰山一角”。这说明，提出真正商业思想的前提是产生于行动中的智慧、人类丰富知识的滋养和储备。知识不一定能产生有价值的思想，行动不一定能获取智慧的证悟。这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信息的交流和碰撞成为提升思想、开启智慧的方式。自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之后，以炮舰殖民、竞争垄断、热战冷战、核心边缘等为主要交流途径、规则的西方理念，日益显示出自私蛮横的一面，暴露其窘迫的局限性。一些有识之士正在呼唤“第二次文艺复兴”，希冀依靠新的思想进行启蒙。中华民族复兴，本质上乃“文明”的复兴，即探索并提供给这个世界一套新的文明新模式（其中包括新的生产生活模式、交往模式），从而打破资源能源生态的无节制耗损、超拔无限满足物欲的精神沉沦，使被近代“大写”的“人”重新得到提升。一句话，单纯束缚在经济或商业领域，往往“见物不见人”，“见利不见人”，我们的视域应当扩展到人类文明的进步、人自身的发展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本意包含已不再滞留于低层满足生理和一般物质的需求上，将内蕴更多无形的精神层面的属性，使得提升人的生命质量、“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成为可能，从而为马克思设想的实现“人的科学”奠定坚实基础。

当今社会，把某一领域的企业做大、做强，甚至富可敌国，并不少见，人们称之为“企业家”；能称之为“商业思想家”者，提出一套企业理念、建构一套商业模式，尤其是可影响商企发展历史的企业家，则鲜之又鲜。因为，后者已经上升、扩展到“企业哲学、商业哲学”层面，其深刻性、普适性、通用性非一般企业家所能企及。“思想家” 的称誉放在从事商业的企业家头上，显然与书斋式的学者型思想家（如经济学家）不同。学院派的专家思想要影响到社会，为之接受并实施，需要通过政治、经济等政策的采纳、贯彻作为“中介”。而“商业思想家”直接就是行动者的思想，通过引领社会的经济交往推动社会前行。它可能没有大部头的、放在图书馆书架上的洋洋 “著述”，有时可能就是一个点子、一个口号，但却非常迅速地波及到现代整个工商业社会。它为理论派提供了实证的样本，迫使后者为之明确、论证乃至于系统化，反过来又推动商业思想家的坚毅前行。

切勿轻视这“一个点子、一个口号”，其实恰恰乃企业家、商业活动家长期复杂“实验”活动的结晶、盘旋其头脑系统思想的“冰山一角”。这说明，提出真正商业思想的前提是产生于行动中的智慧、人类丰富知识的滋养和储备。知识不一定能产生有价值的思想，行动不一定能获取智慧的证悟。这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信息的交流和碰撞成为提升思想、开启智慧的方式。自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之后，以炮舰殖民、竞争垄断、热战冷战、核心边缘等为主要交流途径、规则的西方理念，日益显示出自私蛮横的一面，暴露其窘迫的局限性。一些有识之士正在呼唤“第二次文艺复兴”，希冀依靠新的思想进行启蒙。中华民族复兴，本质上乃“文明”的复兴，即探索并提供给这个世界一套新的文明新模式（其中包括新的生产生活模式、交往模式），从而打破资源能源生态的无节制耗损、超拔无限满足物欲的精神沉沦，使被近代“大写”的“人”重新得到提升。一句话，单纯束缚在经济或商业领域，往往“见物不见人”，“见利不见人”，我们的视域应当扩展到人类文明的进步、人自身的发展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本意包含已不再滞留于低层满足生理和一般物质的需求上，将内蕴更多无形的精神层面的属性，使得提升人的生命质量、“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成为可能，从而为马克思设想的实现“人的科学”奠定坚实基础。

造就“商业思想家”，关键在乎有否“思想”，甚或自成一家。实践证明，那些上百年而不倒的商企，皆有一套变而不易、历久弥新的经营哲学。近代与国际接轨后，人们似乎倾向于把现代企业的文化基础仅仅看作是源于西方的创制，忘记了自身生长的文化土壤。即使在强调“本土化”的时期，分类的知识灌输亦大部分整体搬用异质文化框架体系，造成许多“水土不服”的现象。可喜的是，近年来，我们从理论到实践都作出了自己独特的探索。可以说，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总结了这些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实践经验，同时也作出进一步的指示，号召“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涵养企业精神，培育现代企业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鼓励发展对外文化贸易，让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特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各项任务落实到农村、企业、社区、机关、学校等城乡基层”，“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要积极参与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与利用，生产丰富多样、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相统一、人民喜闻乐见的优质文化产品，扩大中高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对企业的文化融入、文化培育、文化使命乃至于文化贸易、文化产品等作出方向性的引领。

早在中国先秦时期，商业就已经开始。武王灭商后，商朝一些失去土地的遗民为了维持生计，东奔西跑到各地做买卖，日子一长，就形成一个固定职业。周人就称他们为“商人”，称他们的职业为“商业”，后演成从事商品买卖的职业专称。春秋时期著名的大商人有隐居宋国的范蠡、郑国的弦高、孔子的弟子子贡；战国时期著名商人有魏国的白圭、吕不韦。《易传》中讲“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财，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理财正辞”，“备物致用”皆属“崇德而广业”之道。从《管子》等众多经典到历史典籍中“货殖列传”，不但记载了先民的商业实践，也包含了很多商企智慧。包含在我历史文化中的“经济”本意为“经世济民”，属于大经济学、人文经济学（我们现在称之为“政治经济学”）。因此，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确有经世致用的“实学”，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用于今之治国理政，造福于民。

当今全面开放程度前所未有。伴随着中国产品、中国制造走出去，我们的商企到国外“开疆拓土”，不了解他国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根本不行。这提示我们，文化保守主义的“国粹观”要不得。正确的做法是，除了商企直接的知识储备外，还应有各国相应的人文背景作支撑。因为，涉及到价值观层面，往往在民众的头脑根深蒂固，我们会感到，市场不是那么好开拓，谈判不是那么好进行。这一切要求我们运用包容的思想、理念，特别是了解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习俗制度，构建全球的视野。这样看来，单纯学“国学”就不够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商业思想家”前面加上“全球”的缘故。从引入“西学”开始，我们就在学习西方的文化；现在看来，学得还不够，还处在文化交流的“格义”阶段，还要认真学习和借鉴，不是生吞活剥、囫囵吞枣，而是和我们的“压箱底”的东西融合得很好——融合了，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创造，才能谈得上“文化自信”。把古人的直接拿过来，把外人的直接搬过来，都不是什么“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企业不会走得很远，没有思想的企业不会做得很大。我们今天的企业家承担着一定的“文化使命”——经济的文化化、文化的经济化，本来就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