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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28 09:14 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任姗姗
齐赫文斯基
2012年11月，纪录片《大转折：西柏坡1947—1949》摄制组采访齐赫文斯基。
2014年10月20日，齐赫文斯基在俄（苏）中建交暨俄（苏）中友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致辞。
（资料照片）
《见证：中国改革开放40年40人》
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一版
莫斯科的郊外，像歌中吟唱的一样，静谧、美丽。疗养院的廊道，一位白发先生缓缓踱步。呵！窗外的叶子又黄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他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从新疆，到重庆，再至北京……总是在告别，却总是在回归。就像这窗外的叶子，一茬接一茬。
他在等待，等待着从中国远道而来的新朋友，也等待着与他们一起返回历史现场。黑色拐杖撞击着地面，“咚、咚、咚”的声响，干脆、硬朗，仿佛那是来自记忆深处的召唤。
“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顾问、俄中友好协会理事会名誉主席，齐赫文院士。”他向访者递上中文名片。齐赫文是他唯一的中文名字。
齐赫文的故事，该从何处讲起？
叩开汉学大门
第一位“导师”是孔子
1935年9月1日，列宁格勒哲学、历史、文学和语言学院中文班开学，也是齐赫文17岁生日。身材魁梧的瓦西里·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走进教室。院士打着黑色领结，用粉笔写下一连串汉字。大多数人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文字，大家一笔一画描摹着，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课时。第二节课，院士又用俄语写出了这段文字的译文。“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他说：“这是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教育家孔子的名言，我希望你们都能记下它。”
这大概是少年齐赫文经历过的最忐忑的生日。他无心享用生日晚餐，一头扎进书房，一遍又一遍抄写汉字课文，直至深夜。这句诞生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哲言难倒了大部分新生，让人望而却步。它却成了齐赫文珍藏一生的座右铭。
他是新生中唯一自愿报名学习汉语的。让这个从未到过中国的俄罗斯少年树立志向的，是3位文化“摆渡人”。一位是邻居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父亲经常与这位邻居隔着栅栏交谈，齐赫文几乎每次都能听到有趣的故事，它们大多与邻邦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有关，令他十分向往。还有两位中国艺术家——画家徐悲鸿和京剧艺术家梅兰芳。1934年，徐悲鸿应邀在莫斯科举办“中国近代画展”；隔年春天，梅兰芳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巡回演出15场，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用镜头记录了梅兰芳的《虹霓关》。东方写意美学，在少年齐赫文的心里埋下了种子。
学中文比想象中难得多。列宁格勒哲学、历史、文学和语言学院的老师都是苏联杰出的汉学家。可惜这些汉学家没有人会讲汉语，学生们只能根据语言学家赵元任的语音课录音学习。第三年结束时，最初编入中文班的28名学生，只剩下两名，齐赫文是其中之一。就这样，齐赫文迈进了汉学神秘的大门，第一位未谋面的老师便是孔子，而孔子“教”的第一课，便是东方哲学。
见证“开国大典”
“马上发电报给莫斯科”
那个在灯光下、一遍遍抄写汉字课文的少年，也许不会想到，自己真切地记录了新中国从诞生到成长的大时代。14年后，距离列宁格勒8000公里之外，一个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正经历着新生！
他记得，1949年10月1日，天气晴好。故宫前的巨大广场笼罩着欢乐的气氛，红旗招展，鼓乐齐鸣，大家兴奋地交谈着，有的人还舞起了大秧歌。齐赫文此时已是苏联驻北京总领事，也是唯一坐在观礼台观礼的外国使节。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天安门城楼上——新选举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员都在那里。而齐赫文的目光，迫切搜索着城楼上的另一群人——由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率领的苏联社会团体代表团。他们已乘火车在当天早晨抵达北京，为了一个东方大国的新生而来。
“苏联文化界人士见证新中国的诞生，这在中苏关系史上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时隔60载，齐赫文依然激动不已。
刚从天安门回到东交民巷37号总领馆，齐赫文就见到了周总理的秘书韩叙。韩叙带来一封正式信函，这封信的复印件一直被齐赫文珍藏——
苏联驻北京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先生：
兹通知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公告。
现具函将此公告送达给您，并希望您转给贵国政府。
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必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49年10月1日于北京
事关紧急，齐赫文马上着手翻译，为了更准确地传达内容，他与韩叙用英语和汉语反复确认一些词句。一再确认无误之后，他吩咐工作人员道：“马上发电报给莫斯科！” 这一夜，极其漫长又极其短暂。第二天早8时，齐赫文的房门便被匆匆敲响，值班人员弗拉基米尔急促的声音传来：“我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广播，苏联向全世界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莫斯科与北京有5个小时的时差，当时还在工作中的斯大林接到了这封电报，随后命令发给各大报社电台。”回忆时，已过九旬的齐赫文眼中闪耀着别样的光彩，“苏联由此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10月2日，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向周恩来发来电报：“……由于力求与中国人民保持友好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意愿……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10月3日，周恩来复电葛罗米柯。10月4日，苏联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罗申由莫斯科启程，6天后抵达北京。罗申是外国派驻新中国的第一位外交官。
应周恩来的邀请，齐赫文担任了两国呈递国书仪式的非正式顾问。记忆里，这个庄重的历史时刻清晰如昨：1949年10月16日，罗申由使馆高级官员陪同来到中南海怀仁堂的一间会议厅，着金丝刺绣外交礼服、腰带佩剑、胸挂勋章和奖章的苏联外交官们站成一排，等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到来……
这个场景，被相机定格——担任翻译的齐赫文站在罗申一侧，他戴着一副眼镜，腰间佩剑，神情庄重，双手托着的或许就是翻译文稿。那年，齐赫文31岁，像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一样，英姿勃发。
重回天安门
“改革开放让中国大大跃进了一步”
1999年9月30日，齐赫文再次回到北京。时隔半个世纪再登天安门，他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以俄罗斯宇航员中心领导人瓦连金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捷列斯科娃为首的俄罗斯国际科学文化合作中心和俄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北京，出席相关庆祝活动。由于瓦连金娜·弗拉基米罗夫娜不能飞往中国，齐赫文被委托率领代表团。
抵达北京的当晚，齐赫文就出席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可容纳5000人的大宴会厅，包括齐赫文在内的外国来宾，与中国政府和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还有艺术、科学和文化界代表人士，围坐在一起。招待会上，让齐赫文印象深刻的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一番讲话。朱镕基说，过去5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还特别谈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最近20年。这让再度回到北京的齐赫文充满好奇，尽管从事汉学研究的他一直关注中国的变化，但正如中国古话所说：百闻不如一见。
1999年10月1日，秋风送爽，风和日丽。“这几乎和50年前我出席令人激动的开国大典时的天气一样”，站在东观礼台最前排的齐赫文，内心并不平静，“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半个世纪里，天安门广场是这个国家诸多重要时刻的见证者。”
一幅幅画面仿佛历历在目：50年代初，在“抗美援朝”口号下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人们在扩大几倍的广场上举行庆祝活动，新建的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宣告建设一个新中国的蓬勃生机；1976年1月，周总理的灵车沿着十里长街，在自发来送行的群众的泪水哀悼中远去；1984年10月，参加国庆游行的学生们打出了横幅“小平你好”，中国走上现代化、改革开放的道路，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面貌……此次，重回天安门，他看到了一个与半个世纪之前不太一样的中国，一个让他惊讶、敬佩的中国。
最有说服力的，除了庆典活动，就是规模宏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成就展。60多个展厅、琳琅满目的展品，给齐赫文和俄罗斯代表团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展品令人信服地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50年，特别是近20年间发展、改革和对外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四五十年代我在中国看到的情况相比，中国大大跃进了一步！”
在2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国民经济总产量增加了4.5倍，生产规模扩大了6.5倍；这期间人均消费提高了2.5倍；由于实行开放政策，每年吸收400亿到450亿美元的外资推动了经济的发展。1998年，中国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7位……在北京返回莫斯科的8小时旅途中，一系列数字，一系列亲眼目睹的变化，在齐赫文的脑海中不断翻滚。他不由想起邓小平所说的话，改革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意义，第一，能提高生产力；第二，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三，能增加国家实力。“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道路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中国没有放弃建设社会主义，它在日益繁荣和坚定不移地前进。”
重回天安门的所见所闻，似乎为齐赫文的汉学研究带来更长久的动力。2000年，由他主编的《中国的改革与革命》系列丛书获俄罗斯联邦国家奖，时任总统普京亲自给他颁奖。
故事仍在继续
“中俄友好的未来在青年”
“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俄罗斯作家、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然而，在时代的洪流中，又有几人能独具穿越历史的慧眼？
受涅瓦河水和俄罗斯文化滋养的齐赫文，尽管前后只在中国工作生活了7年，但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纵使20世纪后半叶两个国家各自风云变幻，但唯有文化的共鸣，成为他一生寄情中国的精神纽带。
他记得，他接触的第一个中国人是孙科。
1939年，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会客室。齐赫文被派为斯大林同中国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中山之子孙科的谈话担任翻译。“你好！”齐赫文用中文向孙科打招呼。“你好，年轻人，你懂中文吗？”孙科面有难色，“虽然我是中国人，但我在南粤长大，我的中文在中国都没有人能听懂。”这是齐赫文学习中文以来，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或许得益于此，他后来得到宋庆龄的帮助，致力于孙中山研究，完成了《孙逸仙的对外政策观点和实践》等著作。
他难忘，中国早期革命者的风范。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与苏联援华专家组负责人科瓦廖夫在香山双清别墅见到了毛泽东。齐赫文向毛泽东提了三个问题：如何看待康有为以及19世纪末的改良派？将对中国资产阶级实行什么政策？可否将汉字拉丁字母化？毛泽东断言：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任何字母也替代不了。
1957年，受茅盾邀请，齐赫文与曾任《真理报》副总编辑的茹科夫访问中国。在中南海，他们与周恩来交换了很多关于国际问题的看法。茹科夫关心的是：中国将在什么时候加入联合国？周恩来则用孙悟空最终被接纳的故事回答了他们：最终，我们会加入联合国的。
关于中国的故事，还有很多。他把这些思考置于学术研究的维度中，作为孙中山、周恩来研究专家，出版12部著作、发表500多篇文章……2014年，我们见面时，他正忙于10卷本著作《中国历史：从古代至21世纪初》的出版事宜。3年后，2017年11月，著作最后一卷（第十卷）首发式在莫斯科举行，这也标志着俄汉学界耗时5年的《中国通史》全部编纂完成。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两个国家之间的交往，又何尝不是如此？
“中俄的政治交流正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我和很多俄罗斯汉学家已经注意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构想，也很赞赏中国政府正在推动的文化传播工作。这能让世界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对齐赫文来说，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中俄两国青年能够永远做好朋友，因为中俄友好的未来在青年！”
临别时，齐赫文赠予访者两件礼物：一件是俄中友协副主席库利科娃的著作《俄罗斯中国人民交往》，书中赞美了孕育生长在中俄民间的美好情谊。另一件，便是朋友们为他95岁生日制作的卡片。小小卡片上，翠绿的底色彰显着勃勃生机，身着礼服的齐赫文，胸前缀满了各式荣誉勋章，目光如炬，如1949年10月16日呈递国书时一样，如1999年10月1日重回天安门时一样。
齐赫文说：“我这一生，多半与中国有关。是历史命运的共同性将俄罗斯与中国联系在了一起。”
齐赫文斯基
2012年11月，纪录片《大转折：西柏坡1947—1949》摄制组采访齐赫文斯基。
2014年10月20日，齐赫文斯基在俄（苏）中建交暨俄（苏）中友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致辞。
（资料照片）
《见证：中国改革开放40年40人》
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一版
莫斯科的郊外，像歌中吟唱的一样，静谧、美丽。疗养院的廊道，一位白发先生缓缓踱步。呵！窗外的叶子又黄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他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从新疆，到重庆，再至北京……总是在告别，却总是在回归。就像这窗外的叶子，一茬接一茬。
他在等待，等待着从中国远道而来的新朋友，也等待着与他们一起返回历史现场。黑色拐杖撞击着地面，“咚、咚、咚”的声响，干脆、硬朗，仿佛那是来自记忆深处的召唤。
“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顾问、俄中友好协会理事会名誉主席，齐赫文院士。”他向访者递上中文名片。齐赫文是他唯一的中文名字。
齐赫文的故事，该从何处讲起？
叩开汉学大门
第一位“导师”是孔子
1935年9月1日，列宁格勒哲学、历史、文学和语言学院中文班开学，也是齐赫文17岁生日。身材魁梧的瓦西里·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走进教室。院士打着黑色领结，用粉笔写下一连串汉字。大多数人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文字，大家一笔一画描摹着，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课时。第二节课，院士又用俄语写出了这段文字的译文。“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他说：“这是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教育家孔子的名言，我希望你们都能记下它。”
这大概是少年齐赫文经历过的最忐忑的生日。他无心享用生日晚餐，一头扎进书房，一遍又一遍抄写汉字课文，直至深夜。这句诞生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哲言难倒了大部分新生，让人望而却步。它却成了齐赫文珍藏一生的座右铭。
他是新生中唯一自愿报名学习汉语的。让这个从未到过中国的俄罗斯少年树立志向的，是3位文化“摆渡人”。一位是邻居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父亲经常与这位邻居隔着栅栏交谈，齐赫文几乎每次都能听到有趣的故事，它们大多与邻邦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有关，令他十分向往。还有两位中国艺术家——画家徐悲鸿和京剧艺术家梅兰芳。1934年，徐悲鸿应邀在莫斯科举办“中国近代画展”；隔年春天，梅兰芳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巡回演出15场，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用镜头记录了梅兰芳的《虹霓关》。东方写意美学，在少年齐赫文的心里埋下了种子。
学中文比想象中难得多。列宁格勒哲学、历史、文学和语言学院的老师都是苏联杰出的汉学家。可惜这些汉学家没有人会讲汉语，学生们只能根据语言学家赵元任的语音课录音学习。第三年结束时，最初编入中文班的28名学生，只剩下两名，齐赫文是其中之一。就这样，齐赫文迈进了汉学神秘的大门，第一位未谋面的老师便是孔子，而孔子“教”的第一课，便是东方哲学。
见证“开国大典”
“马上发电报给莫斯科”
那个在灯光下、一遍遍抄写汉字课文的少年，也许不会想到，自己真切地记录了新中国从诞生到成长的大时代。14年后，距离列宁格勒8000公里之外，一个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正经历着新生！
他记得，1949年10月1日，天气晴好。故宫前的巨大广场笼罩着欢乐的气氛，红旗招展，鼓乐齐鸣，大家兴奋地交谈着，有的人还舞起了大秧歌。齐赫文此时已是苏联驻北京总领事，也是唯一坐在观礼台观礼的外国使节。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天安门城楼上——新选举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员都在那里。而齐赫文的目光，迫切搜索着城楼上的另一群人——由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率领的苏联社会团体代表团。他们已乘火车在当天早晨抵达北京，为了一个东方大国的新生而来。
“苏联文化界人士见证新中国的诞生，这在中苏关系史上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时隔60载，齐赫文依然激动不已。
刚从天安门回到东交民巷37号总领馆，齐赫文就见到了周总理的秘书韩叙。韩叙带来一封正式信函，这封信的复印件一直被齐赫文珍藏——
苏联驻北京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先生：
兹通知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公告。
现具函将此公告送达给您，并希望您转给贵国政府。
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必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49年10月1日于北京
事关紧急，齐赫文马上着手翻译，为了更准确地传达内容，他与韩叙用英语和汉语反复确认一些词句。一再确认无误之后，他吩咐工作人员道：“马上发电报给莫斯科！” 这一夜，极其漫长又极其短暂。第二天早8时，齐赫文的房门便被匆匆敲响，值班人员弗拉基米尔急促的声音传来：“我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广播，苏联向全世界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莫斯科与北京有5个小时的时差，当时还在工作中的斯大林接到了这封电报，随后命令发给各大报社电台。”回忆时，已过九旬的齐赫文眼中闪耀着别样的光彩，“苏联由此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10月2日，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向周恩来发来电报：“……由于力求与中国人民保持友好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意愿……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10月3日，周恩来复电葛罗米柯。10月4日，苏联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罗申由莫斯科启程，6天后抵达北京。罗申是外国派驻新中国的第一位外交官。
应周恩来的邀请，齐赫文担任了两国呈递国书仪式的非正式顾问。记忆里，这个庄重的历史时刻清晰如昨：1949年10月16日，罗申由使馆高级官员陪同来到中南海怀仁堂的一间会议厅，着金丝刺绣外交礼服、腰带佩剑、胸挂勋章和奖章的苏联外交官们站成一排，等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到来……
这个场景，被相机定格——担任翻译的齐赫文站在罗申一侧，他戴着一副眼镜，腰间佩剑，神情庄重，双手托着的或许就是翻译文稿。那年，齐赫文31岁，像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一样，英姿勃发。
重回天安门
“改革开放让中国大大跃进了一步”
1999年9月30日，齐赫文再次回到北京。时隔半个世纪再登天安门，他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以俄罗斯宇航员中心领导人瓦连金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捷列斯科娃为首的俄罗斯国际科学文化合作中心和俄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北京，出席相关庆祝活动。由于瓦连金娜·弗拉基米罗夫娜不能飞往中国，齐赫文被委托率领代表团。
抵达北京的当晚，齐赫文就出席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可容纳5000人的大宴会厅，包括齐赫文在内的外国来宾，与中国政府和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还有艺术、科学和文化界代表人士，围坐在一起。招待会上，让齐赫文印象深刻的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一番讲话。朱镕基说，过去5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还特别谈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最近20年。这让再度回到北京的齐赫文充满好奇，尽管从事汉学研究的他一直关注中国的变化，但正如中国古话所说：百闻不如一见。
1999年10月1日，秋风送爽，风和日丽。“这几乎和50年前我出席令人激动的开国大典时的天气一样”，站在东观礼台最前排的齐赫文，内心并不平静，“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半个世纪里，天安门广场是这个国家诸多重要时刻的见证者。”
一幅幅画面仿佛历历在目：50年代初，在“抗美援朝”口号下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人们在扩大几倍的广场上举行庆祝活动，新建的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宣告建设一个新中国的蓬勃生机；1976年1月，周总理的灵车沿着十里长街，在自发来送行的群众的泪水哀悼中远去；1984年10月，参加国庆游行的学生们打出了横幅“小平你好”，中国走上现代化、改革开放的道路，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面貌……此次，重回天安门，他看到了一个与半个世纪之前不太一样的中国，一个让他惊讶、敬佩的中国。
最有说服力的，除了庆典活动，就是规模宏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成就展。60多个展厅、琳琅满目的展品，给齐赫文和俄罗斯代表团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展品令人信服地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50年，特别是近20年间发展、改革和对外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四五十年代我在中国看到的情况相比，中国大大跃进了一步！”
在2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国民经济总产量增加了4.5倍，生产规模扩大了6.5倍；这期间人均消费提高了2.5倍；由于实行开放政策，每年吸收400亿到450亿美元的外资推动了经济的发展。1998年，中国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7位……在北京返回莫斯科的8小时旅途中，一系列数字，一系列亲眼目睹的变化，在齐赫文的脑海中不断翻滚。他不由想起邓小平所说的话，改革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意义，第一，能提高生产力；第二，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三，能增加国家实力。“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道路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中国没有放弃建设社会主义，它在日益繁荣和坚定不移地前进。”
重回天安门的所见所闻，似乎为齐赫文的汉学研究带来更长久的动力。2000年，由他主编的《中国的改革与革命》系列丛书获俄罗斯联邦国家奖，时任总统普京亲自给他颁奖。
故事仍在继续
“中俄友好的未来在青年”
“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俄罗斯作家、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然而，在时代的洪流中，又有几人能独具穿越历史的慧眼？
受涅瓦河水和俄罗斯文化滋养的齐赫文，尽管前后只在中国工作生活了7年，但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纵使20世纪后半叶两个国家各自风云变幻，但唯有文化的共鸣，成为他一生寄情中国的精神纽带。
他记得，他接触的第一个中国人是孙科。
1939年，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会客室。齐赫文被派为斯大林同中国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中山之子孙科的谈话担任翻译。“你好！”齐赫文用中文向孙科打招呼。“你好，年轻人，你懂中文吗？”孙科面有难色，“虽然我是中国人，但我在南粤长大，我的中文在中国都没有人能听懂。”这是齐赫文学习中文以来，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或许得益于此，他后来得到宋庆龄的帮助，致力于孙中山研究，完成了《孙逸仙的对外政策观点和实践》等著作。
他难忘，中国早期革命者的风范。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与苏联援华专家组负责人科瓦廖夫在香山双清别墅见到了毛泽东。齐赫文向毛泽东提了三个问题：如何看待康有为以及19世纪末的改良派？将对中国资产阶级实行什么政策？可否将汉字拉丁字母化？毛泽东断言：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任何字母也替代不了。
1957年，受茅盾邀请，齐赫文与曾任《真理报》副总编辑的茹科夫访问中国。在中南海，他们与周恩来交换了很多关于国际问题的看法。茹科夫关心的是：中国将在什么时候加入联合国？周恩来则用孙悟空最终被接纳的故事回答了他们：最终，我们会加入联合国的。
关于中国的故事，还有很多。他把这些思考置于学术研究的维度中，作为孙中山、周恩来研究专家，出版12部著作、发表500多篇文章……2014年，我们见面时，他正忙于10卷本著作《中国历史：从古代至21世纪初》的出版事宜。3年后，2017年11月，著作最后一卷（第十卷）首发式在莫斯科举行，这也标志着俄汉学界耗时5年的《中国通史》全部编纂完成。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两个国家之间的交往，又何尝不是如此？
“中俄的政治交流正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我和很多俄罗斯汉学家已经注意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构想，也很赞赏中国政府正在推动的文化传播工作。这能让世界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对齐赫文来说，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中俄两国青年能够永远做好朋友，因为中俄友好的未来在青年！”
临别时，齐赫文赠予访者两件礼物：一件是俄中友协副主席库利科娃的著作《俄罗斯中国人民交往》，书中赞美了孕育生长在中俄民间的美好情谊。另一件，便是朋友们为他95岁生日制作的卡片。小小卡片上，翠绿的底色彰显着勃勃生机，身着礼服的齐赫文，胸前缀满了各式荣誉勋章，目光如炬，如1949年10月16日呈递国书时一样，如1999年10月1日重回天安门时一样。
齐赫文说：“我这一生，多半与中国有关。是历史命运的共同性将俄罗斯与中国联系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