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人民网 文化>推荐

单田芳自传:我要是不说书了真不知道干什么去

2018-09-12 06:39 新民晚报  作者:武云溥

单田芳,评书表演艺术家。原名单传忠,1935年生于天津,出身曲艺世家,后随父母迁居东北。1955年加入鞍山市曲艺团,逐渐成名,说过《三国》《隋唐》等十多部传统评书,以及《林海雪原》《平原枪声》等新书。“文革”期间下放农村,1979年重返艺坛,开始录制广播评书和电视评书,风靡全国。至今录制了百余部评书作品,在全国近五百家电台、电视台播放,听众过亿。代表作有评书《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

图说:单田芳自传《言归正传》。网络图

单田芳76岁,说了55年评书,据说现在全国每天有1.2亿人,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听他说书。人们熟悉他那略带沙哑的嗓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分解了几十年,现在他出了本自传《言归正传》,准备讲讲自己的故事。

故事从哪里讲起呢?伪满洲国、民国,到新中国,民间艺人颠沛流离,四海为家。2010年12月22日午后,单田芳在北京家中缓缓开腔,感慨万千。

小时候觉得说书和要饭差不多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我家是世家,从爷爷辈到父辈,都是搞曲艺的,从小我就受这个氛围的熏陶。旧社会艺人没有地位,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下九流”这话外面人说得不多,净是咱们艺人自个儿这么说,确实心酸。江湖艺人命薄,说书也好,唱戏也好,无非都是没钱,糊不住口,得让孩子打小学个本事,或者撒出去拜师,跟着戏班子到处跑,不用吃家里的口粮。

单田芳,评书表演艺术家。原名单传忠,1935年生于天津,出身曲艺世家,后随父母迁居东北。1955年加入鞍山市曲艺团,逐渐成名,说过《三国》《隋唐》等十多部传统评书,以及《林海雪原》《平原枪声》等新书。“文革”期间下放农村,1979年重返艺坛,开始录制广播评书和电视评书,风靡全国。至今录制了百余部评书作品,在全国近五百家电台、电视台播放,听众过亿。代表作有评书《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

图说:单田芳自传《言归正传》。网络图

单田芳76岁,说了55年评书,据说现在全国每天有1.2亿人,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听他说书。人们熟悉他那略带沙哑的嗓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分解了几十年,现在他出了本自传《言归正传》,准备讲讲自己的故事。

故事从哪里讲起呢?伪满洲国、民国,到新中国,民间艺人颠沛流离,四海为家。2010年12月22日午后,单田芳在北京家中缓缓开腔,感慨万千。

小时候觉得说书和要饭差不多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我家是世家,从爷爷辈到父辈,都是搞曲艺的,从小我就受这个氛围的熏陶。旧社会艺人没有地位,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下九流”这话外面人说得不多,净是咱们艺人自个儿这么说,确实心酸。江湖艺人命薄,说书也好,唱戏也好,无非都是没钱,糊不住口,得让孩子打小学个本事,或者撒出去拜师,跟着戏班子到处跑,不用吃家里的口粮。

我生在天津,外祖父王福义是最早闯关东的那批民间艺人,我母亲唱大鼓,父亲是弦师,小时候我就在后台扒拉着看——那会儿艺人们演出都不卖票,说完一段书,拿个小笸箩,下去给人敛钱。一段书三分钱,“捧场了捧场了”,就这么喊。人家爱给就给,不给钱也没辙。当时我心里感觉着,这跟要饭也没啥区别啊,我可不愿干这个。

解放后我也大点儿了,想的是念书考学。1953年高中毕业,东北工学院和沈阳医学院都给我寄了录取通知书。我想当医生,穿个白大褂,戴个听诊器,往屋里一坐,多绅士啊,起码不受风吹日晒。

可是赶上得场病动手术,耽误了小半年时间。再去学校里上课,老师讲什么我都听不懂。人家学校不等你,功课压力特别大,我又心生厌烦,这就不想念书了,然后家里就给我找个老婆,也是说书的。这样家里人就成了只有我一个不说书,老婆就说,咱俩要干同一行,以后也好相互照应。当时我父亲的朋友,后来成了我的师傅,叫李庆海,他跟我念叨,说你母亲现在说书,一个月能有五百块钱收入。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鸡蛋三分钱一个,猪肉一斤五毛四,大米一斤一毛八。一般工人一个月工资六七十块钱,高级工程师才到一百多块。家里人就这么你说来我说去的,都劝我,还是学评书吧。

头一次上台分到五块四毛钱

我本来是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干什么脏活累活我也不干这个。后来看见,解放了到底不一样,不用拿笸箩敛钱,都改卖票了。说书的也成了文艺工作者,不像以前叫戏子。艺人受了尊重,梅兰芳在旧社会得的博士,解放后大家还是叫他“梅博士”。可见不管什么时代,你是光鲜体面还是穷困潦倒,归根到底是看你有没有真本事,有本事就受重视。

吃大苦受大罪遭冷落,这都是常事。都知道我老家天津是曲艺之乡,天津人可厉害,爱起哄。俗话说“京油子卫嘴子”,这话不虚,北京人还给点面子,天津人是你一登台,下面就有人带头喊:“下去吧!”一堆人跟着喊,台上的你这还怎么说?

这种场面,我看别人演出时有不少,自己倒没遇上过。20岁我登台,也紧张,稀里糊涂就说了俩小时,一看台下反应还不错,没轰我,这就有了底。其实说了些什么,我自己都没印象。到家很高兴,数数钱吧,说这一场下来,大伙儿分成,我分到五块四毛钱。我心想这不错,说书还真能挣钱,照这样一个月下来怎么也该有二百块钱吧,足够了。

到今年我从艺55周年,基本上一帆风顺。所以我跟徒弟说,毕竟我从小跟父母在茶社里摔打过来的,有时候台下两三个人听,还得照说不误,完了连温饱都解决不了。这些经验都是动力,因为我肚子里有货,没名气,好,我想法出名;听众不叫好,我想法让他们叫好。没这个精神,你出不来。

解放军围长春,捡回一条命

我在东北呆了几十年,东北人本身粗犷,头脑活跃,有句话讲“江北的胡子不开面儿”,知道什么意思吗?“胡子”就是土匪,旧社会太多了,以抢劫为生。你路上遇见胡子了,说是三爷介绍你来的,或者我是谁谁的门下,三老四少给个面儿,该让路的让路,该关照的关照。这都是在西南一带,东北不行。东北的胡子不给面子,管你是三爷还是四爷介绍来的,照样截住打一顿。所以乱世求生,就是门学问。我那时候都是靠父母,父母领着走江湖,自己不能独立。每个行当都有行话,也叫“切口”,学会切口那是行走江湖人的基本功。比如我姓单,跟同行就说我的姓是“风量弯儿”。对方说哦,那我姓“抄手弯儿”,我就知道他姓李。这样我俩说话,外人听不明白。旁边要有外人怎么办呢?提个醒,说“念团”,就是这有外人,咱别说了。远远瞅见警察来了,“冷子来了”,好,收拾东西赶紧走,小心挨揍。

1948年很凶险,解放军包围长春,据说国民党守军有13万人,连老百姓80多万人困在城里,没水没电,弹尽粮绝。我们家算比较富裕一点,先买下粮食,大缸小坛的都装满埋起来,当时估计这点粮食能维持几个月不断顿。可几个月后呢?谁知道这仗要打多久?最后就是一家人冒险逃出城去,往解放区跑。我现在总结,都是“命不该死”。机遇也是一样道理,人家说我怎么动不动就宿命论出来了,我说我不迷信,可人得承认机遇这回事,机遇就是命运。跟我同辈同龄说书的十几个人,就我是所谓的脱颖而出,别人都早早改行干别的去了。反倒是我这本来不想说评书的,一直说到如今,你说不是命运?

刚解放那会儿,我靠说书有了经济收入,也有了社会地位,打心眼里高兴。走合作化道路,成立人民公社,我在辽宁鞍山定居下来,说书也算小有名气,不觉得这行当低贱了。这辈子两次新生,全国解放算头一回。

要说第二次新生,得先说我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苦,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前所未有的,不管什么人都要在革命舞台上表演。后来我才知道,这比打仗厉害多了。打仗时候幸存者还是挺多啊,飞机扔炸弹,哪儿就那么巧就扔你头上?可要论危险系数,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无一幸免,谁都跑不了。

祸从口出,“文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刚三十出头,按说年轻人难免有犯错误的时候,尤其我这说书的,往往祸从口出。但现在咱们要更正,我不认为我的言论有什么错误,只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就成了反党言论。

举个例子,当年全民大炼钢铁,说书的不说了,唱戏的不唱了,都得参加劳动。可咱又没学过冶炼知识,怎么炼啊?我说这就是起哄,是浮夸。大队院子里堆个高炉,也就比房子高一点,哪儿弄铁去?各家各户搜集捐献,锅碗瓢盆凡是铁的都捐出来,扔到高炉里拉开风闸就炼。昼夜不停,不让人回家,孩子放到托儿所都没人管。就这么炼个三天五天,炉门一开,都是铁渣子,成品都炼成了废品。好,单位领导一句话:我们这几天大干,又炼出几百斤钢铁,给国家作出了贡献,拿红纸写上数目,大伙儿敲锣打鼓,到区里、市里报捷去。

各单位皆是如此,这算什么现象?共产党讲究实事求是,这可好,整个儿颠倒了,胡说八道嘛。老百姓当然有意见,可谁要敢说这么干不对,准有人汇报上去,给你上纲上线,就有“进去”的危险。

这道理都是后来明白的。当时我年轻,爱发牢骚,平时就有人给记下了。1964年,文化部秉承毛主席指示,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今往后工农兵要占领舞台,要说新唱新,破除“四旧”。四大名著都不能说了,只能说新书,最流行的是《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苦菜花》这些。我们说书人学的都是传统书,谁也没说过新书,这东西太费劲了,很头疼。书里写到的解放军和干部,他们就跟台下坐着呢,这怎么说?张口结舌,老百姓也听不进去,觉得你说得没意思。

要说这是上头的政策,咱们开国家的工资,不听也得听,照办就是了。可基层领导还要大家讨论,讨论的原则是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秋后算账,许诺这些个,让你畅所欲言。实质上这是勾你说真话。那时候我老伴还活着,回家就跟我说,到时候开会,别说啊,千万别发言。我点头答应。开了三天会,我一声不吭,看旁边很多人也都明白这道理,都不说话。领导就点名:小单,你说说看,现在让说新书,这个政策怎么样?

不说不行啊,我就说起来,一说就控制不住了。我说主席老人家号召咱们说新唱新,这是对的,咱们不能净夸赞封建时代的英雄豪杰,现代的英雄也得说啊,这点我非常赞同。领导说好,你继续讲。我说但这么“一刀切”,我有意见。我认为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积累下来,不是平地就冒出个新中国。就拿四大名著来说,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我听说国外都有翻版,几十个国家都视为财富,咱们就不让说了,这有点过分。

噼里啪啦说完,坏了,后来给我定成“现行反革命”,全家遣送鞍山远郊农村,劳动改造。

四年漂泊,感觉自己像特务

从小生长在城市,我是苗草不分,到农村什么活儿都不会干。而且我下放那地方,在东北地区是穷中之穷,干一年挣不了三百块钱。光口粮钱就得两百四十块,一年口粮三百六十斤,是毛粮,磨下来就二百多斤成品粮,哪够吃?农村老百姓本地人还有个亲戚能照应,咱是外来户,戴着“帽子”下来的,人生地不熟,可想而知是什么处境。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城里,满腹委屈无处申诉。为了糊口,家里所有的东西变卖一空,坚持了四年,到后来就根本吃不上饭了。我心想这样下去,非死在这儿不可。与其等死,不如铤而走险。我就跑了。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吃饭要粮票,住宿要介绍信,到处都有民兵,天罗地网,你能跑到哪里去?可我愣是从农村跑出来了,就在外头漂荡,哈尔滨、长春、沈阳,好多地方。当时的心情,感觉自己就跟台湾来的特务一样,随时防范人家抓捕。为了维持生活,我跟别人学了制作一种手工艺品,叫“水泡花”,拿个罐头瓶泡着几朵小花,叫我女儿到百货商场门口去卖。人家一看,那花儿五颜六色的挺好看,就都来买。除掉工本,一瓶能挣几分钱。积少成多,攒到几块了,就能买粮吃。苞米面一斤三块钱,那也得买,也得活着。

四年多在外边漂流,做梦也没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听说这消息的时候,我还在外边漂着呢,是有朋友告诉我,你那些事儿可以解决了,有说理的地方了。我心想“平反昭雪”这词,古书里边有,现如今不可能。朋友说不骗你,党中央给做主了。

我这才敢回家去,找到有关单位。这是1978年3月,事情还是难办,因为当年整我那些人还在,他们可不会承认错误,就互相推诿。我告到市里,市里有落实政策办公室,派了专案组下来解决,不光我一个人的事儿,是好多人的问题。过了半年,最后查清楚,我确实冤枉,应该彻底平反。

于是我恢复名誉,恢复公职,迁回城市,还拿到了国家赔偿我的十年工资——共计八千多块钱。

那年,我44岁,重返舞台。

录广播电视节目,我出大名了!

说书这行当,到改革开放以后,又是新局面。书还叫评书,说法不一样了。我的理解,在茶社里说书,面对观众,有随意性,随便动弹动弹,说点车轱辘话,说完一段抽根烟都没关系。电台不行,电台对的是全国观众,要求简洁明快。上电视说书更不一样,要求更严格。

开始不适应,录音的时候,面对麦克,空无一人,说成什么样也看不着观众反应,怎么整呢?我想了一个办法:录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能看到外面的录音员,还有俩监听的,还有个主任,录书的时候他们天天在外头坐着,我透过玻璃看得清清楚楚。我一想,就拿他们当观众,他们也是人,我在里边说,看外边他们的表情。我一抖包袱,他们张嘴一乐,我心想这包袱抖响了。要是看见他们在外头唠嗑或是打盹,那说明这段书说得松懈,没把他们吸引住,我就得注意了。到后来就越说越熟,哪到哪怎么说,一点不错。如今,全国四百多家电台,都有“单田芳书场”,每天超过一亿听众。我要是不说书了,真不知道干什么去。

(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2期单田芳言归正传话平生)

(责任编辑:姜越)
分享到:

查看全部评论

精彩推荐